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童福利观的历史演进——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儿童福利政策框架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框架逐渐完善,随着"儿童与福利"概念的提出,儿童福利逐渐成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议题。文章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儿童福利观的历史演进过程认为:儿童福利观是儿童福利制度建设、政策制定、内涵外延等内容的基础性思想来源,反之,儿童福利政策也对儿童福利观的主流思想的发展具有导向作用;儿童福利观具有时代性、动态性、融合性等特征;儿童福利政策尚待完善,儿童福利观仍需普及,形成具有综合性、全面性、先进性的儿童福利观对于发展中国的儿童福利事业有深远的意义。     

适度普惠型福利模式下我国儿童津贴制度之构建

儿童津贴制度是儿童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立足于适度普惠型福利模式,构建我国儿童津贴制度意义重大。在我国儿童津贴制度尚待完善的背景下,应借鉴国外相关制度的经验,适度拓宽我国儿童津贴制度受益主体年龄,增加适用情形,探索新的受益形式等,以期为儿童健康成长提供温馨的制度保障。     

大数据支持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福利政策研究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规模的不断增加,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留守儿童在学业、心理健康、犯罪防治与被害预防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父母外出的影响。本文以农村留守儿童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留守儿童福利政策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留守儿童父母的就业机会、留守儿童居住条件及留守儿童受教育机会。建议:建立大数据平台提升留守儿童福利优势;利用大数据构建以家庭为单位的研究对象;针对不同地区的留守儿童提供精准的对应服务;以科技为手段提供便捷高效的报告产出解决方案。     

美国儿童家庭寄养政策的演变及评价

美国建立儿童家庭寄养制度以来,联邦法律一直是影响儿童家庭寄养及儿童福利政策框架的主要因素。美国儿童家庭寄养制度经历了建立、发展以及改革阶段,强调寄养儿童的安全与永久性安置,并逐渐对大龄寄养儿童、预防性服务的提供、民族与种族问题开始关注。本文详细介绍了美国儿童家庭寄养政策的演变过程(1961-2008),并进行了分析与评价。     

试论中国福利社会与西方福利国家的区别

建设福利社会是我国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的长远目标,但建设福利社会不是把中国发展为西方式的福利国家,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异。西方福利国家已有60余年历史,中国福利社会刚刚起步;西方福利国家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福利社会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西方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多元化的,中国福利社会则坚持一元化的马克思主义;西方福利国家充满着国内外的政治算计,中国福利社会旨在增进全体人民的福祉;西方福利国家更多地追求＂高福利＂,中国福利社会则强调＂福利适度化＂。     

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家庭福利政策体系研究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急剧变化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家庭结构、规模、功能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本文从保障家庭经济安全;支持家庭照顾能力,分担家庭照顾责任;扩展基础性的教育保障,实现区域内教育资源均衡发展等角度出发重构了我国的家庭福利政策体系。     

对中国企业弹性福利的思考

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竞争,21世纪管理的主题是人本管理。在这样一个时代,我国的企业怎样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并激励人才?从福利的角度我们能够得到一些答案。但是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福利”是一个不轻松的话题。福利应有的作用没有发挥,反而成为企业的负担。本文将引入对于我国企业比较新鲜的弹性福利,述析中国企业现在无缘弹性福利的现实以及原因、弹性福利的优点及实施事项等,试图寻求有益于中国企业的福利方式。     

福利国家:中国发展的样板

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今天,福利国家备受追捧.在回顾福利国家概况尤其是梳理其历史演变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即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从人口基数、人均GDP、人均资源、社会保障支出、老龄化、城镇化、经济均衡等方面着重阐述中国现阶段不能搞福利国家,并从社会保障基线和社会保障水平角度指出中国未来亦不该搞福利国家,从而摒弃了福利国家是中国发展样板的错误观点.强调要坚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     

儿童大病医保离适度普惠有多远——儿童大病医保的民间试验田

邓鸣贺．在5月的央视又露面了,但这并非因其是春晚小童星,而是因其患了白血病。     

除了奥运冠军，还有谁的福利需要保障？

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权威人士透露，对于北京奥运会上的中国冠军，“有关部门在制定新的奖励政策时将改变过去的单一奖金制，有可能会借鉴韩国的终身特殊津贴制。”闻听此事，高兴之余，我却有了一些忧虑。这一政策的出台对于那些已经走上领奖台的冠军们无疑是锦上添花，但对于那些流过汗、受过伤、付出过青春的亚军、季军们，他们的福利国家将作何打算？对那些默默无闻，给这些奖牌获得者们奠基、铺路、搭桥的更广大的运动员，国家又有什么相应的保障措施呢？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研究——基于新福利经济学的视角

