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分置改革能抑制控股股东过度投资行为吗?

文章基于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视角研究了控股股东侵占与公司治理问题,特别考察了股权分置改革是否有助于缓解控股股东过度投资。基于Richardson(2006)预期投资模型,文章的研究结果显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对过度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股权分置改革能够显著弱化这种分离度与过度投资之间的正向关系。政府控股公司比私人控股公司的过度投资更为严重,而改善外部治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过度投资。文章为控股股东侵占行为提供了证据,同时表明股权分置改革有效缓解了过度投资。     

股权制度安排、信息不对称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

本文针对股权分置和股权全流通的制度安排,在不同信息状态下研究了企业的投资行为.研究表明,信息对称时,股权全流通制度下企业投资行为达到最优,股权分置制度下国有资产的高折算溢价使得企业存在投资过度行为;信息不对称时,股权分置制度下低质量企业表现出更多投资过度行为,高质量企业表现出更多投资不足行为.证券监管部门近期应该促使股权全流通,远期应该重视规范企业信息披露,从而提高企业投资决策的效率.     

股权"市场结构"、最优负债和非效率投资行为

股权代理成本包括股东和经理之间的代理成本以及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害.反映在企业投资决策上,经理为最大化私人利益存在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行为,大股东通过关联方投资的"掘隧道"行为侵占小股东利益.文章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分析了不同股权"市场结构"下股权集中程度、监督成本与两类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认为在完全竞争股权结构和完全垄断股权结构中,只要当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达到一定水平后,监督才有效率而且监督成本与股权集中程度成反比关系,达到一定股权集中度的分散性股权结构和垄断性股权结构对于降低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整体代理成本最为有效.文章认为应该适度分散国有股权,鼓励具有有效监督动机的股权适度集中以降低整体代理成本,股东引入最佳负债水平同样也能降低经理的代理成本.     

金融发展、两类股权代理成本与过度投资

针对上市公司产能过剩和过度投资等非效率投资的问题,本文在金融发展的制度背景下,以我国2007—2011年的A股股权分置改革后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两类股权代理成本与公司过度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两类股权代理成本与公司过度投资呈正相关关系,金融发展能减弱第一类股权代理成本与公司过度投资的正相关关系。本文丰富了金融发展与公司非效率投资的文献,有助于理解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关系。     

风险投资参股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度日益提升,风险投资机构作为企业股东的重要组成,可能对其产生较大的影响。基于风险投资的声誉机制、逐名假说、监督假说等理论,选取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了风险投资机构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表现比没有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低;高声誉风险投资、国有风险投资和企业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均表现更好,其逐名动机更弱,更具有长期导向,因而更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国企混改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机制:政府干预效应还是代理效应

探讨混合股权结构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资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非国有股权比例对于企业创新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不同混合所有权方式对国有企业创新投资水平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其中,外资+国有以及外资+民营+国有的混合所有权结构对企业创新投资改善具有积极影响;而混合股权结构中只有民营股东时,非国有股权比例与企业创新投资水平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政府干预效应,代理效应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主导机制,即经理人观对国企创新问题的解释力更强。     

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核算法若干问题探讨

文章对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核算法的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一是购买或出售上市公司股票时 ,应用“其它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账户代替“银行存款 (现金 )”账户 ;二是股权投资差额应是投资成本与投资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之差 ;三是持有期间投资收益的核算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能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吗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继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当前国资国企改革已经迈入“管资本”为主的新阶段，研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的成效、机制以及改革所致的经济后果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0—2020年国有上市公司改革样本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能显著提升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且主要是抑制过度投资。机制检验表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通过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减轻政策性负担两条内在机制提升了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进一步分析发现，改革力度越大，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效果越强；在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通过提高投资效率促进了国有企业公司价值的提升。因此，要积极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推动政府放权改革，发挥公司监督机制，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股权分置改革、终极控制者和公司绩效

股权分置导致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发生冲突,割裂了大股东财富增长的正向激励机制,加重了大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实施将实现所有股份的全流通,使大小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对于我国证券市场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制度性变革。那么,股权分置改革的成效究竟如何?采用2003-2008年在沪深股市进行交易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金字塔股权结构下终极控制者的视角出发,设置股权分置改革虚拟变量,利用面板数据对股权分置改革和公司绩效进行检验后发现,股权分置改革确实提高了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并影响了终极控制者的行为,使其利益取向回归于公司价值本身。     

