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投票变化与国家间关系（1990～2004）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者考察了1990～2004年间联合国投票的4组不同数据,包括冷战期间和冷战后安理会与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投票比例的变化、安理会否决票与非正式磋商的情况、在联合国大会一致表决之外的各国与美国投票一致的比例以及在联合国大会关乎美国重要利益事项上和不同问题领域各国与美国投票一致的比例,并对这4种投票情况的变化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冷战后国家间关系、合作程度以及国际体系结构和进程因素对投票格局变化的影响。     

中国对外贸易提高了他国外交政策相似度吗?北大核心CSSCISSCI

对外贸易是当前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内容,但既有研究尚没有系统考察这一因素存在的外交影响力。作者提出中国同相关国家双边贸易额度或比例的增加可以提高两国外交政策相似度这一核心假设,并利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衡量国家间外交政策的相似程度,基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现有贸易数据,运用大样本统计方法,以世界上大多数中小国家为分析对象,对这一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冷战后中国同期与一阶滞后的双边贸易总额、贸易份额与贸易依赖的增加可以有效提高相关国家同中国外交政策的一致程度,但这一效应会因具体议题而有所差异:在巴勒斯坦议题上中国贸易相关变量具有较强解释力度,在人权议题上这些因素与政治制度因素一起发挥影响作用,但在军控裁军议题上中国对外贸易因素的解释力度比较低,而美国对外贸易相关因素与美国盟国因素却存在显著作用。由于贸易变量可能与外交政策一致程度存在内生关系,作者进行了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内生性检验,进一步确认了上述研究结果。     

联合国的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

随着时代的变化 ,联合国关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定义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冷战时期 ,联合国所关注的安全问题主要是主权国家如何抵御外来军事干涉和入侵、防止核战争以及维护民族独立、领土完整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 ,在联合国范围内 ,一种内容更广泛、更综合的“新安全概念”也逐渐成长起来。冷战结束后 ,联合国积极倡导包括“共同安全”、“人类安全”和“全球安全”在内的新安全观 ,完成了从传统安全概念到非传统安全概念的转变。联合国的安全观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安全观 ,它是对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安全考虑平衡的结果 ,具有更多的理想主义、制度主义和全球主义色彩。一方面 ,我们应该看到 ,联合国对非传统安全的关注反映了冷战后世界安全形势的变化和各国安全利益关注点的变化 ,因而具有积极意义和指导意义 ,值得各国在制定本国政策时加以借鉴和参考 ;另一方面 ,我们也应该关注这种“新安全观”给联合国组织本身及其成员国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     

潘基文:联合国“新管家”

2006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向第61届联合国大会提名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潘基文接替安南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全体成员国代表以鼓掌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潘基文的支持。由于潘基文是目前竞选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唯一候选人,因此安理会也不再遵循以投票方式产生提名人的惯例,取而代之的是全体成员国代表以鼓掌的形式表达他们对潘基文的支持。安理会10月轮值主席、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大岛贤三随后代表安理会全体成员国宣读了正式公报,提名潘基文担任下任秘书长,任期自2007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安理会的决定意味着潘基文距离正式成为联合国秘书长又近了一步,中国对此表示祝贺,相信潘基文当选以后能够发挥其领导才能,使联合国的工作更加有效地进行。虽然潘基文的提名还要经过联大的批准,但外界普遍认为这只是一个程序性的步骤而已,潘基文将成为联合国历史上的第八位秘书长,也是继缅甸的吴丹之后第二位出自亚洲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当天也发表声明,对安理会的决定表示欢迎,对之前与潘基文的合作感到高兴,希望联大能够尽快批准安理会的提名,并承诺将努力确保与潘基文实现平稳交接。200...     

美国对华经贸政策新变化及中美经贸关系前景展望

<正>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经济竞争时代,国家的命运与繁荣取决于经济,各国的外交政策焦点也越来越围绕着经济运转。本文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政策新变化及中美经贸关系前景做一些探讨。     

脱欧公投美国大选:下层社会亟待改变现状——贫富差距过大是全球的共性矛盾

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全民公投,通过了脱欧议案;2016年1 1月9日特朗普赢得美国第58届总统大选,成为第45任总统. 脱欧公投前,政界、舆论界一致认为公投不会通过,公投后舆论一片哗然,反对声不绝于耳,数百万人要求重新举行公投.美国大选投票前各种民意调查、各种媒体都认为希拉里会取胜,世界各国舆论也一致倒向希拉里.特朗普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当选后,美国多个城市举行反对特朗普当选的抗议活动,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两件事出乎意料,是因为上层忽视了广大底层民众的切身利益、对现实的不满和改变现状的强烈要求.得不到关注的民众,只能用唯一可以替自己说话的投票权表达心声.     

