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竞争与地方政府债务使用效率的非线性关系——来自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将三阶段DEA模型与Bootstrap方法相结合,选取地方债务投入和产出指标,构建了地方债务使用效率测评模型。以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作为研究样本,检验地方债务使用效率测评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在此基础上,引入税收与引资竞争反映地方政府竞争强度,构建面板门限模型,分析地方政府竞争与地方债务使用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挖掘最优地方政府竞争程度与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竞争与地方债务使用效率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当地方政府竞争强度低于门限值时,地方政府竞争会提高债务使用效率;竞争高于门限值会造成地方债务使用效率损失;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竞争最优强度各不相同,其中东部地区最低,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竞争最优强度相对更高;近年来地方债务使用效率呈逐步增长趋势,但是目前整体仍相对偏低,有较大的提高空间。     

引资优惠竞争一定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吗?——基于FDI质量的视角

资本异质性导致同样数量的FDI可能对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基于我国地方政府激烈引资竞争的客观事实,笔者从FDI质量角度出发,使用我国1998年～2008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考察了地方政府引资优惠竞争对FDI质量及FDI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旨在获得更多FDI的引资优惠竞争能够提高地区FDI数量,但同时也会降低FDI质量;FDI质量提高能够显著推动地区经济增长,但引资竞争加剧将弱化FDI质量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效应.     

资源禀赋对工业企业投资的非线性影响——基于中国245个城市数据的门槛模型分析

运用面板门槛模型,选取中国24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土地出让收入、第三产业发展程度和企业投资水平为门槛变量,探讨资源禀赋对工业企业投资的非线性影响。结果显示：当土地出让收入高于59.383亿元、第三产业发展程度低于26.843%以及企业投资水平高于9.318亿元时,资源禀赋才能够吸引工业企业投资;在资源型城市,资源禀赋对工业企业投资的影响也呈现此特征,但门槛效应和门槛值大小具有差异,而在非资源型城市,资源禀赋不具有引资效应。由此,建议应为资源丰富地区构建相应的企业投资价值,并将产业结构升级作为倒逼机制推进资源高效利用和城市转型升级。     

解析政府竞争视角下的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兼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形成与膨胀

我国地方政府竞争不同于国外联邦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竞争。中国式分权下地方政府的竞争是投资驱动型的竞争,竞争的实质是资金的竞争。以中央政府满意和地方经济控制权为利益函数的地方政府更重视短期性的、显性的经济增长,这就异化了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地方政府并不把依靠培养税基而增加的税收作为重要的资金来源,而是首选债务融资。地方政府的这种融资需求在政府垄断金融资源的情况下得以实现,并不断膨胀。     

地方政府竞争、资源禀赋与文化创意产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化创意产业是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重点产业,其发展水平与政府行为和资源禀赋条件紧密相关。本文基于2014-2019年中国30个省(区、市)文化创意产业数据,从财政、税收和营商环境三个维度衡量地方政府竞争,使用系统GMM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竞争和资源禀赋对文化创意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发现：地方政府竞争对文化创意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发展存在正向滞后效应;财政竞争和营商环境竞争有利于纯技术效率的提高和创新技术进步,长期的税收竞争则会抑制技术进步;资源禀赋对文化创意产业TFP增长率的影响与地方政府竞争手段有关,文化创意资源禀赋在营商环境下存在“资源诅咒”,在财政和税收竞争性下存在“资源恩赐”;资源禀赋将加剧当期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负向效应,削弱正向滞后效应,与地方财政和营商环境之间存在不显著的协同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影响机制发现,促进要素流动是地方政府竞争和资源禀赋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最主要机制,其次是集聚效应和挤占效应。     

地方政府“土地引资”背景下的FDI挤入挤出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税收优惠空间缩小条件下地方政府为追求经济增长而将“土地引资”作为重要招商手段的现实背景,根据中国2004-2007年25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系统研究了地方政府“土地引资”行为对FDI与国内投资之间关系的附加影响.(1)理论分析表明,在最大化本地产出的目标下,地方政府有激励压低工业地价并给予高效率企业更多优惠,这种干预行为有可能会放大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或挤出效应.(2)实证结果显示,样本期内“土地引资”有效地刺激了当地总投资规模增长.在全国,“土地引资”强化了FDI的挤入效应.在城市群层面,FDI在发达城市有较大的挤入效应,“土地引资”的影响作用不明显;在发展水平居中的城市,政府“土地引资”效果最显著,强化了FDI的挤入作用.在其他城市,“土地引资”及FDI对国内投资比重的影响不显著.     

