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匹配后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机制和效应。基准分析表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整体上能够显著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但不同类型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中高收入群体和不健康群体,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应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主要通过降低城市的客观环境污染、降低居民感知的主观环境污染和增强居民对政府满意度来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政府和公众环境关注度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调节效应。本文为客观评估城市层面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居民主观福利效应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也为实现环境治理和提升人民幸福感的“双赢”目标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社会流动影响居民幸福感吗——来自中国转型期的经验证据

利用CGSS数据分析我国社会流动、机会不均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论显示:(1)与父代的职业地位相比,子代向下的社会流动将会显著降低其主观幸福感,而向上的社会流动并没有显著地促进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2)机会不均等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十分显著,它与向下社会流动的交互效应对居民的幸福感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意味着机会不平等感知增强了社会不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城市人口聚集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城市人口聚集可能通过规模效应和拥挤效应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和城市层面宏观数据的研究表明,城市人口聚集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曲线拐点处为0.06万人/平方公里。以个体特征差异分组后发现,农村户籍居民与中低技能劳动者能够更多地得益于城市人口聚集。就城市特征异质性而言,人口聚集能够显著提升三线城市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在更换回归模型、被解释变量代理变量与测度范围后,结论仍然一致且稳健。中间机制分析表明,城市人口聚集通过改变个人收入与工作环境满意度、社会信任水平和通勤时间等途径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数字金融的幸福感效应及机制研究

数字金融发展质量对居民幸福感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基于自我决定理论,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1—2017年数据,检验数字金融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后发现,数字金融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U型,即早期低水平的数字金融降低了居民主观幸福感,但中后期高水平的数字金融能有效提升幸福感。这意味着数字金融发展存在两面性,既可能损害居民利益降低幸福水平,也可能通过提高效率和促进公平增强幸福水平,需要建立完备的数字金融发展与监管体系。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通过影响个体的经济状况、精神状况和主观社会地位作用于主观幸福感。因此,应在完善监管制度的情况下,不断加大数字金融的建设力度,通过财税政策引导企业建立多品类的金融服务体系,为居民增强幸福感赋能。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生活压力与幸福感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幸福感,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使用深度指数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了较为显著正向影响.与高收入(中东部地区、城镇地区、男性、高教育水平)群体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低收入(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女性、低教育水平)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相对更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生活压力(体现在经济压力和制度排斥压力方面)的路径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居民幸福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数字金融普惠体系.     

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一个综合分析框架

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分析近20年来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变化,发现中国存在"收入-幸福悖论"现象。构建一个基于人口学、经济、家庭、工作、人际关系和情感等因素的综合框架分析发现,这些因素对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经济、家庭、工作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大,收入高、信任家庭、对工作满意、人际关系和谐、情感积极的人幸福感较强。这表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须大力推进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科学协调好发展经济与满足居民不断提升的多层次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而切实增进居民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人格特征与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主观幸福感、人格特征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结果发现,对房产而言,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会推动家庭参与房产投资,并增加家庭在房产上的配置;对储蓄而言,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不仅会降低居民参与储蓄的动机,而且会同时降低其持有比重;对股票而言,主观幸福感对居民参与动机影响不显著,但家庭开始股票投资后,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会提高家庭参与股票选择的深度。居民主观幸福感可以与人格特征形成影响机制,从而影响居民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比重。     

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

本文讨论了不同人群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并在对概率模型进行分解分析的基础上，对城乡之间以及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本文的结论发现，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城镇居民主要是由于预期的满足程度、收入变化预期、对生活状态改善的评价等差异所引起的；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则主要是由收入效应导致的。     

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

本文讨论了不同人群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并在对概率模型进行分解分析的基础上,对城乡之间以及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本文的结论发现,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城镇居民主要是由于预期的满足程度、收入变化预期、对生活状态改善的评价等差异所引起的;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则主要是由收入效应导致的。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支出偏好与居民幸福感——基于分税制后的中国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CGSS2006年的数据,考察财政分权、政府支出偏好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不过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亲贫式支出的大小;财政分权对中低收入者和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负,但是对高收入者以及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并非显著异于零;财政分权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以及非民族地区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东部、发达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对民族地区的影响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