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溢价决策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以主并企业为研究对象,结合信息不对称理论、行为金融理论和企业国际化理论等,构建分析框架并实证检验了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并购溢价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信息不对称程度是影响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并购溢价决策的基本因素,海外并购高溢价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我国企业"走出去"交纳的"学费";企业高管的自利与过度自信心理特征会放大并加剧中国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溢价程度;高国际化程度能有效抑制中国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溢价水平。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产业政策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

本文通过融入偏向性产业政策特征,拓展了在经济政策不确定下企业并购时机选择的实物期权模型。本文使用2002—2018年中国上市企业海外并购数据,从微观层面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海外并购时机选择的影响以及产业政策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理论研究发现不确定性升高会导致企业最优并购时机延后,产业政策会缓解上述影响从而使得并购呈现“逆势”特征。实证检验证实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存在“逆势”特征,且“五年规划”产业政策是中国企业呈现“逆势”并购特征的重要推动力。机制分析显示,“五年规划”产业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政府补贴两个渠道影响企业海外并购时机选择。相对于未实施海外并购的企业,在上一期实施了并购的企业获得贷款资金和国家补贴资金显著提高。企业对上述“政策收益”的预期进一步助推了其海外并购决策。     

主并企业的成长性、股权集中度与并购溢价水平——基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SSCI

并购交易由于具有帮助企业快速扩大规模、进入新领域等优势,越来越受到我国企业的青睐,与此同时,我国并购市场的高溢价现象也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本文以非国有企业作为研究样本,从主并企业自身出发,基于2012-2017年A股市场上发生的并购交易数据,实证研究表明：企业成长性与并购溢价水平正相关,股权集中度对这一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同时股权集中度与并购溢价总体呈U型关系。     

生产率与企业并购:基于中国宏观层面的分析

企业微观层面的大量研究表明,生产率决定了并购,那么一国整体的生产率水平是否对一国总体的并购活动产生影响?本文基于企业国内并购与跨境并购在微观决策方面的特征,构建国内并购和跨境并购完成数量的宏观决定模型,以此揭示宏观因素对企业决定进行国内并购或跨境并购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中国近十年的并购数据从宏观层面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生产率提高对国内并购和跨境并购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国内并购同时受到国内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及市场规模的影响,跨境并购同时受到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以及中国与东道国文化差异的影响;国内股市增长对跨境并购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具有较大波动性的国内并购,其促进作用并不稳健。本文的研究拓展了文献对生产率和总体并购关系的认识,有助于理解企业并购的决定因素和并购资本国际流动的规律。     

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促进了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吗

基于2007—2020年中国工业企业上市公司跨境并购数据，实证分析跨境并购与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关系，并整合制度观点，分析产权异质性和东道国（地区）异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跨境并购规模和跨境并购股权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跨境并购整合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影响不稳健；第二，基于产权异质性分组检验发现，跨境并购规模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的正向影响仅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显著；第三，基于东道国（地区）异质性分组检验发现，当东道国（地区）为发达国家（地区）时，跨境并购规模和跨境并购股权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当东道国（地区）为发展中国家（地区）时，跨境并购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影响不显著。结论丰富了现有理论成果，对中国工业企业跨境并购实践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十二五”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研究

十一五时期,在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国有企业主导的跨境并购快速增长。然而,我国企业跨境并购的成功率较低,对企业绩效提升的作用并不显著,我国也并未从跨境并购中实现充分利用国际资源的战略目标。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主导的跨境并购,增强了西方世界对我国的疑虑与排斥,给我国的国际形象形成了一定负面影响。十二五时期,对我国企业进行绿地投资应加大支持力度;对于以获取战略性资产为主要目标的投资,应继续鼓励企业采取跨境并购方式,但要促进跨境并购成功率的提升,并将跨境并购对国家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同时,对于不同地区的投资,应鼓励企业采取差异化的投资方式。     

政策性审核还是实质性审核:产业政策对并购重组委行政审核的影响

并购重组行政审核的制度安排是实体经济结构优化、服务国家经济战略布局的重要抓手,同样也关系到并购重组功能的正常发挥以及资本市场的健康化和市场化发展.以产业政策为切入点,选取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涉及并购重组委审核的并购重组事项为样本,对并购重组委行政审核的实质性进行研究.结果 发现,当受产业政策支持的上市公司作为并购方时,进行的并购重组事项更可能通过并购重组委的行政审核.进一步,异质性分析表明,受产业政策支持的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事项过审概率显著增加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上市公司为民营企业、来自非西部地区、进行横向整合的样本中,这体现了并购重组委审核的实质性.然而,受产业政策支持的上市公司与并购重组委的社会关联及灰色关联会对并购重组委实质性审核产生不利影响,可能导致并购重组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扭曲.此外,受产业政策支持的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实现后,上市公司集团进行了更多的实质性创新.     

企业并购和目标企业定价研究

本文首先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并购的方式进行概述,说明目标企业的价值不仅仅是其财务评估价值,还要包括许多非财务因素;企业估值和定价是不同的,目标企业定价是并购的核心.接着对企业并购产生的并购增值、并购溢价及并购支付成本进行了分析,明确区分了并购增值和并购溢价.最后对合作博弈的特征进行论述,并购双方可用纳什讨价还价解来分配并购溢价,提出企业并购是一种合作博弈.     

