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赋能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基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基于2012—2021年长江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创新、数字产业发展与数字金融发展四个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并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在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中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特征。     

柬埔寨电信市场现状及合作前景

近十年来,依靠外援和外资,柬埔寨电信业正逐步恢复和发展,但柬埔寨的电话普及率仍然很低,互联网服务还很落后。柬埔寨如能保持政局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其电信市场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我国可选择合适的领域与柬埔寨合作。柬埔寨电信市场现状柬埔寨目前有3种通信方式,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和互联网,其中移动电话为主要通信方式。柬埔寨固定电话的发展始终落后于移动电话。多年的战乱摧毁了原有的固定网络,国家建设资金的严重匮乏又阻碍了新的固定网络的发展。近年来,国际社会的援助使柬埔寨固定电话得到较快的发展,但与移动电话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重庆市对外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产业差异探析

采用1990—2009年重庆市的经济数据,运用Johansen协整分析,对重庆市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分析对外贸易对重庆市三大产业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重庆市的进出口贸易对不同产业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     

网络特征影响产业收入吗？一个基于移动和固定电话的经验研究

已有大量产业网络结构特征的研究但缺乏面向电信网络的分析工作.采用我国电信2004—2017年各省市数据,构建引入网络中介效应模型计量分析其对电信业务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特征促进移动电话业务增长,但对固定电话业务没有发现明显贡献.其中移动电话业务网络经历聚集?弱疏离?继续聚集的过程,而固定电话业务则是聚集?疏离?再聚集的演变方式.固话网络虽在初期优于移动,但后期已达稳定并在电话普及率下降的背景下,进一步优化空间反而不如移动.网络中介效应计量模型发现,电话普及率与不同网络参数之间呈现为非线性的"U"型或倒"U"型关系,移动业务受益于网络中介效应.上述结论对于认识电信产业不同业务网络聚集和企业行为内在规律,以及了解网络扩展、用户群偏好转变和网络规模效应变化提供了一定的经验依据.     

对外开放、基础设施规模与经济增长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一个综合考虑国际贸易和FDI因素的对外开放指标和综合考察4类基础设施的基础设施规模指标。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28个省份1995—2008年的面板数据,以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研究基础设施规模、对外开放与省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检验了基础设施规模是否提高了对外开放对省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对外开放和基础设施规模都显著地促进了省区经济增长,对外开放和基础设施规模每提高1%,将导致人均实际GDP提高0.379%和0.251%;基础设施规模提高了对外开放对省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基础设施相对发达的地区,其对外开放对省区经济增长的偏效应明显地高于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地区;最后从动态过程看,对外开放对各省区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都有不同程度提高,而基础设施规模对省区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在部分地区出现下降。     

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扩展的Barro增长模型

基础设施既可以作为特殊的资本存量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促进投资和劳动力增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以及提高存量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Barro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中国1992—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两条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交通、能源、通信三类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均表现出异质性。直接效应呈动态上升趋势，中介效应则逐渐下降。针对异质性的原因，本文进一步采用非线性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规模扩张型、数量型或外延型，而不是以质量型和内涵型为主的形式。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具有规模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不显著，但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促进作用。这说明目前我国三类基础设施仍然具有较大投资潜力。其中的关键是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要素效率。     

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

本文采用中国286个地级城市2003——2011年的数据,通过构建两种不同的集聚指标,对城市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机制展开研究。研究发现:第一,空间集聚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效应,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集聚促进增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特别的,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57万元之后,进一步的集聚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第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科研人员占总人口比重增加、移动电话普及率提高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都会削弱集聚对增长的促进作用。     

财政分权、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

以往研究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的若干实证分析文献大多忽略基础设施的作用.本文认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不但具有基于制度层面的直接促进作用,而且财政分权还通过影响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来间接促进经济增长,为此本文采用我国1998-200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并综合使用因素分析法和面板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财政分权显著影响了基础设施的建设,且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显著,但上述两类分析均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本文的分析方法一方面弥补了传统的估算方式因忽略基础设施而低估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的不足,另一方面本文的研究结论也为政府优化地区基础设施的结构投入提供了的理论依据.     

