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投资动机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7—2014年中国对62个代表性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从投资动机的视角分析了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营商环境总体上对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当出于不同的投资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各异;出于市场、自然资源寻求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负相关关系;而出于劳动力、战略资产寻求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正相关关系。本文考察营商环境的具体方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发现开办企业、建筑许可等5个方面有利于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信贷则起到负向作用,而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和登记财产则不具有影响。     

东道国风险、自然资源与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利用2005—2015年"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与万德金融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研究东道国风险水平、东道国自然资源水平及二者交互项如何影响中国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与东道国的风险水平呈正相关,即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风险偏好"特征;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与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呈正相关,即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自然资源偏好"特征;东道国的风险水平与自然资源禀赋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为负,说明风险和自然资源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当国有企业同时面对这两个因素时,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国有企业在自然资源与风险之间进行了权衡取舍。     

对外直接投资、主权信用与投资风险——基于国别样本的动态面板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35个国家(地区)的投资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东道国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球范围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主权信用较低、投资风险较大的国家;单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丰裕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分析表明,该类国家的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U型影响:当东道国主权信用低于某一水平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主权信用较低的国家;当东道国主权信用超出某一水平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偏向主权信用较高的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趋向东道国主权信用水平的两个极端——战略资产丰富的高主权信用国和自然资源丰裕的低主权信用国。     

东道国数字政府建设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数字政府作为信息通信技术的产物，不仅能有效改善国内营商环境，也影响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基于2005—2020年的统计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东道国数字政府建设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数字政府建设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且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越高，这一促进作用越强，存在显著双门槛效应；同时，东道国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发展不仅能直接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能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本文探索了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新的影响因素，对东道国数字政府建设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和效应进行了分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和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对外开放提供了参考。     

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工资水平与FDI区位选择

中企对外直接投资力度越来越大,不同国家(地区)的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因素对投资的影响越来越凸显。为了考察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影响,选取2001~2012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的84国家(地区)的数据。运用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的作用,以及东道国工资水平因素对东道国劳动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两者关系的影响。计量结果发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富有劳动力的国家,并且东道国工资水平对东道国劳动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两者关系具有反向调节作用。     

中国OFDI东道国因素研究——基于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

本文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研究了中国OFDI(对外直接投资)相关43个东道国的12项指标变量与中国对其OFDI水平的相关关系。12项指标共抽取了三项共同因子,旋转因子载荷矩阵显示:因子一主要反映中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以及东道国的贸易开放度(或依存度);因子二主要反映东道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价格水平,即国民的生活水平(或购买力);因子三主要反映东道国整体发展水平,包括经济实力、基础设施建设(如通信水平)、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联系以及人口规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进出口贸易开放度(或依存度)关系非常密切,共同组成因子一的主要部分。但是,因子一得分排名与因子二、三得分排名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推断中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与东道国国民生活水平、东道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完全一致。聚类分析结果也进一步显示,中国香港、印度、日本和美国与其他国家属于不同的类别。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加大推动中国对外投资促进和对外贸易促进相结合,继续促进中国OFDI的多元发展,加强对技术先进的经济大国的OFDI,同时结合国家外交和援外政策,积极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     

东道国政府清廉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

本文探讨了东道国政府清廉度对我国OFDI的影响,以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东道国政府清廉度和我国OFDI的差异化关系。研究发现,东道国政府清廉度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较高的清廉度能促进OFDI,且该结论仅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中适用。本文相关结论对促进我国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2008—2019年数据,利用修正后的投资引力模型考察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总体上,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地理区位异质性、发展程度异质性和营商环境子指标异质性;文化距离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贸易投资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从政府与企业双重维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东道国贸易保护会提升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吗——基于微观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国际投资理论中,跨越贸易壁垒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东道国贸易保护被认为推动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本文以此为理论基础,结合国际经济逆全球化发展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崛起的现实背景,从微观上研究东道国贸易保护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的影响.本文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构建微观样本数据库,采用企业成立年份和首次对外直接投资年份之间的时间跨度衡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展开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研究发现,由于企业在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因此总体上东道国贸易保护提升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但这种提升效应仅发生在有出口贸易的企业以及东道国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中.进一步地,对于出口份额较高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东道国贸易保护产生的对外直接投资速度提升效应更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道国视角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现象愈发普遍,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以及获取技术溢出的重要途径。那么,如何更好地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取先进的知识、技术要素,进而提升国内科技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就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采用2003—2020年我国对78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东道国特征对于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基础设施水平,以及与投资国的文化差距都会影响我国对于技术溢出的获取。因此,企业在选择投资地点时,要充分考虑东道国特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