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本文旨在通过对2002-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首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进行概括,继而从行业分布的角度,对资金流向进行具体分析,总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特点,以及所存在的问题,最后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评价并给出相关建议。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日益强化,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竞争力的迅速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技术优势,不仅能够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利用好全球化给我们提供的便利,还有利于开拓国外的市场,提高本国的资本收益率。本文对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并提出了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对策与措施。     

BOT对外投资项目风险研究

当前,我国对外经济合作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在“走出去”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根据目前发展中国家的现状以及需求等情况,可见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开展BOT模式前景广阔。本文介绍了BOT模式的优点,分析了B0T对外投资项目存在的风险,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应对风险的办法。     

BOT对外投资项目风险研究

当前,我国对外经济合作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在“走出去”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根据目前发展中国家的现状以及需求等情况,可见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开展BOT模式前景广阔。本文介绍了BOT模式的优点,分析了B0T对外投资项目存在的风险,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应对风险的办法。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汇率风险研究

本文着眼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本状况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演进,选取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型上市公司为分析样本,采用Va R方法和GARCH(1,1)模型,通过计算日、周、月、季、年周期的美元、港币、欧元和澳元4种货币对数收益率观测值,研究汇率变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短期冲击与长期影响。通过分析,本文认为,由于澳元的汇率波动较大,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澳元作为结算货币时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与走势相对平稳的美元相比,欧元的汇率风险同样较为明显;港币由于执行的是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汇率风险与美元相当。因此,综合而言,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避险货币。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区位选择、币种选择和汇率风险规避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投资事业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投资总额少,企业规模小,集约化程度不高,对外投资行业和区位分布不合理,产业层次较低等问题.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合理的区域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促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投资行业的转型,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规模经营战略和品牌战略,提高企业自身的素质和创新能力,增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与对策分析

文章通过对中国对外投资的现状进行研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分析,试图使中国的对外投资体系得到完善并且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浅析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问题

我国经济持续开放,参与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深入。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民营企业比重越来越大,行业越来越广泛。整体从最初引进外资阶段,转入"走出去"通过合资、并购等方式,我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以形成规模以上级别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局。我国民营企业在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方面面临的风险不断增加。在民营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如何防范和解决这些风险,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和策略研究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但仍存在投资企业整体实力不强、对外投资整体布局及投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应提高投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正确选择投资区位及产业,有效利用华人商业网络,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     

中国反倾销跨越动机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本文利用Stackelberg寡头垄断模型证实了反倾销导致企业贸易成本上升会触发企业反倾销跨越动机对外直接投资.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证实了中国企业反倾销跨越动机对外直接投资的存在,并且进一步发现东道国由于失业率上升而实施的反倾销会强化反倾销跨越投资动机,而经济衰退或贸易失衡引发的反倾销则有可能削弱反倾销跨越投资动机.     

对外投资与母国服务业水平——理论分析与政策启示

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对FDI的研究往往从企业层面及东道国区位角度展开,从投资母国宏观因素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的很少,对现实的解释力亦有限。经大样本、多变量检验,本文发现,一国服务业水平,尤其是一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与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这两个宏观指标,对一国的对外投资有显著影响和重要意义,并对此作了理论探讨。鉴于服务业严重滞后的现实,我国应超常规发展服务业,促进对外投资事业。     

劳动保护、用工成本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以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为背景,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分析框架,本文对劳动保护、用工成本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显著提升了我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的概率;异质性分析显示,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非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生产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及高生产率企业样本中更加显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的工资薪酬、固定用工成本以及提高企业所面临的劳动保护程度三个机制来提升我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了企业绩效。     

东道国城镇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运用中国对158个国家(地区)2003-2013年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东道国城镇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城镇化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反向变动的关系,而东道国城镇化速度则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同向变动关系。进一步检验东道国城镇化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效应,发现东道国城镇化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诺瑟姆三阶段的典型特征。据此,本文建议中国应针对东道国城镇化发展状况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社会政治风险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本文分别探讨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并非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忽视了东道国的社会与政治风险,而是企业对此类风险的关注程度取决于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关系;在友好国家投资时,企业并不关注东道国政治风险,而在非友好国家投资时,企业表现出较明显的风险规避倾向;此外,我国企业还具有重政治风险而轻社会风险的特点;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增多,东道国政治风险对区位选择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但社会风险的影响却越来越微弱。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制度障碍与先行贸易

本文基于2003—2014年《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企业对外投资数据,利用截断泊松与零膨胀泊松回归模型,从制度障碍与先行贸易的视角考察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机制。基于不同类型制度距离与制度质量的分析表明,中国与东道国的管制性制度距离并不会成为企业进入的障碍;对规范性制度质量低于中国的国家,规范性制度距离也没有显著影响,只有在规范性制度质量优于中国的国家,规范性制度距离才会成为中国企业进入这些国家的障碍;通过与目标国家先进行贸易,可以降低这种制度形成的障碍,提高中国企业进入的概率。     

中国对非援助、直接投资与非洲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提升

中国对非援助积极贯彻联合国2005年提出的"促贸援助",通过对非援助帮助非洲发展贸易,实现经济增长,摆脱贫困。基于对外援助与OFDI对出口升级联系机制的分析,中国对非援助与OFDI皆有利于非洲出口总额增加,其中中国对非援助有利于非洲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出口工艺升级,而对非直接投资则有利于非洲工艺、产品和功能三个维度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提升,且当前中国对非援助与OFDI对非洲出口升级的边际效应仍处于互补阶段。     

方言多样性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2006—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本文匹配了2006—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记录和地区方言多样性数据集,以方言多样性作为中国地区文化多样性的衡量方式,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方言多样性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且该关系在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均成立;方言多样性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影响本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适度范围内,方言多样性作为地区文化包容性与开放程度的重要体现,对吸引外资进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过度的方言多样性则会加大心理距离,阻碍人力资源积累和外资进入;完善的法律制度会放大方言多样性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本文的结论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为理解企业"走出去"的动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补充。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部门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了母国的要素需求结构,从而影响了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收入差距。本文从直接效应、逆向技术溢出和结构调整三个方面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部门内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结合中国2003—2014年31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缩小了收入差距,但在不同的时间区段对外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差异;低技术部门及资源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缩小了收入差距,高技术部门对外直接投资扩大了收入差距,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没有明显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缩小了收入差距,而结构调整扩大了收入差距。本文的结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和收入差距调节政策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