本文基于新福利经济学的视角，通过结合使用SBM方向函数、空间面板回归以及QAP分析等研究方法，探究了2013—2021年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发展动力和空间不平衡性，并提出我国社会价值判断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路径。研究结论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促进实体经济繁荣；经济高质量发展、良好的内外部投资环境和稳步增长的金融科技水平是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而不当的政府干预和数字使用鸿沟则起了阻碍作用；在地区发展平衡性方面，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和政府干预力度的差异是造成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空间不平衡的主要因素，金融开放程度、三级数字鸿沟以及市场与投资环境的地区差异则是次要因素。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理念趋近于乘法型社会福利函数，为进一步释放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红利，应在充分激活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能的基础上，兼顾地区发展平衡性，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路径。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住房消费政策

房地产政策是一项中长期的公共政策,需要对未来房地产发展做出中长期规划。首先要确定房地产市场发展目标,即房地产市场到底是为了什么？“131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规定,房地产的支柱性要与全国每一个居民的住房福利条件改善结合起来,把房地产市场发展放在居民的住房条件改善上。这就是当前我国房地产发展的基本目标。     

英国儿童信托基金的发展历程与政策启示

始于英国工党竞选宣言的英国儿童信托基金计划从萌芽到终止走过了近十年的历程。作为一项普惠性的儿童资产福利,其设计理念体现了资产性、公平性、教育性、选择性和操作性等特征。从账户类型、父母态度、运营者观点、反对者声音和效果评价等多个视角,文章深入剖析了儿童信托基金的运行机制,并在新平等观、发展型社会政策、社会融合和可持续资本来源等方面论述了其对我国乃至全球社会政策变革的启示。     

我国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福利成本及改进对策——以成都为例

为应对近期房地产市场出现的价格飙升、投资需求旺盛的情况,我国一线及主要二线城市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打压投机性需求,控制资产泡沫。本文借助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以成都为例,分析了限购、限贷、限售政策对于市场效率的影响。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提出了减免税收、遏制垄断等减少无谓损失的政策建议。     

企业非货币性福利核算的理解与政策把握

一、非货币性福利与职工福利费的关系理解与政策把握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应用指南（以下简称。应用指南”）解释的非货币性福利,包括企业以自产产品发给职工作为福利、将企业拥有的资产无偿提供给职工使用、为职工无偿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等。但从目前企业实际工作来看,向职工低价售房、将外购商品作为福利发给职工通常也是作为非货币性福利处理的。需要说明的是,应用指南中是将非货币性福利和职工福利费同归属于职工薪酬。但对二者又采取了分开核算的方法,即在“应付职工薪酬”科目下属明细科目设置中建议设置“职工福利费”和“非货币性福利”两个明细科目分开核算。而非货币性福利是否应该归属于职工福利费统筹考虑,应用指南并未给出说明。     

构建符合中国利益的适度保护性贸易政策体系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贸政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也正经历着从典型的保护贸易政策类型向自由贸易政策类型的转变。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然而在现阶段,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国际环境,我国还应实行适度的保护性贸易政策。本文从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适度保护性贸易政策体系的必要性分析入手,结合世贸组织规则阐述了制定该政策体系的可行性,最后提出了构建符合中国利益的保护性贸易政策体系的基本思路。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福利文化溯源

儒家“仁爱”的道德观念,道家“积善”的善恶报应观,佛教“慈悲”的观念文化,逐渐积淀为中华民族的传统心态和心理定势。两千多年来。这些观念文化时时泛起,代不乏人,表现了一种对理想的福和社会的憧憬和追求。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福利成本研究——基于小概率“严重衰退”事件的视角

本文在Lucas模型基础上,引入存在严重衰退状态的消费增长过程,重新估算中国经济周期的福利成本,修正了Lucas论断。通过本文模型的计算,我们得出:(1)应用存在严重衰退状态的福利成本模型估算的中国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远远高于Lucas模型估算的结果。在合理的参数范围内,前者一般是后者的10倍左右。因此,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旨在防止严重衰退状态发生的宏观稳定政策的福利收益相当大。(2)对于中国经济而言,降低严重衰退状态发生的概率(从0.017降低到0.003)所获得的福利收益大约是Lucas模型结果的3～4倍。这表明,中国宏观稳定政策的收益主要来源于降低严重衰退状态的发生概率,而不是减少通常意义上的经济波动。(3)在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取值范围内(γ小于6),中国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与美国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相当接近。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存在严重衰退状态的福利成本模型适用于不同的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