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地理禀赋与债务结构分化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高企正在威胁中国金融系统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成为重要议题。本文以国务院43号文的出台为契机,采用2012—2018年的城市面板数据,基于预算软约束理论,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不同地理禀赋的城市对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反应。研究发现：（1）当中央政府要求融资平台债务与政府信用脱钩后,相较于地理禀赋好的城市,地理禀赋差的城市的城投债发行得到了抑制,但是,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非标债务却逆向扩张,最终使得其总体债务水平并未下降,甚至显著上升;（2）官员晋升压力会促使地理禀赋差的城市更显著地扩张融资平台债务,特别是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非标债务,但是,一旦城市财政压力较大、土地抵押担保力度不足,则地理禀赋差的城市也难以大规模扩张非标债务;（3）债务治理后,地理禀赋差的城市的非标债务扩张行为在中央转移支付水平低的城市以及行政级别高的城市表现更为明显,甚至它们还会显著扩张以基建投资为目的的城投债。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央政府在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时,应当充分考虑不同地理禀赋城市和不同债务的特征,因时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政策。     

中国高质量发展测度与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基于地方政府行为的视角，选取中国200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地方竞争、债务绩效及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地方债务竞相扩张，且呈现显著的边际效用递减特征；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地方竞争对债务绩效和规模的效应，发现地方政府税收和投资竞争因“棘轮效应”和“挤出效应”均推动了债务规模的快速攀升，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负面效应；行为动机作用下，地方政府发债规模对经济发展质量呈显著的非线性特征；空间准自然实验分析结果表明，预算约束硬化在限制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冲动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而降低了地区财政风险。本文的研究结论将对新时期地方政府债务治理、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退耕还林中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最优激励合约

在对地方政府执行退耕还林政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文章运用Holmstrom和Milgrom(1991)提出的多项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的精神,构建了一个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双重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并将土地资源禀赋因子引入该模型中,形成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据此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退耕还林工程实施过程中的最优激励合约作出了研究。结果表明,在设计激励合约时,中央政府应根据地区的土地资源禀赋、地方政府的Arrow-Pratt绝对风险规避度量、退耕还林实施绩效的变异性等因素确定地方政府的可变收益分配率,并让地方政府的收益与退耕还林的实施绩效直接挂钩。在此基础上,文章就提高地方政府执行退耕还林政策的积极性提出了一组政策建议。     

引资竞争下的外资流入与政府收益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FDI的流入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分权制的财政体制下,FDI也由此成为各地方政府争夺的重要资源。本文从微观经济框架出发分析并检验了地方政府对FDI资源的竞争以及由此对地方政府的收益所产生的影响。分析认为,对FDI资源的竞争使地方政府制定了过于优惠的引资政策,从而降低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益。这种竞争以及收益的损失会随着跨国公司预期技术转移水平和当地国有企业比重的增大而变得更趋严重。     

官员晋升、地方经济增长竞争与信贷资源配置

本文将我国粗放式增长方式与信贷资源的低效率利用之间通过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官员晋升行为联系到一起。首先,分析地方政府间为增长而竞争,如何由于增长方式的原因强化成为投资的竞争,而地方政府又如何利用金融体系制度控制干预信贷资源,助长了其非理性的投资。其次,从吸引内外资的手段入手,分析吸引内外资中本地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作用,再通过分析我国政府主导型投融资体制下地方政府主导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行为选择,以及其中信贷资源的支持作用。最终归结到地方政府主导下投资拉动的增长过程中,信贷资源为这一目标的贡献。最后分析,这种扭曲机制如何形成投资效率低下而造成对信贷资源的浪费。之后,运用我国1985—200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上述分析提供了经验支持。     

地方债务膨胀对民间投资的门限效应——来自中国省际面板的实证研究

本文提供了一个关于地方债增长与地区民间投资关系的理论模型。基于多重门限面板模型,对中国1995-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地方债增长对民间投资具有显著的门限影响效应,表现为地方负债对地区民间投资的负向效应将随地方债增长而逐级递减;受"四万亿"刺激性投资计划影响,2008年后,地方政府债务增长会对地区民间投资造成负向影响效应;分区域看,东中部地区不存在门限效应,西部地区的地方债增长对民间投资存在逐级递减的门限效应;非严重负债省份的债务增长会逐级提高民间投资,但严重负债省份的债务增长会逐级降低民间投资。     

“十二五”时期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压力测试研究

"十二五"时期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风险压力与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公共投资的资金需求、地方政府投资能力、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力匹配格局以及政府与市场公共投资边界调整等因素密切相关。本研究报告围绕"十一五"时期存量债务影响、公共投资需求、公共投资能力三个方面对"十二五"末债务余额、债务率、偿债率等指标进行定量测算。文章对"十二五"时期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压力状况,从四种情形分别进行了测算:(1)经济增长视角下债务动态测试;(2)中央与地方支出格局调整债务压力测试;(3)政府与市场边界调整对债务压力测试;(4)养老保险缺口资金显性化债务压力测试。根据测算结果,"十二五"时期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虽然总体可控,但部分指标揭示出债务压力持续走高,形势不容乐观,有必要多管齐下、疏堵结合,从制度建设、体制机制和政策管理等方面入手,缓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压力。     

