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区生产率优势的来源:集聚效应还是选择效应?

准确识别开发区生产率优势的来源,对于开发区的效率评价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次从"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两个方面对开发区影响生产率的渠道进行了论证,进而运用Combes et al.(2012)的方法对开发区和非开发区的生产率分布进行了系统比较,并定量识别了开发区的"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研究发现:(1)"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都显著提高了开发区的生产率水平;(2)平均而言,开发区企业的生产率优势主要源自"集聚效应",但是这种"集聚效应"持续期非常短,在开发区成立三年后就基本消失。由制度和政策优惠所形成"选择效应"则是开发区长期生产率优势的主要源泉;(3)民营、小规模、年轻的低效率企业从"集聚效应"中获益更大,这一方面意味着开发区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也说明开发区起到了"孵化器"的作用,促进了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孤岛效应及消除对策--以陕西省为例

陕西现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3个及数个省级开发区，这些开发区是陕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依托。然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孤岛效应却制约着园区效能的发挥，消除园区孤岛效应是园区发展的必然要求。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金融排斥效应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应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与机制。结果显示：在影响效应方面,区域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U形的非线性关系,即只有当数字普惠金融大于临界值以后才会对本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产生正向影响。周边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本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表明当周边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大于临界值以后会对本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产生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消除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普惠金融通过资源配置效应、需求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和增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区域辐射作用的政策建议。     

技术标准与制造业资源配置优化——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文章基于深入的理论分析,以中国工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技术标准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技术标准有助于缓解资本和劳动要素扭曲,改善资源错配,提升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且出口强度会正向强化技术标准的资源配置效应;技术标准的资源配置效应在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的资源配置效应高于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的资源配置效应优于一般制造业;进一步机制研究表明,在企业层面的倒逼效应,以及在行业层面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和企业退出效应,是技术标准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渠道。     

管理体制与中国开发区经济发展效率增长——基于Malmquist指数和GMM的实证分析

文章采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2001-2008年30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经济发展效率增长进行了测算,并采用广义矩估计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重点考察了不同管理体制对开发区效率增长影响的差异。结果显示:开发区的经济发展效率整体上处于逐渐改善的过程,东部地区开发区的效率改善速度比较稳定,而西部地区开发区因缺少持续促进因素而效率变化波动很大;政区合一型管理体制对开发区经济发展效率的改善表现出积极影响,对外贸易、投资率、产业结构、政府干预以及科技含量等因素均有利于开发区效率的提高,政府规模的扩大则对其效率增长产生了负向效应;科技含量和政府规模对两类开发区的效率增长分别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和负向效应,对外贸易对政区合一型开发区的效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管委会型开发区的影响并不显著。     

开发区设立提升了企业创新质量吗——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国家级开发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采用2000—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建立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开发区设立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开发区设立可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从异质性特征看，市场竞争越充分，要素扭曲程度越低，就越能强化开发区设立的促进作用。此外，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受开发区设立的影响更显著。中介机制分析显示，开发区设立的政策效应、竞争效应和集聚效应是重要的传导路径，分别通过实施财政补贴、促进良性竞争和产生集聚经济促进企业创新质量提升。最后，从政府和企业视角提出推进开发区平台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     

开发区内企业技术创新优势来源：补贴还是集聚?

发挥开发区政策的企业技术创新推动效应是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基于2000年-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地址信息匹配和手动整理的方式识别开发区内企业，借助开发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对开发区内企业技术创新优势的存在性和来源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开发区内企业兼具静态和动态技术创新优势，尤其是国家级开发区内企业技术创新优势更为明显。具有产学研结合条件的开发区其技术创新推动效应更为显著，民营企业是技术创新优势的主要贡献者。短期内，开发区内企业的技术创新优势主要来源于政策性补贴，但长期中，集聚效应是推动区内企业技术创新优势形成的关键因素。研究结论为开发区转型升级提供了经验支撑和有价值的政策启示。     

中国高新区产业政策与制度变迁的效应研究——基于贝叶斯网络方法的情景分析

本文提出一个应用贝叶斯网络模型对宏观区域政策与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使用效果进行情景分析的决策框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立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政策,然而先前对影响中国高新区发展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禀赋因素,如固定资产投资额或从业员工人数等,缺乏对制度性因素如省级高新区"升级"成国家级这一制度变迁效应的实证考察。对此,本文借助贝叶斯网络静态情景分析方法探讨制度因素与高新区成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制度因素在中国高新区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省级高新区"升级"政策如果结合加大R&D经费投入将会促进高新区成长。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的资源再配置效应

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和完善的交通运输体系有助于生产要素区间自由流动、经济空间格局优化重塑和共同富裕扎实推进。本文通过匹配交通基础设施、地理空间矢量、工业企业数据，从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视角全面考察了中国交通运输体系主干力量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普通铁路、民用机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研究发现：(1)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存在资源再配置效应。高速铁路对城市资源配置的提升效应约为3.10%,高速公路对城市资源配置的扭曲作用高达2.14%,普通铁路和民用航空作用不显著或不稳健；(2)中国交通基础设施通过要素流动、市场准入、生产转移三种机制影响城市资源再配置效率。中国正从“交通大国”迈向“交通强国”,本研究从学理上揭示了交通基础设施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效果和机制，有助于通过优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交通强国建设，还有助于挖掘其资源再配置效应，同时发挥“有形之路”和“无形之手”的作用，助力建设现代化强国和共同富裕美好社会。     