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积累与农业经济增长

本文利用1985-2010年的年度数据,通过构建包含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积累和私人资本投入的生产函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和私人资本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基础设施投资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增长;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积累和私人资本投入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在短期内并不显著;从长期来看,人力资本积累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最大。本文提出今后的农业政策应该合理配比财政支农资金,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以实现农业长期、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

为探究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首先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及其拥挤性纳入总量生产函数,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探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次,对2002—2020年我国各省（市、区）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进行测算和分析;最后,构建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型”变化,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求解“倒U型”顶点对应的最优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总资本存量的比例为48.60%,目前,我国所有省（市、区）均未达到48.60%,意味着加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将会促进本地区和其他地区经济增长。     

公共卫生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90年以来我国公共卫生投资的Pool数据,通过引入公共卫生投资变量的经济增长模型,对公共卫生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公共卫生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公共卫生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阶段性特征,目前西部地区的公共卫生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     

我国移动语音通信市场的需求弹性估计——基于2002—2008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即时通信的采用,数字通信的大众化,传统的语音通信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为了探讨我国移动语音通信市场的变化经历以及对移动语音通信市场的影响因素,基于31个省(市、自治区)2002—2008年的面板统计数据,运用对数差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我国移动语音通信市场的常弹性需求函数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对我国移动通信市场语音业务需求量具有显著影响的六大因素是移动电话价格、固定本地电话价格、移动电话数、固定电话数、IP电话价格、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其中,移动电话价格的持续下降和移动电话数的快速上升是移动通信需求增长实际贡献的主要来源。     

重庆FDI、国际贸易及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基于VAR模型的经验实证

本文利用重庆1987—2008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根据VAR模型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实证结果表明重庆FDI、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且FDI和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明显,重庆市经济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出口是导致进口增长的原因,FDI和出口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文章采用基尼系数方法测定了四川工业1990—2010年的集中度,并利用统计计量方法对四川制造业集聚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仅有3个行业的集中度变化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分析认为产业集聚的发展具有自身的规律,人为的集中难以发挥其集群效应。因此,政府部门应着力从法制、制度、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为企业家的发育和成长、为企业创新和产业集群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区域创新产出差异性的解释——基于广东省2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利用2007—2010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区域R&D人员、R&D经费、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水平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影响。     

江苏省“十五”农村固定电话预测

目前,中国电信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农村固定电话发展尤其迅速,其电话用户的增长速度是城市电话增长速度的两倍。江苏是经济大省,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对电信业务产生了巨大的需求。随着中国加入WTO步伐的临近,农业不仅面临国内的激烈竞争,还面临来自世界各国农产品的竞争。只要把农产品生产出来就不愁没有销路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市场信息不灵的农产品将很难找到销路。农民除了利用报刊、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收集农产品市场信息外,还需要电话、互连网等便捷的通信工具来收集市场信息。因此,江苏电信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农村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农村固定电话业务,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信息化的进程作出应有的贡献。     

自然资源、人力资本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

本文将自然资源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探讨了自然资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2000—2009年30个省(除西藏)的地区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自然资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在我国各地域之间存在差异性影响。对于东部省份而言,存在"资源之咒"现象,且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对中、西部而言,并不存在"资源之咒",人力资本对中部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显著,而对西部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     

基于VAR模型的贵州旅游业与经济增长动态发展实证研究

文章以贵州省1990—2018年相关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双变量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对经济增长与旅游业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旅游业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旅游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二者之间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这种促进作用持续的时间较为短暂且效果不明显,从长期来看还有待提升。     

外商直接投资与海南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探讨了海南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问题。研究了海南省2001—2011年期间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了海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了海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其经济增长具有促进和推动作用这一结论,这与海南省的实际经济发展状况基本相符。     

组织生态学视角的通信行业演化与制度约束——对我国电信固话、移动和小灵通三大种群的比较分析

基于组织生态学视角解释我国通信行业电信固话、移动和小灵通三大种群演化如何受制度约束。利用中国通信行业2003-2011年期间31个省际面板数据,建立Lotka-Volterra模型,研究得出结论:第一,移动电话的环境承载力大于固定电话,固定电话的环境承载力大于小灵通;第二,移动电话种群内部竞争大于小灵通,小灵通种群内部竞争大于固定电话;第三,移动与固定电话之间是完全的共生关系,移动电话与小灵通之间是完全的竞争关系,固定电话与小灵通之间既有竞争关系又有共生关系,且共生关系大于竞争关系;第四,小灵通退市是由制度约束、生态位重叠导致其环境承载力过低,以及种内竞争系数增长率提高和外部种群(移动电话)挤压共同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