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分布格局及其时空特征——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本文旨在探究京津冀地区人口分布的空间特征以及相邻两年的重心迁移方向与距离.通过选取2010—2018年京津冀地区十三个市的常住人口数据来对京津冀地区的人口分布特征进行动态梳理.首先,运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法来探索2010—2018年京津冀地区十三个市的常住人口分布特征;然后,本文将计算每年的人口重心位置和相邻两年人口重心的...     

京津冀区域人口与经济时空演变分析

通过分析京津冀地区人口分布、经济格局的演变关系,以期为京津冀地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基于京津冀地区200个区县,采用人口、经济不均衡指数、地理集中度及一致性系数等分析方法,探讨了1990—2020年间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等要素的内部流动及时空演变配置协调程度。结果表明：(1)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不均衡指数在0.44-1.03之间,表明人口与经济分布均呈现出比较显著的不均衡状态,同时人口与经济分布演变存在着不协调的现象。(2)研究区整体人口地理集中度逐年下降,而经济地理集中度则在波动中缓慢增长。其中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市区,而低值区主要集中在偏远县域,表现出典型的“核心-外围”分布特征。(3)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一致性的区域范围基本保持稳定,而人口集聚远高于经济集聚的区县数量大幅度增加。重要城市的区县人口及经济集中度增强,偏远地区的区县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性趋势明显。为了促进京津冀地区的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在经济政策的主导下,应该优化人口分布、经济结构及生态环境等要素的协调配置关系。     

对京津冀地区大企业发展状况的分析

“十一五”期间,京津冀区域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京津冀大企业的发展在规模、效益、优势行业、所有权结构四个方面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影响了京津冀区域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从区域经济和谐发展的角度看京津冀大企业的发展,需要进行区域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区域内大企业的错位发展,促进区域内大企业形成“竞争＋协作”的良性互动关系。     

人口迁移与中国城市化区域格局——基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省际人口迁移的流向、规模以及对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人口增长与城市化发展的影响作用分析表明,人口净迁移是三大城市群人口增长和城市化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人口迁移的规模和流向影响和改变着国家城市化的整体区域格局;目前我国仍处于人口向三大城市群集聚的城市化阶段,但行将进入三大城市群周边区域以及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     

中国城市的职业流动:水平与差异

社会学家传统上使用流动表考察职业流动状况。运用人口学方法提出一种新的职业流动水平的测量指标,即总和流动率。利用200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通过总和流动率的计算,近40年来我国城市的职业流动率出现了大幅度增长。按照2002年的职业流动率水平,我国城市地区人们一生将从事三份工作或职业。同时,职业流动率的社会经济差异非常明显,较高的职业流动率发生在男性、未婚、少数民族、初中受教育程度、党员和流动人口群体中。对职业流动率测量作了新探索,提出的总和流动率概念简洁、计算方便,并具有标准化指标性质,故有一定的学术和应用价值。     

人口老龄化、跨区人口流动与县域经济增长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分析的角度考察区域间人口流动对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首先,构建包含年轻人跨区流动、老年人隔代照护、"统账结合"养老保障制度等中国特征事实的三期OLG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发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受到人口净流入比例的影响,人口流入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冲击。进一步地,采用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的县级数据,构建人口流动影响老龄化以及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联立方程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随着人口净流入率的提高而不断弱化,特别是当人口净流入比例高于41.25%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反而呈现出正相关关系。据此,本文认为,应通过激励中青年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回流、实施产业转移和跨区投资、设计精准的养老金调剂制度和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等措施,减轻人口流出地区的养老负担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嵌于流动的增长:空间格局、经济增长

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长期以来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10年六普数据,对我国当前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及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我国人口流动具有明显的空间极化特征;省际人口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经济增长都具有积极作用;相对于全部就业人口,流动人口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更高。同时,当前地区经济增长仍然是投资拉动的,劳动力的产出效率相对较低,人力资本开发形势严峻。     

北京市人口增长原因及其调控对策研究

本文从户籍人口和非户籍常住人口两个方面对北京市人口增长的原因及其调控对策进行分析.其中影响户籍人口增长的原因包括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影响非户籍常住人口增长的原因有经济、政策因素.相应地,本文也从户籍人口和非户籍常住人口两方面对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进行研究,提出促进北京市人口合理流动、降低北京市中心城区人口密度的对策.     

