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

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在企业、行业和城市层面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企业监管效率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行业数字化转型、相似企业行动决策和成功企业行动决策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具有溢出效应。本文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推动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政府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提供了决策参考。     

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与贸易扩张:互补还是替代?

利用中国对外投资综合增长率和出口总额增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考察我国走出去战略实施对我国贸易扩张的积极作用,研究中对数据分别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并讨论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和Granger因果关系。研究发现:在长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存在创造效应,并且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贸易增长的Granger原因;在长期,中国出口增长同样是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Granger原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口的发展,与出口的增长之间为互补关系。从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两个角度都得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结论。     

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关系研究

本文在文献回顾和现状描述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协整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之间具有显著的互补关系,属于顺贸易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大于进口效应;直接投资的双边贸易促进效应的强弱排序依次是塔、吉、乌、哈和土.本文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引进来”是否促进了“走出去”?——外商投资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在中国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齐头并进以及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背景下,本文构建了一个2004—2013年的企业层面微观数据集,研究"引进来"对中国内资企业"走出去"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引进来"显著地促进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外商投资的水平溢出、前向溢出和后向溢出效应均会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外商投资对内资企业对外投资的外溢效应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以及考虑了内生性情况下都是成立的。进一步地,外资溢出对企业向中、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影响较强;对于商贸服务型、研究开发型、垂直生产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最后本文发现外商投资在直接促进内资企业走出去的同时,还通过提升内资企业生产率水平,间接推动了其对外直接投资。本文的结论对促进中国双向投资升级以及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均具有较重要的政策含义。     

出口经验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从微观角度探究企业出口经验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模型表明,企业利用出口经验减少信息摩擦从而降低对外直接投资门槛。利用2000—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发现：出口经验整体上提升了企业在东道国直接投资的概率,且在企业更加需要市场信息的场景中起作用：出口经验不仅能促进贸易型投资、研发型投资以及绿地投资,还能促进民营企业的投资行为;在排除了企业运输成本以及贸易风险规避的替代性假说后,可以认为出口经验通过缓解信息摩擦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本文为运用我国出口优势,降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提高对外开放韧性提供了启示。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概率*

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深入探讨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能有效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生，其影响机制是通过学习效应实现的。本文通过进一步检验，发现不同所有制类型、要素密集度、生产率的企业在面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时，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该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更换贸易不确定性的度量方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中国OFDI的出口效应：抑制还是促进？——基于21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10年来中国从一个引资大国逐渐发展为对外投资大国。理论上,对外直接投资既可能抑制出口也可能促进出口。本文在引力模型的框架下利用2003年-2011年中国21个贸易投资对象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总体不显著。将样本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后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轻微抑制了向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但显著地促进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最后对这一差异作出理论解释。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企业人力资本提升吗?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的背景下,文章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中国企业人力资本提升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高了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并且在克服内生性、更换被解释变量、更换回归样本以及回归方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分组检验表明,这种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及专利密集型行业企业。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市场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是对外直接投资促进跨国企业人力资本提升的两个重要渠道。本文对制定更加明确且具针对性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以及跨国企业完善国际合作的人力资本提升机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垂直型和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门槛——基于中国企业层面微观数据的研究

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主要是研究发达国家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具备一定的垄断优势,反而低估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投资能力。本文在理论建模中放弃了要素密集度同质化的假设,将对外直接投资分为水平型和垂直型,证明了垂直型对外投资的生产率门槛要低于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企业有更多机会从事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采用中国企业微观层面数据的实证检验后发现,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实际上偏重成本导向,对外投资并不像出口一样存在着"生产率悖论",其生产率要显著高于无对外投资企业。同时,实证检验还进一步证实了理论模型中的假说,即垂直型比水平型对外投资有着更低的生产率门槛,这为我国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推动企业集群式"走出去"提供了理论依据。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邻居效应:理论机制分析及实证检验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深化,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增长迅速。企业全球配置生产会面临比国内生产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为提高投资效率,企业需从多方面获取对外直接投资的知识,包括从邻居企业获取信息和经验等。从理论机制上分析邻居效应产生的原因,包括知识溢出、竞争效应、信号传递、产业链带动等途径。在此基础上,构建2002-2013年期间详细的中国工业企业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邻居效应及其产生机制。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确实存在邻居效应,即邻居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会通过多种方式促进企业"走出去"。进一步地,在省份范围内的邻居效应影响较弱;在行业内部以及细分投资市场的邻居效应影响较强。因此,应利用邻居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信息和经验,发挥企业之间的学习效应,提高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成功率。     

“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基于2005-2016年中国企业绿地投资的双重差分检验

