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际竞争、转移支付与县级财政债务决策——基于中部A县的个案研究

县际竞争、转移支付与县级财政举债决策存在相应的联动机制,进而影响县级财政发展质量。研究表明,中国式县际竞争做对了县域经济增长的激励,县级财政收支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但与GDP增长相关。而分税制以来中国式县际竞争日益凸显其财政的负外部性,县级政府举债是县际竞争与目前财政激励约束机制相结合的必然结果。转移支付并不总能对县级财政行为产生正向激励效应,反而加剧了县际竞争的激烈程度,过度举债是县级政府对转移支付激励的策略性选择。     

公共品投资: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数理分析

在我国由分权形成的多级政府主导的转型经济中,财政收入和政绩考核成为政府公共投资的双重激励。地方政府官员必然会展开嵌入在经济中的政治晋升博弈。文章通过建立一个地方政府公共品投资的博弈模型,分析得出由于外部性和收益率的不同,地方政府对不同公共品的投资激励存在很大差异。地方官员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考虑,往往更注重直接的短期收益,导致公共品投资结构与社会福利最优时存在一定的偏差,从而使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经济系统稳定性下降,极大地损害了公共福利,这也就是我国区域公共品投资过剩与不足并存的根本原因。     

城市集聚与外部性——基于长三角城市圈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三类外部性的视角阐述了城市集聚与外部性的相互作用机制,采用长三角城市圈2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对此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三类外部性对城市集聚作用机制显著存在.此外,固定资产投资与非公经济发展对城市集聚影响作用显著.最后,结合本文的研究结果,提出地方政府应制定出有利于城市集聚与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有效政策.     

我国地方政府政策的空间互动关系——基于财政竞争与政府效率的视角

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引起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的空间互动的理论与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互补性,即一个地方政府效率及其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受教育水平、财政分权和对外开放度对相邻地区政府效率的提高均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可从改革户籍制度、加强官员交流与激励、建立服务型政府等方面着手,促进地方政府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发挥正外部性作用。     

数字经济与边界地区污染治理

边界污染问题严重影响环境治理的整体效果,阻碍边界地区实现产业提档升级,一直以来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现有的监察式手段往往治标不治本,并未从根本上削弱边界污染的动机。本文采用2013—2019年边界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边界乡镇面积占比衡量城市边界属性的差异,考察了数字经济对边界地区污染的治理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破解边界地区污染治理难题具有显著效果,且主要通过打破市场分割和增强追踪监管能力的途径发挥作用。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正向溢出效应能够有效化解边界污染中的负外部性,本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会通过经济联系对相邻地区的污染水平产生抑制效果,降低地方政府竞争带来的负面激励。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区域协同水平较低和连片特困地区,数字经济对边界污染的抑制效应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表明,政府应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在边界污染治理中的作用,加强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以及跨区域经济联系,降低边界污染的驱动力,实现边界地区的绿色高质量发展。     

地市级地区间基本建设公共支出的相互影响

本文考察中国地市级地区间基本建设公共支出相互影响的机制和特征,主要包括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由于地市级基本建设支出的正外部性,溢出效应使得相邻地区基本建设支出间负相关;由于中国特有的地方官员激励结构,地区间经济增长的竞争会导致基本建设公共支出正相关。本文使用中国地市级地区2002—2005年数据检验这两个影响渠道。经验分析发现了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存在的证据。     

污染产业转移视角下FDI环境外部性的跨界效应

通过FDI方式的污染产业转移会产生环境负外部性,在空间上存在跨界效应.这体现在承接污染产业会直接带来环境污染,从而引起居民福利的大量损失,而且还会因为自然因素导致跨界污染.目前,FDI的环境影响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但有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许多地方政府为吸引FDI而进行的环境竞争,对这种跨界效应会起到相当的放大作用.因而需要采取调整政府人员业绩考核机制、鼓励地方政府增加环境投资、中西部地区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划要求制定分类的FDI环境管理政策、实行跨区域联合治理等措施,尽可能减少甚至消除FDI环境外部性的跨界效应.     

晋升激励、官员异质性与公共投资竞争策略

本文基于公共品可视性视角,考察了“官员晋升锦标赛”下晋升激励引发的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的异质性竞争关系及其行为逻辑,使用空间非对称反应模型验证了地方政府对可视型和非可视型公共投资的差异化供给策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之间对可视型公共投资存在“逐顶竞争”,对非可视型公共投资存在“逐底竞争”;地方政府对不同可视型公共投资的差异化竞争及其策略差异源于“可视性偏差”衍生的有偏晋升激励,年龄构成官员晋升激励的关键因素。稳健性检验结果佐证了以上发现的可靠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市委书记的差异化公共投资供给与竞争策略通过创造“可视型政绩”提高了晋升概率,但此结论对于市长不完全成立,这部分佐证了“一把手”效应的存在;改革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弱化了地方官员的公共投资结构扭曲,这折射出官员投资偏好随公共品“可视性”变化而变化的趋利逻辑。本文的启示是,中央政府可优化地方政府治理机制,完善公共基础设施的供应结构,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地方政府竞争、“双碳”目标压力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以2007—2020年中国27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我国地级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从横向府际竞争与纵向压力型体制双视角出发,探讨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及“双碳”目标压力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竞争显著抑制绿色技术创新效率;(2)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双碳”目标压力可以弱化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不利影响,二者的叠加效应有利于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3)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在东部、中部以及超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更为显著,而对西部、东北部以及Ⅱ型大城市、中小城市并不显著。因此,应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纵向协调优势,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完善考核激励制度,建立多维目标管理;针对不同城市异质性,因地制宜地实施目标压力管理。     

我国区域协调机制的四种类型--基于府际关系视角的分析

文章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区域协调中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两个维度,把区域协调机制分为四种典型类型,即中央政府主导型的区域协调机制—以京津冀为例、省内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型的区域协调机制-以广东省为例、省际市场主导-地方参与型的区域协调机制—以长三角为例、省际地级市间政府主导型的区域协调机制—以黄河金三角为例。四种区域不同的经济、地理位置、文化等情况,决定了其内部不同行政区间以及与中央政府间具有不同的府际关系,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协调机制。同时文章试图通过从府际关系的视角对区域协调机制的四种典型类型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为我国其他区域的协调发展在理论上与实践上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