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政策“三策合一”应对“三重压力”

2021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不过面临的下行压力也有所增加。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短期来看，“三重压力”主要源于全球经济的影响，表现为消费和投资需求恢复偏缓、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以及居民和企业预期指标下滑。中长期来看，“三重压力”实际上源于中国经济近年来在经济稳定、经济结构转型和长期经济增长三个层面所面临的持续压力。宏观政策“三策合一”将稳定政策、结构政策与增长政策三者有机结合，其中，稳定政策主要应对“需求收缩”、结构政策主要应对“供给冲击”、增长政策主要应对“预期转弱”,这三项政策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应对“三重压力”。同时，稳定政策、结构政策与增长政策之间还可以更科学地协调配合，从而有效提高政策的调控效率，更好应对“三重压力”并促进中国经济平稳高质量发展。     

人口老龄化、跨区人口流动与县域经济增长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分析的角度考察区域间人口流动对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首先,构建包含年轻人跨区流动、老年人隔代照护、"统账结合"养老保障制度等中国特征事实的三期OLG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发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受到人口净流入比例的影响,人口流入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冲击。进一步地,采用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的县级数据,构建人口流动影响老龄化以及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联立方程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随着人口净流入率的提高而不断弱化,特别是当人口净流入比例高于41.25%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反而呈现出正相关关系。据此,本文认为,应通过激励中青年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回流、实施产业转移和跨区投资、设计精准的养老金调剂制度和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等措施,减轻人口流出地区的养老负担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开放经济视角下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来自1994—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证据

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变得更为密切,且更易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本文应用1994—201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本轮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总体及时期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所受总体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初较为显著;此次金融危机通过出口和FDI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明显,且在危机后持续加强;受长期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影响,进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但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可起到调整国内供求结构及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最后本文就如何应对和缓解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针对性战略思考。     

人工智能的财富分配效应研究*

人工智能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但是现有研究以分析其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为主，关于人工智能对财富分配从而对财产性收入不平等影响的相关研究尚有欠缺。本文通过构建一个连续时间异质性个体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将人工智能对生产技术的影响看作一揽子偏向性技术进步，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对财富分配的影响。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在短期和长期表现有所不同，短期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会提高经济中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而长期中其财富分配效应则取决于人工智能对不同类型技术进步的促进程度。核心机制在于，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多样性在短期和长期中对资本回报率产生不同影响，短期中各类技术进步总是会提高资本回报率，而在长期，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出现差异。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就我国如何在应用人工智能促进增长的同时预防不平等程度扩大提出了政策建议。     

宏观经济景气波动对就业增长的影响

中国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和特殊的人口环境使得用就业弹性和奥肯定律均无法有效反映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更无法刻画经济波动对就业的冲击。本文从宏观经济景气波动影响就业增长的三个路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需求和政府公共就业政策来建立系统的分析模型,以探析经济波动与就业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和滞后冲击效应。在劳动力供给系统中,经济波动使经济活动人口增多,加快了就业增长;在劳动力需求系统中,经济波动不利于经济增长,从而不利于劳动力需求增长;在政府就业促进政策系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投入缓和了经济波动对就业增长的冲击。     

人工智能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赋能效果——产业结构优化视角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抓手,深刻影响着中国绿色发展的路径选择偏向。结合非连续性技术创新理论与中国现实情景,从产业结构优化视角构建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绿色增长的逻辑框架,并利用2010—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人工智能的绿色增长效应。结果表明,人工智能通过技术红利效应直接推动绿色经济增长,引入地区高校平均科技产出和《中国制造2025》政策冲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修正后,人工智能的绿色增长效应仍显著存在。机制识别揭示,人工智能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驱动绿色经济增长,二者在人工智能绿色增长效应中的相对贡献分别为20.33%和8.35%。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人工智能的结构红利在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更低、创新人力资本水平更高、制度环境更完善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从而可以更充分释放其对绿色增长的赋能效果。拓展性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对绿色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地人工智能发展对空间关联地区的绿色发展绩效存在辐射带动作用。聚焦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发展双重视角,可为塑造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技术竞争优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美国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上调出口退税率的有效性分析

为了缓解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产业的冲击，我国政府自2008年7月以来上调连续上调了三次部分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本文通过分析美国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出口的传导机制，指出近期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来促进出口的政策有效性是不足的，而需要多样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协调才能有效化解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产业的冲击，促进经济增长。     

多维人口结构变动的交互经济影响——基于老龄化、城镇化和市民化视角的考察

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 城乡结构城镇化与户籍结构市民化是中国人口结构变动的三大趋势特征, 并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多重冲击与交互影响. 考察人口多个维度结构变动对经济的综合影响, 对更好地把握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人口经济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2001—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这种交互影响进行了考察. 结果表明, 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和市民化趋势会对经济增长分别产生负面、 正向以及U型影响. 从交互影响看, 随着人口城镇化与市民化进程的推进, 将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 而老龄化程度的加剧会弱化城镇化与市民化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 市民化则有助于改善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 这表明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 尽早以市民化助推城镇化是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有效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国际收支格局发展趋势研究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失衡加速调整的结果,我国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影响。国际收支"双顺差"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下外部失衡的体现,也反映了全球经济失衡条件下中国在国际经济利益分配中的不利现状。本文通过论证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金融危机的爆发必然性及其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反向冲击作用,审视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的影响,提出在当前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双依靠"策略。     

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分析

国内有关老龄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既有研究,受国外主流思想的影响比较大,都倾向于认为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负面作用。分析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应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文将分别考察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资本形成和劳动生产率三个因素的影响,以期厘清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和结果。得到的主要结论: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劳动力数量的影响作用很有限;老龄化促进我国储蓄水平的提高,但是较低水平的储蓄-投资转化率影响了我国"第二人口红利"的效果;老龄化对我国劳动生产率具有负面影响,但影响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