健康城镇化背景下的流动人口发展趋势与对策

我国当前的流动人口总量已达2.61亿,未来将望继续增加。流动人口构成中大部分为从农村流向城市的人口,他们的城镇化状态与发展趋势是我国推进健康城镇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不可回避的课题。鉴于当前流动人口的城镇化转型尚存在许多突出问题或矛盾,针对源于农村的流动人口城镇化问题,分析这一社会群体的社会属性、城镇化特征和可能趋势,进而提出在健康城镇化的语境下流动人口的城镇化策略。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困境分析

中国自城镇化以来,大量农村人口走出了农村,但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及其配套政策的残缺,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城市,"流动"成为这一群体的主要特征。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成为制约新型城镇化进程的瓶颈和关键。通过分析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面临的困境及其成因,另辟蹊径地提出发展县域经济,以小城镇为过渡的化解对策。     

中国流动人口融合政策评估——基于均等化指数和落户指数的分析

当前中国流动人口融合政策包括均等化政策和落户政策。针对两类政策,论文分别构建了均等化指数和落户指数,利用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的8个城市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对其流动人口融合政策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8个城市的均等化水平都不高,城市之间差别不大,流动人口的均等化工作仍任重道远。东部城市倾向于将均等化作为吸引劳动力的重要政策,希望吸引"普通人力"保持GDP增速以"开源",而中西部城市更多考虑如何减少财政压力以"节流"。各城市的落户难度差异较大。一般而言,城市的行政级别越低、财政压力越小、人口规模越小、户口含金量越低,在该城市落户越容易。落户政策是地方政府吸引投资和"精英人才"的策略。     

人口流动视角下的城镇化分析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人口从乡村向城镇转移,在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影响着城镇化质量。在此背景下,本文测度、分析我国及各省市的流动人口规模及其对城镇化的影响,并基于城镇化率和非农户籍人口比重的比较探讨我国及各地区的城镇化质量,结果发现:一是我国正经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主要是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流向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但人口由中部向东部流动比由西部向东部地区流动更为明显。二是人口流动使得流入省和流出省的城镇化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这在人口流出大省和流入大省表现尤为突出。三是随着人口流动规模的迅速增长,各地普遍存在着城镇化率高于其非农户籍人口比重的状况,且有持续增长趋势,即各地存在许多没有非农户籍的人口,这部分人无法享受城镇化福利和待遇,这与城镇化的实质相悖,我国城镇化质量有待提高。     

中国跨省流动人口状况——基于“六普”数据的分析

利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不同省、市、自治区的跨省流动人口和分省户籍人口分布状况,以及分省迁入率和迁出率进行了估计。通过构造常住地-户籍地迁移矩阵,并计算相应的流出和流入人口在区域上的分布,通过对几个流入人口大省和流出人口大省的人口流入和流出状况进行分析,回答了他们是从哪来的,以及他们到哪里去了。同时对不同地区流动人口受教育状况,离开户籍所在地的时间也进行了描述。最后还对迁移率与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基于成本与收益视角看新会计准则的出台

新会计准则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会计准则又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制度变迁。从制度成本和制度收益的视角分析了此次新会计准则的出台,制度成本与制度收益的均衡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会计准则的研究需不断深入,会计准则体系需不断完善。     

控制权收益与超控制权收益——基于企业能力理论的视角

多数文献将控制权收益定性为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是一种掏空公司的行为。从企业能力理论视角来说,控股股东是基于其独特的组织资源和能力获取控制权收益,这种收益具有合理性,它是对控制性股东卓越组织能力的回报以及在组织过程中对控制权成本的补偿。而超控制权收益则是控股股东组织能力之外的滥用权力和钻法律漏洞所获得的一种非生产性回报,不具有系统性和可持续性,表现为对中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侵害和掠夺。对控股股东侵害的规制,应在保护其合理控制权收益的基础上遏制其超控制权收益。     

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化——基于城市特征与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在理论分析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城市化影响的基础上,利用2015年240个城市特征数据与2016年流动人口监测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户籍管制抑制了流动人口迁移的稳定性与完整性,是城市选择性吸纳高禀赋人口的重要制度工具。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有助于促进流动人口自身稳定与家庭完整迁移,但基本公共服务的正向作用不足以抵消户籍管制的负向影响。研究结果还发现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与完整性的影响存在个体差异。户籍管制制约了新生代流动人口迁移的稳定性与完整性,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则有利于新生代流动人口与高禀赋人口的稳定与完整迁移。     