从“霸权稳定论”到“安全共同体”——东北亚安全合作架构新走向北大核心CSSCISSCI

冷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在东北亚的利益,通过不断加强其同盟体系、介入地区安全事务以及发展与地区非同盟国的安全联系等方式,企求以“霸权稳定论”为理论基础,建立美国主导的地区政治安全秩序。但东北亚不断变化的地区安全态势,使这一架构日益显现出局限性及不确定性,为东北亚建立安全共同体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和契机。“安全共同体”作为一种安全合作新模式逐步被纳入东北亚各国的视野,能有效地弥补霸权稳定架构的缺陷,并在东北亚安全战略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从“霸权稳定论”到“安全共同体”——东北亚安全合作架构新走向

冷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在东北亚的利益,通过不断加强其同盟体系、介入地区安全事务以及发展与地区非同盟国的安全联系等方式,企求以“霸权稳定论”为理论基础,建立美国主导的地区政治安全秩序。但东北亚不断变化的地区安全态势,使这一架构日益显现出局限性及不确定性,为东北亚建立安全共同体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和契机。“安全共同体”作为一种安全合作新模式逐步被纳入东北亚各国的视野,能有效地弥补霸权稳定架构的缺陷,并在东北亚安全战略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即将到来的大国冲突?——《大国政治的悲剧》及其思考

冷战后世界的走向 :悲观主义者与乐观主义者　　冷战的结束已经有十余年了。在过去的十余年中 ,各国学者均从不同的角度对冷战的终结以及冷战后世界政治的走向进行反思、整理和展望。作为世界顶级大国的美国 ,其学界和政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格外积极和活跃。其中 ,就冷战后世界的前途而言 ,悲观的论调和乐观的论调在国际关系学界不乏有之。乐观派如中国学界熟悉的“民主和平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以及新近兴起的“市场国家的和平论”,它们为自由民主的进步高奏凯歌 ,对自由民主和市场国家在促进和平世界来临方面的意义深信不疑。而在悲…     

浅析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机制的必要性

作为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下的重要机制之一,维和行动在冷战之前基本属于停滞阶段,联合国因为美苏争霸的僵硬姿态而陷入了无所作为的境地,冷战后,由于东西方关系的大大缓和,联合国作用与日俱增,维和行动逐步走出低谷,以其独特的方式为冲突的国家和地区赢得了和平,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性大国,参与联合国维和机制是既现实又符合长远利益的重要外交策略.本文试图在冷战后新的国际背景下分析我国参与联合国维和机制的必要性.     

冷战后美国的拉美一体化战略--霸权利益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冷战后的拉美地区一体化进程包括占主流地位、中间立场的南方共同市场、南美洲国家联盟、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开放程度较高、立场偏右的太平洋联盟以及反美色彩浓厚的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从维护霸权利益的目的出发,冷战后美国除了直接参与跨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外,对不同的拉美本地区一体化进程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美国力图建设美洲自由贸易区,将其作为美国霸权制度地位的基础之一,但是没有能够成功。美国还通过建设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签订双边贸易协定、利用拉美国家内部矛盾等手段,力图削弱拉美国家旨在联合独立的地区和次地区一体化进程。北美自由贸易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推动,都属于美国的跨地区一体化战略,削弱和分裂了拉美国家,加强了美国主导的地区制度体系以及全球制度体系,也有利于增强美国的实力地位;而美国对拉美本地区三种一体化进程分而治之的战略,打压了挑战美国霸权利益的力量,削弱了长期来看不利于美国霸权利益的进程,加强了有利于美国霸权利益的进程。     

主要国家国防建设 七大趋向

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两大军事集团激烈的军事对抗结束,世界大战的威胁减小。国际社会各种力量正在调整,区域化利益意识增强,多极化国际新格局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形势,世界各国纷纷调整自己的军事战略,修正军队建设方向。从美、俄、英、法、德、日、印、越、以等9个国家情况看,军队建设出现七大趋向。一、战争形势的变化为军队建设提供了客观依据两极体制解体后,世界大战的危险大大减少,但被冷战掩盖的民族、宗教矛盾激化,资源争夺加剧,导致地区冲突此起彼伏。这就促使一些国家纷纷修改自己的军事战略。美国提出"地区防务战略",认为冷战后"全世界关键地区的稳定所面临的威胁已成为美国主要的军事担忧"和"军事计划的核心",并制定了同时打两场大规模地区性战争的计划。俄罗斯提出"全方位机动防御"战略,认为。今后10—15     

90年代美国对亚太政策的调整

<正> 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即从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格局过渡到多极竞争的冷战后格局。尤其是在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后,新格局的轮廓逐渐明朗化。作为冷战后仍保持着“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美国,不能不对其已经过时的全球战略进行重大调整,而亚太政策的调整又是其中的核心部分之一。冷战时期的美国亚太政策建立在两个基本点上:一是美国以亚太“非共产党”国家的保护者自居,承担着重大的军事义务;二是美国以其占有绝对优势的经济力量为后盾,支持其亚     

