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分析

中国的改革过程，实质上就是中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推动制度创新的过程。是新制度被制定及旧制度被替代的过程。我国地方政府在获得一定的经济决策权、财政支配权及制度变迁的供给权的情况下，其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在制度变迁中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弊端及其应对

根据制度变迁的主体、方式的不同，制度变迁可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自身存在的外部性和“搭便车”以及谈判成本高、实施难度大等特点，导致制度供给总是少于制度需求，因此强制性制度变迁占据了制度变迁的主导地位。强制性制度变迁虽然能较好地解决制度短缺以及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等问题，但也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之。     

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变迁分析

根据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与环境，尤其是对农村合作金融有重大影响的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可将建国后农村合作金融发展划分为彼此关联的五个阶段。重点考察了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背景、制度安排的结构和内容，以及获得的制度绩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原理，分析制度变迁的特点和模型，认为制度变迁的诱因是各利益主体的寻利动机，主体是地方组织而非经济个体，过程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性，因此，农业合作金融制度变迁的模型属强制性变迁，而不是诱致性变迁。     

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变迁分析

根据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与环境,尤其是对农村合作金融有重大影响的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可将建国后农村合作金融发展划分为彼此关联的五个阶段.重点考察了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背景、制度安排的结构和内容,以及获得的制度绩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原理,分析制度变迁的特点和模型.认为制度变迁的诱因是各利益主体的寻利动机,主体是地方组织而非经济个体,过程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性.因此,农业合作金融制度变迁的模型属强制性变迁,而不是诱致性变迁.     

近代江西农村金融体系的制度变迁

在传统时代,江西农村金融体系主要以非正式金融为主.民国以降,随着现代金融业的迅速发展和政府政策的推动,江西农村的现代金融体系发展迅速.与之相比.传统的主要金融机构钱庄与典当因受战乱和经济萧条影响而衰落.近代江西农村金融体系的转型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交织的产物,同时还与北伐、苏区革命与"剿匪"等事件密切相关.     

农村合作基金会：强制性制度变迁还是诱致性制度变迁？

农村合作基金会是二十世纪末我国农村兴起的一种制度创新形式，其20年的发展历史可划分为前期的发展壮大时期和后期的动荡收缩时期，前一时期呈现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模型特征，而后一时期表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模型特征，农金会这种制度创新形式因其曾经具有的巨大社会经济收益而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其与俱来制度性缺陷又致命地损害了其制度绩效。     

强制性制度变迁与我国农业改革的选择

强制性制度变迁有其优点也有其不足，必须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交替使用才能降低变迁成本和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长期实施诱致性制度变迁，虽然后期强制性的特征有所加强，但是仍然无法解决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当前，应选择回应性的、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地方政府参与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以解决急需的强制性制度需求，使制度供给与需求实现动态平衡。     

我国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制度变迁

农村合作基金会是二十世纪末我国农村的一种制度创新形式，其发展历史可划分为前期的发展壮大时期和后期的动荡收缩时期，前一时期呈现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模型特征，而后一时期表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模型特征，农金会这种制度创新形式因其曾经具有巨大社会经济效益而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与生俱来的制度性缺陷又致命地损害了其制度绩效。     

强制性制度变迁与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

具有激励与约束功能的制度安排必须是其自身的连续的扩展过程，而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在这一点上具有不同的特征。基于这一点，我国资本市场上存在的投资者保护乏力的深层次原因是由于强制性制度变迁逻辑所导致的制度安排缺乏自身扩展性。对此，可以采取鼓励发展私募资本市场，鼓励投资者自发性的制度创新；强化证券监管机构的事后处置效力与效率；重视证券业协会的作用；塑造社会约束环境等制度措施，以解决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保护问题。     

反腐败制度变迁的演进逻辑与动力机制——基于韩国反腐败制度变迁历程的新制度经济学考察

反腐败模式的演进历程本质上是制度的替代、转换过程。韩国的反腐败制度经历了由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转换的复杂历程。在韩国反腐败制度变迁的历程中,收益递增、交易成本和风险不断下降、路径依赖构成了韩国反腐败制度变迁的根本逻辑。在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过程中,民主法治、民众意志的觉醒、正式制度的完善和反腐败第二行动集团的出现最终催生出满足韩国政治市场需求的反腐败稳定机制。     

