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及其对我国货币政策影响研究

我国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大国,其未来的发展和盈利前景被世界各国一致看好,国际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正常和非正常的渠道流入我国,对我国货币政策的稳定造成极大的挑战。论述了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判断标准及我国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状况,然后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了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认为应该加强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管,充分发挥和利用各类市场价格信号在引导、调节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方面的基础性作用,积极推动新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工作等。     

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的风险监管

近几年跨境短期资本在我国的流动日益频繁,而且流动规模逐渐扩大。这使我们想起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几次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都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有密切的联系。若发生短期国际资本的大规模的、突发性的逆转,会对我国的金融市场、货币政策、国际收支等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资本项目的开放进程中,要加强对短期资本的流动的风险监管。     

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与新兴国家资本流入逆转

由于经济状况的好转,美国、欧元区和英国等发达经济体不断推进其货币政策回归正常,改变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在发生转向。在此背景下,文章利用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是否会导致流入新兴国家的国际资本锐减,进而引发资本流入逆转。研究结果显示,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对新兴国家跨境资本流动的负面影响有限,新兴国家资本流入减少的幅度远低于资本流入逆转的阀值。与新兴国家的平均状况相比,低经济增长和弱资本管制新兴国家受到了更多来自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的冲击,但这些国家资本流入减少的幅度依然低于资本流入逆转的阀值。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防范输入性金融风险机制研究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扩大,输入性金融风险防范和金融稳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将金融稳定概念引入传统的“三元悖论”进行机制分析,发现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实施有利于提升金融稳定性。本文系统梳理监管机构使用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详细探究作用机制,构建政策指数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宏观审慎政策可以通过调节跨境资本流动降低输入性金融风险,缓解外部风险对国内风险的传导。拓展研究表明,政策对于控制外汇市场输入性风险效果最好,股票和债券市场次之;仅针对外汇跨境流动的政策工具效果好于仅针对人民币以及同时针对外汇和人民币跨境流动的工具;数量型工具对控制股票和债券市场输入性风险效果更好,而价格型工具对外汇市场风险防范作用更强;政策对新兴经济体输入性风险的整体防控效果好于发达经济体;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使用,可以强化风险防范作用。在上述结论基础上,本文提出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建议。     

美联储货币政策与中国跨境资本流动

运用STR模型就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证实在不同的中美利差水平下,各影响渠道对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影响存在非线性特征。当前背景下,中美利差位于低位区间。利差对资本流动的正向影响显著增强,而宏观基本面和汇率的当期冲击效应并未发生变化,但其影响持续期显著缩短;美联储"数量型"货币政策对跨境资本流动的负向影响则有所加剧。针对这一结论,从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加强监测、分析;保持汇率稳定,妥善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及保持良好投资环境和经济基本面三方面提出建议,以缓解未来美联储进一步加息及停止缩表对中国短期跨境资本可能造成的外流压力加剧、波幅扩大等问题。     

资本流动管制有望成为新兴经济体新工具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随着全球浮动汇率体系的建立以及各国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实施，资本的大规模跨境流动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最重要特征。资本流动的顺周期性极大增加了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风险管理的复杂性，并对货币汇率体系和金融稳定产生现实的影响。因此，新兴经济体如何应对国际跨境资本流动，采取何种政策工具有效实施资本流动管制，已经成为最迫切的战略性议题。     

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及我国的对策

美联储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对美国经济复苏起到较大作用。然而,利率回归正常化后,可能对全球金融市场乃至全球经济、发达经济体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产生影响。对此,我国应从货币政策、汇率形成机制、跨境资本监管、人民币国际化、"走出去"战略等方面采取措施以降低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     

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外部冲击效应研究

研究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和日本货币政策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外部冲击效应,运用具有随机波动的SV-TVP-VAR模型构建以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利率和汇率(美元、欧元和日元)为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其时变特征和响应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货币政策会对我国金融市场稳定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与我国形成的利差及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都会导致大量跨境资本流入我国,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因此,必须防范其他国家货币政策冲击所带来的风险,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并健全金融监管体系,以维护金融稳定。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与效果检验

通过构建包括监管工具—操作目标—最终目标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利用中国2010年1月至2020年3月的数据检验监管工具对操作目标和最终目标的影响,研究发现:现有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对经常账户下的跨境资本流出和流入的影响不显著;全口径跨境融资管理对短期资本流动具有一定的影响,银行结售汇和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境外金融机构境内存放存款准备金率等价格型监管工具虽然难以有效调控短期资本流出和流入,但对国家外汇储备增减具有重要的影响;价格型监管工具和利差对汇率具有显著影响.相关监管工具对经常账户下的跨境资本流动的最终目标影响十分有限,价格型监管工具连同汇率对资本与金融账户下的跨境资本流动的最终目标具有一定的影响.这意味着,现有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监管效果有限,需要寻求和设计新的监管工具,体现宏观总量和逆周期调控的特征;日常监管应充分发挥市场化手段的作用,但在资本外逃严重等非常时期,可考虑采取外汇管理政策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

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使流动性收紧、资产价格下降、长期利率上升、资本回流。而资本流动逆转将直接引发新兴经济体资产价格和汇率波动,通过汇率和贸易渠道影响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为应对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新兴经济体可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外汇缓冲政策、资本流动管理政策等减少资本流出的冲击。同时,新兴经济体还应加强区域货币合作,积极协调创建国际货币提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