认同政治与国家的衰落——兼评亨廷顿的新作《我们是谁?》

冷战时期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湮灭后,人类出现了全球范围的认同危机。美国也难逃此劫。性别、民族、种族等群体认同,分权主义者对州权的认同,知识界与政界的精英们对全球化与超国家的向往都危及到美国人的国家认同。认同政治的兴起对美国国家认同的关键部分———文化与政治信条构成了挑战。这不仅是国家权力衰落的体现,也说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契合对一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各国如何因应具体国情在制度设计上接受“认同政治”的挑战,培育出理性的、参与的、团结的公民,这在一定意义上将会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     

认同政治与国家的衰落——兼评亨廷顿的新作《我们是谁?》北大核心CSSCISSCI

冷战时期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湮灭后,人类出现了全球范围的认同危机。美国也难逃此劫。性别、民族、种族等群体认同,分权主义者对州权的认同,知识界与政界的精英们对全球化与超国家的向往都危及到美国人的国家认同。认同政治的兴起对美国国家认同的关键部分———文化与政治信条构成了挑战。这不仅是国家权力衰落的体现,也说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契合对一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各国如何因应具体国情在制度设计上接受“认同政治”的挑战,培育出理性的、参与的、团结的公民,这在一定意义上将会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     

国际关系中主导因素的变化与湖南对外开放

东西方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一系列变化,其中最深刻、最根本、最明显的变化是国际关系中主导因素的变化,即由政治主导因素转变为经济主导因素.实现这一转变的突出标志有三条:一是经济安全成为各国外交工作的首要目标。世界上以科技为先导,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赛正在激烈展开。二是经济利益成为各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相对于政治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因素,经济利益在双边、多边和国际关系中,起着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三是经贸动机成为各国对外交往的重要动因。冷战结束后,各国的对外交往形成了“政经合一”的模式,即政府官员率工商巨擎出访。去年11月,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访华时,带来了全国     

三个阶段的变迁——回顾新中国与国际不扩散机制互动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国际机制半个多世纪的互动史反映出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曲折历程。这其中,中国对国际不扩散机制的态度与政策转向恰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史例。在对待生化武器的态度和政策上,中国政府的立场在冷战时期和冷战之后是基本一致的。因此,中国对国际不扩散机制态度和政策的变化与转向主要体现在核不扩散方面。中国对待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态度大致经历了"谴责与反对、理解与改变以及支持与融入"三个不同阶段。     

弃权还是否决——中国如何在安理会投票中表达反对立场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安理会的投票中,同样是表迭反对意见,有时选择弃权票,有时则选择否决票。为了分析这一问题,作者研究了从1971年10月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到2012年12月31日这段时间的相关数据。在此期间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决议草案数量为1797个,中国在安理会一共投了137次弃权票,9次否决票。作者根据相关数据建立了回归模型,发现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不同意时会倾向于通过否决票表示反对。随着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时间增长,通过社会化逐渐接受国际规范,也容易在不同意时以否决票来表示。若议题涉及主权或安全问题,中国在不同意时会倾向于投否决票。中国对于中东和非中东的亚洲事务的关注程度明显不同,对于中东问题,中国的行为趋于风险规避;但是若涉及中国周边或中国自身,此时中国如果不采取行动就会面临损失,因此愿意冒险投否决票。以上发现表明,中国在安理会的投票不仅有自己一贯的立场和原则,并且具有"推己及人"、"由内而外"的传统思维特点。     

从冷战到中国的崛起: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变化与延续

当中国由一个冷战时期的新兴国家演变为后冷战时期的崛起中大国时,美国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经历了许多变化。以1989年为分界点,作者考察了该领域在中国国际政治角色变换这一背景下新的研究议程。新的研究议程包括国内因素、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多边外交以及台湾问题等。作者指出,尽管新的研究议程已经出现,但美国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中仍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延续性。这种内在的延续性表明了对中国国际行为进行比较研究、把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并入到国际政治这个更大学科中去的潜在价值。     

从冷战到中国的崛起: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变化与延续北大核心CSSCISSCI

当中国由一个冷战时期的新兴国家演变为后冷战时期的崛起中大国时,美国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经历了许多变化。以1989年为分界点,作者考察了该领域在中国国际政治角色变换这一背景下新的研究议程。新的研究议程包括国内因素、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多边外交以及台湾问题等。作者指出,尽管新的研究议程已经出现,但美国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中仍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延续性。这种内在的延续性表明了对中国国际行为进行比较研究、把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并入到国际政治这个更大学科中去的潜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