长株潭城市群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

流动人口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与我国三个典型的城市群相比,长株潭城市群的流动人口动力、来源和规模具有地方特点。在长株潭＂两型社会＂的构建中,对于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除了政府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外,社会及流动人口个人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主要是各种思想观念的转变,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以服务为出发点,开创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的新局面。     

An Agency Perspective on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Privatiz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unifi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discuss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privatization using the recent advances of Incentive Theory. I begin by presenting a simple model in which the State (the principal) delegates a task (e.g., the production of a public good) to the private sector (the agent). I give and discuss conditions for the “Irrelevance Theorem” due to Sappington and Stiglitz [Sappington, D., & Stiglitz, J. (1987)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6, 567–582] to hold under complete contracting. I then show how various contract incompletenesses can make either public or private ownership optimal. Finally, I provide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these results. I thank Patrick Rey and Wilfried Zantman for useful comments on an earlier draft. The excellent comments of two referees have also improved substantially the presenta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paper. I am deeply indebted to Denis Gromb for his extremely detailed comments.     

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的不协调问题——基于财政分权的视角

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经济竞争。在此形势下,地方政府实行了工业用地优惠出让和压低劳动力价格等措施;同时,为弥补财力不足,地方政府又大量依赖土地财政,这些都使得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不协调。2000-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分位数回归分析证实了财政分权对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不协调的显著影响。因此,要想协调推进城市化进程,必须对财政体制和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机制进行相应改革。     

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通过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和多元回归模型考察了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及其影响因素。近年来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不断增加,人口流动之后推迟了初婚年龄。实证结果显示,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特征表现为男高女低、农业户口低于非农业户口、少数民族高于汉族的特点,且随着自身和配偶教育程度提高而推迟;新生代流动人口跨省通婚的,其初婚年龄高于省内通婚的。在就业特征方面表现为经济能力较强者可能会比经济能力差者初婚年龄来得低。此外,乡城流动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更多受通婚圈、配偶教育等社会融合因素的影响,而城城流动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更多受自身教育水平、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特点与问题

主要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结合往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和统计数据,采用统计分析和对比分析方法,对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变化特点以及在城市化发展阶段过程中的主要人口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当前城市化中人口变动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城市化带来人口过度向东南部大城市集中,造成城市资源超载和环境问题加剧;人口空间分布不均导致西部人口较少,影响国家安全与稳定;家庭规模小型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给我国养老事业带来严峻挑战;城市化发展同时加剧了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社会融合问题。     

金融发展与城市化:基于政府治理差异的视角

二十世纪以来,金融发展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影响涉及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本文研究的中心是探讨金融发展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并且针对不同的传导机制进行归类研究.通过理论剖析和文献总结,我们发现传导机制的作用发挥是依靠国家宏观调控来实现的,并且和政府治理水平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又进一步探讨是否全球范围内的不同国家的制度因素,如政府治理水平的差异,是否会对这个传导机制造成显著的影响,之后我们利用1995-2008年的120个国家的全球数据,使用有效克服金融内生性因素的面板2SLS方法进行了实证验证,我们发现这种传导机制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并且这种显著性受制于各国的政府治理发展状况,这对我们进一步优化城市发展结构,提高城市的发展潜力,特别是金融业如何能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如何加强城市金融业发展的政府监管作用也具有指导作用.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2—200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3个角度对我国工业SO2、废气、废水、粉尘、烟尘的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并对城市化水平对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工业污染排放强度与工业规模效应、城市化水平均呈倒U型曲线关系;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在不同年份对我国工业污染排放强度下降的影响方向和贡献程度有所不同,但总体来看,技术效应的贡献最大;技术水平提高是城市化促使工业污染排放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高等教育文凭信号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对高等教育文凭信号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了系统分析,界定了高等教育文凭信号的发送成本与收益的内涵,并利用货币计量法对高等教育文凭信号的收益率进行了测算。     

非正规就业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基于北京市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采用干预效应模型和倾向值加权模型,在控制了就业类别的选择偏差基础上,分析了正规就业的流动人口与非正规就业的流动人口在社会融合方面的差异。结果表明,流动人口中的正规就业者和非正规就业者,在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职业和工作获得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别。在控制选择偏差以后,非正规就业的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水平显著低于正规就业的流动人口。剥离户籍对就业机会、就业身份和就业保障的影响,是户籍改革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