本文采用目前可获得数据中较详实和准确的2005—2016年《全球企业绿地投资数据库》,运用事件评估的有效识别方法——双重差分法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促进效应进行全方位的评析。主要结论是:首先,"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的增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项目数增长幅度达32%左右,且一系列的有效性和稳健性检验均表明这一促进效应显著存在。其次,"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绿地投资的积极促进效应通过"五通"实现,即设施联通、政策沟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再次,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地理上,"一带一路"倡议更显著地促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与中国邻近"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增长,且对高政治风险经济体的投资不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从投资动态来看,现阶段"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促进效应主要表现为集约边际的扩张,即主要带动已有投资基础或投资项目经济体的投资增长。此外,基于三重差分估计的结果看,在行业上,该倡议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主要集中在能源、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相关领域;在投资来源上,该倡议尚未对"一带一路"重点省份产生显著的投资促进效应。     

华人移民网络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新机遇,华人移民网络是推动中国企业走向"一带一路"的重要助力.文章基于全球华人移民的分布数据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检验了华人移民网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华人移民网络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影响路径检验发现,信息共享效应和制度距离缓解效应是华人移民网络促进中国OFDI的重要机制.     

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决定因素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我国逐步加快"走出去"步伐,对外直接投资额逐年扩大。通过利用2003—2012年我国25省市相关数据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从母国的角度分析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人均GDP、汇率、贷款利率、科技水平和国际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性的影响;日益增长的出口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虽然也有着促进的作用,但是影响并不是很明显,说明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有微弱的互补关系。同时,由于"假外资"的存在,吸引外资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

本文在Helpman et al(2004)基础上加入出口平台型OFDI和融资约束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企业OFDI的模式选择问题。研究发现：生产型投资需要更高的固定资产投资,与出口平台型投资相比,前者需要企业跨越更高的生产率门槛;如果企业融资约束越大和外部融资依赖越多,则生产型投资的生产率门槛越高。本文然后利用2005—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发现：生产率越高的企业选择生产型投资的概率越高;给定行业外部融资依赖,随着融资约束降低,企业选择生产型投资的概率增加。本文发现,生产率较低和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无法跨越生产型投资的门槛,转而选择出口平台型投资,这从理论和经验上解释了中国企业OFDI的模式选择问题。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通过研发成果反馈效应、产业集群效应、人员流动效应、市场竞争效应和公共效应获得了国外技术溢出,通过知识、人才与技术资源跨国流动将技术溢出传递回母国后,逆向技术溢出再通过技术进步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产品质量效应促进国内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上升。运用CEPII BACI数据库中的海关6位编码的出口数据与ISIC REV.4行业代码进行匹配,得到各个行业编码下的2位出口数据,基于行业角度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有利于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的上升。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了母国就业?——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研究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猛增长的背景下,本文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论文从理论上分析了不同投资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机制,然后利用微观企业层面数据,经验研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就业人数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次数越多,对国内就业的促进也越明显。其促进效应并不受企业所有制类型、投资目的地收入水平的影响。不同投资动机类型对就业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企业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的就业效应受行业类别的影响,而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和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的就业效应,受投资目的地国家收入水平、中间品进出口以及最终品进出口的影响。     

参与合资有利于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吗?

本文利用外商投资审批(备案)数据库识别了企业参与合资的行为,进而研究了参与合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事实分析表明：2004—2013年近14%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之前,与外国投资商共同出资设立了在华合资企业,即参与了合资;参与合资的企业更多投资到信息不对称的远距离地区和生产率门槛较高的发达经济体。计量分析发现：参与合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缓解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参与合资通过信息传递和技术溢出机制发挥作用。在与发达经济体投资商共同投资、投资长期运营的合资企业和控股合资企业等情境下,参与合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更大。本文拓展了国际化进程理论相关研究,为中国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益借鉴。     

产业政策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本文借助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产业政策支持力度指标,利用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数据,研究了产业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产业政策有助于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能够促进已投资企业向海外再投资。进一步分析发现,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多元化程度,相比于其他类型的产业政策,金融财税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影响机制看,产业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作用受到企业特征的影响,生产率越高,产业政策的促进作用越强;相比于国有企业,产业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强;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的组织管理能力,进而促进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文化偏好——来自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明显区位偏好,探究其内在的逻辑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话题。本文基于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的事实,从非正式制度出发,以文化偏好为切入点,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偏好提出了一种新的微观解释。结果发现：企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越强,其更愿意选择在儒家文化圈国家投资;在运用安慰剂、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果依然成立。进一步检验揭示,规避投资风险和降低管理成本是企业选择在儒家文化圈国家投资的内在驱动机制。本文还发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儒家文化在增加企业在儒家文化圈投资中存在互补效应。此外,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文化偏好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中,而在国有企业中并未找到相关证据。本文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偏好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     

出口、环境污染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2003～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VAR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3~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应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出口、环境污染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发现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明显的互补效应,但出口与环境污染间不存在显著的相互正向影响因此不支持中国的"污染天堂"假说,而对外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间存在着非对称关系,即环境污染程度的上升导致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提高,而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提高反过来能使环境污染有所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