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专项资金审计的几点思考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为了推动农业经济发展,提升农民生活水平,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我国从2004年至今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三农"工作,颁布了一系列与农村发展有关的惠民政策,涉农资金种类和规模逐年增加。本文主要针对涉农资金审计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几点思考。     

城市居民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纵向比较研究

通过对2003年和2011年中国内地18～65岁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探讨了影响中国城市居民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因素,并将2003年与2011年的结果进行纵向比较。研究结果发现,2011年城市居民总体生活质量较2003年有实质性提高,年龄、收入、就业状况、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居住地点与城市居民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存在线性相关。但现有的社会阶层结构使城市居民不能完全享受健康公平,需要通过医疗改革进一步推动健康相关资源的合理配置,以满足更高层次的健康需求。     

我国各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测度及其与经济适应性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各省2002年到2009年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从"低保"标准增长率与宏观经济变量增长率以及"低保"水平与当地经济相对地位两个方面对其与当地经济适应,性进行分析.分析表明:我国各省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与我国东、中、西部的划分基本一致,与经济发展基本适应,但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低保"水平的调整应建立与宏观经济指标的联动机制.     

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影响因素与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各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不断提升.本文利用我国36个城市1998-2005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影响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变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及其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最低生活保障而非基本生活保障;"低保"标准并未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低保"标准对贫困者就业意愿具有较弱的负效应.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提出建议:对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动态提高标准、施行分层梯度式"低保"标准以及建立互动支持系统,促进"低保"受益者就业.     

“中国模式”不可复制论

我国改革开放取到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中国发展模式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有庞大的人力资源储备、巨大的市场规模、适当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国际局势。但"中国模式"不可复制,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人力资源储备非其他国家能比、中国特色的制度难以模仿、巨大规模的市场不能再现。"中国模式"对其他国家的最大启示是各国都要认真分析本国国情,将外部有利因素与本国国情相结合,解决自己的问题。     

安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评价及其空间格局分析

在构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客观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通过主成分分析法、TOPSIS方法以及LISA方法分别对安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进行测度、居民生活质量差异进行综合评价以及分析居民生活质量的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①居民生活质量的相对贴近度最高(0.5)的城市有合肥(0.7767)、马鞍山(0.6563)、芜湖(0.6139)、铜陵(0.6054)和黄山(0.5197),相对贴近度最低(0.3)的城市有亳州(0.2809)、宣城(0.2606)、池州(0.2576)和阜阳(0.1897);②目前对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具有首要影响因素的是社会方面,其次是经济发展水平,最后是生态环境方面;③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水平指数存在显著差异和明显的空间相关特征,其空间关联模式呈现出低—低(LL)型、低—高(LH)型、高—低(HL)型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改善与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对策与建议。     

农村贫困与构建和谐社会

贫困与反贫困是人类的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世界贫困人口的大约75％居住在农村。中国是一个二元经济结构极其明显的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城市居民长期享受着政府给予的一系列倾斜政策,诸如经济发展政策、教育资金投入政策、就业政策、补贴政策、福利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远高于农村居民,城乡收入差距悬殊。在中国政府着力于解决人们生活绝对贫困的背景下,贫困的范畴主要界定在农村,政府所提出的消除贫困计划和措施,也主要是消除农村贫困,消除农民的贫困。     

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实证研究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了二十年。本文利用35个城市2010年的横截面数据对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实证研究,以检验各种经济因素在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虑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影响后,人均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和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没有影响。各地应该建立基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职工平均工资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使城市贫困者共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带来的成果。     

我国FDI发展与存在问题浅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引进外资，外资的流入弥补了我国经济发展资金不足的缺口。中国作为全球外商资本流入大国，外资在投资方式、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等存在很多特点，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针对我国FDI的发展与存在问题进行分析。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演进与启示

中国的经济体制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转轨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对应,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问题,塑造新经济发展模式需要从经济体制、市场主体、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增长、产业选择和调控方式等方面做出调整。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有不断调整优化,才能实现持续发展和大国崛起的目标。     