双融资循环机制下的债务驱动型住房投资扩张——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后金融危机时代是全球性的债务扩张时代.债务扩张会渗透到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全社会债务扩张过程与住房部门的持续繁荣密切作用并共同形成复杂机制.本研究以"债务驱动"为本质特征的金融化为研究视角,审视金融危机后我国住房投资扩张过程,系统梳理了中国地方经济的债务扩张机制,并特别强调了住房市场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和吸纳债务的作用,基于此刻画出双融资循环机制,提出地区金融化规模和房企金融化水平助推住房价格上涨的研究假说.实证研究发现:(1)每一单位金融化规模增加会带动0.13单位住房投资,体现出了显著"以债投房"的经济特征;在引入空间计量分析后发现:(2)地区房企金融化水平每增长1％,住房投资会增长33.7％;(3)土地财政和城镇化水平等因素,对于地方住房投资扩张也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地方政府债务与区域金融差异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基于非线性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STR模型

新常态下,渐现的地方债务风险对经济影响已不容忽视,如何有效衡量和防范过度举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已成为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因此,本文采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PSTR,在非线性框架下对中国30个省份地方政府举债的经济增长效应展开深入研究.在此过程中,我们重点考察地方债务压力和地方金融差异的变化,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并结合债务压力和金融差异分析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的渐进演变关系.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对地区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随着负债压力和偿债压力增加,该效应呈逐渐下降态势并转化为负效应.此外,区域金融发展水平提高,能增加经济中的流动性,缓解举债推升利率对私人投资的挤占,进而增强举债的经济增长效应;而区域金融风险程度提升,增加了资本损失和贬值的风险,损害举债资金配置效率,进而弱化地方政府举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现阶段管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若干启示.     

分税制、地区竞争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

近年来,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持续扩张引起政府、社会和学界的高度关注.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地区增长目标、分税制和地方政府博弈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税制视角对地方债扩张这一现象加以解释.研究表明,在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当前的税收制度扩大了地方政府发生短视或者经济出现不利冲击时政府债务扩张的程度.渠道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发生短视时,顺周期的增值税放松了地方财政约束并降低了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程度,转移支付降低了地方借贷成本并提高了债务扩张程度;负向生产率冲击发生时,顺周期的税收收入加剧了财政压力并放大了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此外,地区竞争放大了税制产生作用的强度.由此,可以通过增加财产税等直接税的比重、规范转移支付的获取和促进地区协作等方式限制地方政府债务扩张.     

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与公共投资关系探讨

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其职能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但是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是它们最为基本和首要的职能。是什么驱使地方政府最大化地提供满足当地居民和企业的公共物品与服务呢?文章认为主要原因有二:向上政绩显示的行为倾向使得经济增长成为地方政府最为关注的目标;地方政府竞争的压力使得地方政府加大公共投资的力度。在存在地方政府间"联邦式"或"准联邦式"竞争的国家中,地方政府都会面对税收和公共服务水平的两难选择,从吸引税基的长期效应看,公共服务竞争可能比税收和补贴竞争更有效,公共投资竞争已成为我国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表现方式。文章认为,公共投资水平应该与地方经济增长相适应,超前或落后均是不符合资源最优配置原则的。     

政府权力、营利性扩张与通货膨胀

本文从政府权力视角,设立分权制度下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目标函数,分别在大政府范畴的预算约束条件下求解其最优选择和长期稳态路径。本文的结论是,长期稳态价格水平不仅取决于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债务规模、税收与支出,而且还受到国有企业投资的影响;中央政府的投资、债务、利润与货币增长之间相互推进,地方政府为扩大投资竞争融资来源具有强烈的货币增长需求,这倒逼货币供给增加;通货膨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权力软约束下的营利性投资扩张。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是,设计一种政府与治理通货膨胀具有共融利益的制度,减少政府营利性的准公共投资,增加事关国计民生的纯公共支出。     

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

本文分析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内在联系,对2004-2012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估算,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和中央税收攫取等因素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中央税收攫取是造成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主要因素;城镇化、地方人均GDP相对水平和2008年中央4万亿元投资计划也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起到一定作用;剔除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城镇化和地方人均GDP相对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债务增长更为迅速.鉴于此,本文从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官员考核机制、中期预算平衡和营改增后地方税体系构建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改革建议.     

资源禀赋差异与地方政府支出偏向

地区资源禀赋的差异化导致地方官员面临不同的激励和约束。文章考察了有效竞争条件下的地方财政行为,着重分析了转移支付对异质性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资源禀赋不同的地区会有不同的财政支出偏向:资源丰裕地区的生产性支出所带来的GDP增量相对更高,当地官员为了谋求政治晋升,倾向于扩大政府生产性支出;资源匮乏的地区则倾向于扩大政府行政开支和福利性支出,前者可以增加地方官员的腐败和公务性消费,并通过构筑本地政治网络资源的方式提高私人效用,后者可以使地方官员赢得更多本地居民的支持。本文基于中国县级数据为上述逻辑判断提供了佐证。文章结论丰富了地方政府支出偏向的研究,为进一步规范政府支出结构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