基于制度变迁的我国商品期货交割演进分析

交割是连接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的桥梁和纽带,是促使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趋合的制度保证。我国商品期货交割制度是在政府偏好主导期货市场的发展、现货市场基础逐渐加强和借鉴西方成熟市场交割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制度变迁过程反映了从“零交割观点”到“限制交割观点”再到“无限制交割观点”的转变。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商品期货交割制度的演变是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未来交割制度创新的路径应当由强制性变迁向诱致性变迁转变。政府应放松对市场微观主体（投资投机者、套利者、套期保值者和经纪商等）合理的自发行动的限制,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和创新能力;市场微观主体则需加强与政府监管部门的沟通及互动,以减少制度变迁的成本和阻力。     

我国家族企业产权特征及其制度学的思考

制度变迁是由外部利润引起的变迁需求与供给主体引起的变迁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家族企业现代产权制度变迁在变迁需求的诱致和变迁供给的约束下,将经历一条演化之路。在此过程中,企业主的探索和国家的支持都是不可或缺的。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对企业投资动机的影响——基于调查问卷的比较分析

以405家国有企业和220家非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我国经济制度变迁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投资动机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环境变化对企业投资动机的影响要明显强于经济政策变化所产生的影响；科技的发展是推动我国企业开展投资活动的最重要的环境因素；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动机受“证券监管制度”变更的影响较小，而国有企业对各项政策的变更都很关注；“充分利用闲置资金”等投资动机受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很大，而“提高产品的市场份额”等投资动机受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不明显。     

FDI与区域经济制度变迁的相关性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 (Foreigndirectinvest ,简称FDI)与制度变迁之间存在良性的互动关系。FDI在地区分布上的不平衡是导致我国区域制度变迁非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 ,而我国区域制度变迁的非均衡发展 ,又进一步加深了FDI区位分布上的非均衡。中西部地区只有通过制度创新 ,改善投资环境 ,吸引FDI ,进而以FDI带动制度变迁 ,才能摆脱制度变迁滞后与FDI流失的困境 ,实现制度变迁与FDI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机构投资者持股的旅游上市公司特征分析

旅游业已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旅游上市公司是我国证券投资市场的重要板块。以2006-2008年旅游上市公司为样本,将旅游上市公司分成酒店类、景点类和综合类,研究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公司特征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景点类旅游上市公司在股东获利能力、发展能力、抗风险能力等方面均优于酒店类和综合类旅游上市公司。而且,更深入的研究发现,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与景点类旅游上市公司机构持股比例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股权分置改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股权分置制度是我国股票市场在特殊的环境下形成的,在此制度运行过程中陷入了低效率的路径依赖,产生了制度的极度不均衡,原有的制度功能(投资、融资、资源优化配置)丧失殆尽。股权分置改革后各利益主体具有潜在利润,但股权分置下既得利益主体会为制度变迁设置障碍,政府应权衡利弊,进行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并加强各利益主体之间信息交流,出台配套政策,通过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和适应性预期使我国股市具有自我增强机制,并步入良性的发展轨迹。     

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集中体现与必然结果。文章首先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组织的理论入手,然后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阐述了的制度变迁过程,同时针对珠三角区域发展困境提出相应的措施。     

论制度变迁中的四大问题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制度变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即所谓“目标模式”)对另一种制度(即所谓“起点模式”)的替代过程。制度变迁从其层次来分，有基础性制度安排与次级制度安排：从其主体来分，有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从其途径来分，有制度移植与制度创新；从其方式来分，有渐进式制度变迁与激进式制度变迁。从不同角度来研究制度变迁，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制度变迁的过程及其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变迁的制度环境分析

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变迁也不是简单的行政体系内部制度变革,而是在一定的外部制度环境的约束和要求下进行的,并且对其身处的制度环境起反作用。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处于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法律、社会环境之中。这些环境因素构成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变迁的外在约束条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大背景及我国加入WTO的现实情势、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政治和法律环境的变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等方面制度环境的变化。构成了转型期我国行政审批制度变迁的外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