经济学家对剩余认识的分歧说明了什么

自魁奈提出"纯产品"学说以来,经济学家对剩余认识的分歧一直难以弥合,这是由他们对剩余研究的目的决定的,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研究剩余的来源或源泉都是为了给剩余的归属即剩余的占有找到更"合理"的出路,与剩余的真正来源无关.由他们所戴的理论有色眼镜所决定,经济学家把剩余的来源分为劳动说、创新说、不确定性说和监督说.劳动说体现的是社会公平正义,创新说注重的是激励,不确定性说强调了企业家的责任,监督说意在减少偷懒.只要我们不怀任何偏见,这些不同的学说就会为解决目前的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矛盾提供有效的思路和方法.     

平衡计分卡的五大认识误区

平衡计分卡是先进的企业业绩评价系统和战略管理系统。由于平衡计分卡设计和应用的特殊性，对它存在着若干认识误区，对此进行了剖析。阐明了在设计和应用平衡计分卡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事项会计信息系统构建初探

二十一世纪人类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信息化给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基于会计循环的会计信息系统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本文借助事项会计理论和事件驱动模型构建事项会计信息系统.     

地区差异对居民消费影响分析

本文利用总体多样性分解方法和对应分析方法 ,定量测定与分析了地区差异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影响的程度。为我国政府实施西部大开发计划、缩小地区差异提供依据。     

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安徽县域经济竞争力实证研究

坚持科学发展观是保证县域经济全面、可持续、协调发展的至关重要指导思想。文章构建了一个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县域经济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安徽省县域经济进行了实证分析和评价,提出了安徽省县域经济科学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基于共词分析的国外新兴产业研究知识网络分析

采用共词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发表于2001—2013年的国外新兴产业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利用知识网络图可视化展示该领域的知识结构和研究热点,并分析未来研究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国外新兴产业研究领域的知识网络内含新兴技术、创新、创业、新兴市场、新兴经济、发展与演化、技术路线7个子网;"创业"子网覆盖的知识点最多,是最重要的研究主题;新兴技术、创新、创业、新兴市场和新兴经济等知识点既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也是知识网络的信息连通点。分阶段对比研究结果显示:近年来该研究领域的知识网络结构变化幅度较大,发展与演化、制度、知识、公共政策、信息技术与管理、研发、学习等是近期研究的核心知识点,创业、发展与演化、新兴市场可能是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     

基于决策树法的有效技术创新识别认定研究

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意可行性论证的必要性、可行性影响因素及论证的基本流程;然后在对有效技术创新识别认定标准及方法简要分析的基础上,以“成本-效益”为视角,利用决策树法构建有效技术创新识别的认定模型,该模型利用决策树法的逆序归纳进行信息分析,计算出不同行动的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差值,根据该差值与企业利润期望值的符合程度识别认定有效技术创新。     

开放经济下中国外资银行监管——基于外资银行特别监管的国际经验考察

基于借鉴吸收国际金融监管及立法经验,发挥外资银行对我国金融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有必要在四个方面调整:改革外资银行的监管体系、加强外资银行的准入限制、提高对外资银行运营中的审慎监管以及完善对外资银行的市场退出监管。     

基于合法性视角的国际企业战略联盟研究

以制度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国际企业战略联盟的内部合法性与外部合法性问题。通过对战略联盟内部合法性、外部合法性概念、作用的阐述,构建了一个整合框架,进而分析了企业特征、环境特征对企业获取合法性的影响,进一步拓展了基于制度理论的战略联盟研究,为国际企业的跨区域扩张,尤其是为新兴经济国家或转型经济国家的市场整合提供了新的解释与思路。     

企业品牌的脆弱性及其评价方法探讨

品牌脆弱性是衡量其抵御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干扰能力的一种度,它表现为品牌的易逝性和品牌声誉的难以挽回性.影响品牌脆弱性的因素可能来自于品牌自身、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等各个方面.在对品牌脆弱性进行分析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企业可以采取相应措施降低自身品牌的脆弱性,增强其抗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