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城市产业集聚效应分析——以天津市为例

本文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研究城市产业集聚效应。以天津市为例对城市产业集聚形成的增长极、竞争优势、空间聚集与扩散、要素转移和结构调整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天津市产业集聚形成的五种效应存在且正在发挥作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扩大了规模经济的竞争优势,并加速了要素转移和结构调整步伐。     

“铸币税效应”还是“财富效应”

本文考察地方政府各种类型财政支出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价格水平的效应分为铸币税效应和财富效应,铸币税效应反映了地方财政支出通过征收铸币税来融资而影响价格水平,而财富效应反映了地方财政支出通过居民金融财富和人力财富的变化以及私人投资的收益率影响总需求和价格水平。回归结果显示,1980～1993年和1994～2006年两个阶段政府支出的“铸币税效应”和“财富效应”都有所下降,这与分税制前后通货膨胀率的结构性变化具有一致性,其原因是地方政府资本支出导致对私人投资具有更强的“挤出效应”。一般支出的私人边际预期收益降低,以及“分税制”使得中央政府具有更强的地区收入分配调控能力,降低了财政支出的铸币税效应。     

A Reexamination of the Wealth Effect and Uncertainty Effect

In an influential article, [Romer, C. “The Great Crash and the Onse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5, 1990, pp. 597–624.] estimates the magnitudes of the uncertainty and wealth effects. She reports that before and after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uncertainty effect has a large a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durable good production, while the wealth effect is negative but negligible. When 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 change the specification of the model with respect to the amount of time necessary for stock returns to translate into changes in consumption, they reach the exact opposite conclusions that Romer does. Specifically, when the authors allow consumers 12 or more months to alter consumption behavior, rather than Romer's three, stock price uncertainty did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durable goods production before, during, or after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authors also find that stock market returns from the previous year have a positive a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urable goods production, indicat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wealth effect.     

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差异对我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FDI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起着关键作用,而FDI来源国差异性也日益成为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本文对FDI来源国进行了5组划分,同时基于全国总体,东部、西部、中部三个区域和中国南北方地区,分别研究了该因素差异性对我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并得出了相关结论.     

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创新的甄选与培育效果——不同区域环境视角的检验

以创业板企业数据为样本,使用Logit模型及工具变量法,研究不同区域环境下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事前甄选与事后培育作用,并对其机制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经济区域对政府背景风险投资行为影响有限,与非核心发达地区相比,金融发达地区的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没有表现出差异性甄选行为,但却有更好的事后培育作用,而且这种培育作用会随着地区投资环境优化而增强;②行政区域对政府背景风险投资行为影响显著,与异省投资相比,本省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事前甄选具有显著优势,但对被投企业后续创新投入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这种作用会因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占有董事会席位而加大。     

产业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协同集聚作为现阶段产业发展的主要组织方式，对区域经济和生态均存在多方面影响。环保产业与一般制造业共聚是产业协同集聚的一种细分模式，通过对比其与一般协同集聚在动因、效应和关联方式等方面异同，依据其显著的生态闭环功能和环境正外部性特征，将其命名为生态化协同集聚，并基于2013—2019年短面板数据，采用杜宾模型（SDM）考察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生态化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总体呈现U型特征，且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沿海地区生态化协同集聚程度较高，对绿色经济效率已形成有效促进作用，而内陆地区生态化协同集聚水平较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表现为抑制作用；环境规制对生态化协同集聚的绿色经济效应具有显著影响。结论可为生态化协同集聚促进区域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NPO宏观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NPO的发展时间不长,但发展速度很快.实证研究表明,我国非营利组织的整体发展规模与宏观经济发展存在良性互动: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整个第三部门的发展,而后者对宏观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得出重要结论:NPO对宏观经济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直接创造的产值上,还包括一些不容忽视的隐性产值或者隐性贡献.从其总体发展来看,前途是光明的,但任重而道远.     

政治关联和融资约束:信息效应与资源效应

本文探讨政治关联缓解民营企业外部融资约束的微观作用机理。经验证据表明,政治关联确实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其核心机制在于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政治关联能够起到信号发送功能,降低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这就是政治关联的信息效应;同时,政治关联有助于强化民营企业的资源获取能力,切实提高企业的未来总收益,这就是资源效应。经验研究还表明,资源效应占主导地位,政治关联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困境的关键在于资源效应。因此本研究的一个直接政策涵义就是,要解决目前民企融资难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要构建公平的市场环境,消解政策性歧视,给予所有企业同等的资源获取机会。     

董事网络与融资约束: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

作为信息和资源的特殊载体,董事网络具有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双重优势。本文从融资约束视角证实了董事网络的双重优势。研究发现,企业嵌入董事网络可以凭借网络位置优势缓解其融资约束,这种缓解作用源于资源效应和信息效应两个渠道;然而,网络位置差异会影响上述渠道对融资约束的缓解程度,具体表现为,中心位置以资源效应为主,结构洞位置以信息效应为主。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心位置和结构洞位置仅对民营企业发挥显著作用,对国有企业的作用不显著。因此,网络位置是企业尤其民营企业构建董事网络时的首要考虑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