中国人口流动与城市化进程的地区差异研究

城市化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即人口的城市化,而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则构成了城市化的主要来源。本文运用各地区人口流动2002～2009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对城市化水平模型的估计,发现经济发展仍然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最重要决定因素,而人口数量对东、中部地区产生了规模不经济,对西部地区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并且跨地区的人口流动加速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城市化进程的差异。     

省际流动人口、地区人口负担及基于人口负担的均等化转移支付方案

本文在分析我国省际流动人口①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人口的跨省流动对不同地区人口负担的影响,发现规模庞大、地域集中和"年轻化"的省际流动人口延缓了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负担,而经济发达地区却反向为经济欠发达地区输出了人口负担的压力。为了弥补省际人口流动对我国不同区域间财政负担的影响,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并为我国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提供保障,设计了基于人口负担的财政均等化转移支付方案。     

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及对策思考

在对福建省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可操作的“三层次四模块”诚信意识培育新模式,推进人本化管理理念的渗透,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以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诚信意识培育的目标。     

Classical and Neoclassical harmonies and dissonances

Abstract

Proofs are given that only singularly can real 1750 – 2007 competitive price ratios be ‘natural', in the sense of being invariant under changes in demand tastes. Proofs are given that both 1750 – 1870 discrete technologies or 1890 – 2007 continuum technologies, with convexity properties sufficient for arbitrage-proof supply-demand equilibria, will be ‘intertemporally Pareto optimal', immune to leaving any deadweight (inefficient) losses on the table. Sraffa (1960), ignoring the vast post-1945 linear and non-linear programming mathematical literature of Danzig, Kuhn-Tucker-Bellman, von Neumann, Ramsey literature does not quite arrive at attainable distribution solutions. Where it tolerates increasing or de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there can be no competitive equilibria. When its matrix equations do obey first-degree-homogeneous functions, the book's stress on Basics or non-Basics is an irrelevancy leading to bizarre novel interpretations of Ricardo.

Old age overtakes us all. Alas, Sraffs's proposed critique of twentieth century political economy we will never be able to know.     

科学技术与人权

科学技术能够极大地提高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但当它一旦误用和滥用,会给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产生致命威胁,损害人们的人格权和隐私权,也可能对人的社会权利造成重大损害。因此,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有效监控和防范科技对人类的负面影响;提高政治家和科学家的人权意识;迅速建立对新技术的技术监测﹑早期识别以及警报系统。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utilising the 1995 National Health Survey (1995 NHS) and the 1997 National Survey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Adults (1997 SMHWB) data sets. Three indicators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re adopted. The first is a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measure derived from responses to questions included in the 1995 NHS on time felt down, happy, peaceful, and nervous (the SF-36 mental health scale). The second indicator relates to diagnoses of mental disorders including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affective disorders and anxiety disorders. Our final indicator relates to suicidal thoughts and plans and (unsuccessful) suicide attempts. On the basis of these measures, unemployed persons exhibit poorer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utcomes than the full-time employed.     

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与财税改革

我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大规模顺差,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拆解,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说明长期的储蓄-消费失衡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企业可支配收入相对于劳动者报酬不断提高带来的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失衡。我国当前企业未分配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企业利润率"虚高"和国企"不分红"问题。只有从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使储蓄降低到适当的水平,通过拉动内需消除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从根本上解决内外经济比例失衡问题。     

规制、腐败与规制改革

文章对政府规制与腐败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规制具有限制市场竞争的特点,而市场竞争被抑制的领域必然会产生经济租,经济租诱发寻租活动,对规制权力监管的缺陷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有效减少腐败的规制改革方案。     

制度、创新与欠优势地区的经济复兴

创新和经济地理这两个迄今不同学科之间日益增强的融合趋势具有潜在的理论影响。通过“知识区域”这一角度，本文考察了两门学科的融合对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意义。并利用进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交互式创新模式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此，作者通过对新的欧洲区域发展政策的考察，并结合威尔士地区创新实施规划的案例研究，分析了这种交互式创新模式的政策意义。最后，文章对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批评性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