企业并购中的匹配效应*——并购溢价和标的公司盈利质量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8—2019年中国公司并购数据，本文发现在短期和长期中，并购中均存在正向匹配效应，即并购溢价与标的公司盈利质量越匹配、收购方并购绩效越高；并且，本文证实了短期匹配效应的信号传递机制、长期匹配效应的投资效率和协同效应机制。进一步研究表明，在连续并购中也存在短期和长期匹配效应，但在受产业政策支持的并购中不存在长期匹配效应。本文拓展了并购溢价合理性的理论框架，为正确认识匹配对并购绩效和资源再配置的影响提供了依据。     

中美两国的企业海外并购存在系统性差异吗？

在中国海外并购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企业的并购行为时常在目标国引起质疑并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甚至抵制。质疑者认为在中国经济模式下的海外并购受到非市场化行为的驱动,试图通过并购占领目标国市场或增加在目标国的政治影响力。为此,文章采用微观企业并购交易数据,在统一框架下从并购动机和并购价格两个角度系统研究了中美两国企业海外并购行为的异同,对上述论调进行一一驳斥。研究表明：（1）在市场寻求方面,中美两国企业不存在显著差异;在资源寻求方面,相比美国国有企业,目标国自然资源因素并未显著影响中国国有企业的海外并购;在制度方面,并未发现中国企业更偏好制度质量较低的目标国。（2）中美两国企业在如下维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中国企业更倾向于并购规模更大、负债率更高但拥有更多专利的目标企业,说明中国企业具有强烈的技术寻求动机;中国国有企业的海外并购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政策的驱动。（3）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并未比美国企业支付更高的并购价格。文章的研究有力地回应了有关中国海外并购的种种指责,有助于加深对中国海外并购的了解。     

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及对策思考

在对福建省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可操作的“三层次四模块”诚信意识培育新模式,推进人本化管理理念的渗透,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以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诚信意识培育的目标。     

Classical and Neoclassical harmonies and dissonances

Abstract

Proofs are given that only singularly can real 1750 – 2007 competitive price ratios be ‘natural', in the sense of being invariant under changes in demand tastes. Proofs are given that both 1750 – 1870 discrete technologies or 1890 – 2007 continuum technologies, with convexity properties sufficient for arbitrage-proof supply-demand equilibria, will be ‘intertemporally Pareto optimal', immune to leaving any deadweight (inefficient) losses on the table. Sraffa (1960), ignoring the vast post-1945 linear and non-linear programming mathematical literature of Danzig, Kuhn-Tucker-Bellman, von Neumann, Ramsey literature does not quite arrive at attainable distribution solutions. Where it tolerates increasing or de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there can be no competitive equilibria. When its matrix equations do obey first-degree-homogeneous functions, the book's stress on Basics or non-Basics is an irrelevancy leading to bizarre novel interpretations of Ricardo.

Old age overtakes us all. Alas, Sraffs's proposed critique of twentieth century political economy we will never be able to know.     

科学技术与人权

科学技术能够极大地提高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但当它一旦误用和滥用,会给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产生致命威胁,损害人们的人格权和隐私权,也可能对人的社会权利造成重大损害。因此,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有效监控和防范科技对人类的负面影响;提高政治家和科学家的人权意识;迅速建立对新技术的技术监测﹑早期识别以及警报系统。     

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与财税改革

我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大规模顺差,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拆解,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说明长期的储蓄-消费失衡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企业可支配收入相对于劳动者报酬不断提高带来的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失衡。我国当前企业未分配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企业利润率"虚高"和国企"不分红"问题。只有从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使储蓄降低到适当的水平,通过拉动内需消除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从根本上解决内外经济比例失衡问题。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utilising the 1995 National Health Survey (1995 NHS) and the 1997 National Survey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Adults (1997 SMHWB) data sets. Three indicators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re adopted. The first is a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measure derived from responses to questions included in the 1995 NHS on time felt down, happy, peaceful, and nervous (the SF-36 mental health scale). The second indicator relates to diagnoses of mental disorders including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affective disorders and anxiety disorders. Our final indicator relates to suicidal thoughts and plans and (unsuccessful) suicide attempts. On the basis of these measures, unemployed persons exhibit poorer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utcomes than the full-time employed.     

规制、腐败与规制改革

文章对政府规制与腐败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规制具有限制市场竞争的特点,而市场竞争被抑制的领域必然会产生经济租,经济租诱发寻租活动,对规制权力监管的缺陷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有效减少腐败的规制改革方案。     

制度、创新与欠优势地区的经济复兴

创新和经济地理这两个迄今不同学科之间日益增强的融合趋势具有潜在的理论影响。通过“知识区域”这一角度，本文考察了两门学科的融合对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意义。并利用进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交互式创新模式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此，作者通过对新的欧洲区域发展政策的考察，并结合威尔士地区创新实施规划的案例研究，分析了这种交互式创新模式的政策意义。最后，文章对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批评性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