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8~2014年1484家A股上市公司和宣告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249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和高管激励比例两个层面检验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整体上提高了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既能缓解上市公司投资不足,也能抑制其过度投资行为;高管激励比例与非效率投资程度整体呈负相关关系;高管激励比例与上市公司投资不足程度显著负相关,而与过度投资呈U型曲线关系,拐点位置在51%左右。因此,应稳妥深化高管股权激励改革,在全面总结国内外相关改革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股权激励制度及相关配套政策与措施,防止股权激励改革的异化发展。对于已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应根据自身情况,逐步提高授予高管的股权激励数量占激励总量的比例,以缓解投资不足问题,并抑制过度投资行为,提高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     

中国股市价值投资研究

对价值投资的全面理解,需要在价值投资的经济学基础、稳健的市场表现、与其他投资理念的竞争关系等方面展开.目前中国的价值投资理念遭遇到基础薄弱、变现困难、异化炒作等困境.深化价值投资理念,要求加强以解决股权分置、加快蓝筹股上市、推进金融创新、稳步发展QFII制度、吸引更多投资性资金、完善监管等为代表的制度建设.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之我见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下,投资企业确认的投资收益,仅限于所获得的被投资单位在投资后产生的累积净利润的分配额。这样的处理合理稳健,但业务处理更加复杂对于投资期间投资企业对投资收益和应调整的投资成本的确认,是其中的一个难点。文章采取分析的方法对该问题展开深入分析,以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成本法。     

自由现金流量、股权结构与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问题研究

按照自由现金流量假说,当公司存在大量自由现金流量时,管理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容易引发过 度投资.本文以2005-2007年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我国企业是否存在过度投资以及股权结构能否抑制过度投资.分析表明我国企业普遍存在过度投资行为,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更严重,现金流与投资行为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权集中度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制约过度投资,但是举债在我国并不能对过度投资发挥有效的抑制作用.     

人力资源的投资效益分析

文章着重阐述人力资源的投资主体、成本和收益。人力资源的投资主体有国家、企业和家庭 ,分析了三个不同主体的不同投资目的和特点 ;研究如何控制人力资源的原始成本、重置成本和价值成本 ;明确人力资源投资收益的特性 ,即间接性、滞后性、长期性、全面性 ,防止用物质投资收益的特性套用人力资源投资收益特性。     

债务融资结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代理成本理论认为不同的债务融资结构对投资行为有着不同的影响,进而影响代理成本的高低,主要表现在对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约束方面。本文通过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分析,识别出过度投资、投资不足和正常投资行为,并深入研究不同债务融资结构对具体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务类型结构中银行借款不能抑制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债务期限结构中长期借款推动过度投资而短期借款抑制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作用较弱,并不支持代理成本理论。     

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价值管理问题探讨

当前，中国的股权分置改革已经完成，使中国股市进入全流通时代、同股同权时代。股权分置这一制度缺陷的消除，将为中国股市的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而在经理了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的估值体系混乱之后，市场仍将按照价值投资策略来进行股票投资，具备持续增长能力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公司仍然是关注的重点。因此，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经营理念如何转变，价值管理如何定位，公司价值如何评价成为上市公司面临的重点问题。     

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基于代理理论视角

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3-2010年的数据研究了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由于每家公司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时间不尽相同,这就使得我们可以使用双重差分(DID)的方法来识别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国有上市公司显著减少了现金股利的发放;然而股权分置改革对于非国有上...     

企业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的所得税问题

长期股权投资的权益法核算的投资收益主要是基于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以及权责发生制予以确认,是一种未实现的损益;而税法对于长期股权投资的应税收益主要基于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以及收付实现制予以确定,二者存在差异,需要进行纳税调整。     

关于股权溢折价对长期股权投资核算业务财务影响的探讨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和企业合并准则涉及的长期股权投资核算规定，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简单地等同于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与持股比例的乘积，没有考虑到控制权溢价和缺乏控制权折价等因素对股权价值的影响，因此按现行准则确定的投资成本、商誉或当期收益具有相当大的不准确性。建议结合资产评估准则中企业价值评估的应用现状，考虑控制权溢价和非控制权折价的影响因素，更准确地确认长期股权投资核算业务涉及的投资成本、商誉或当期收益。     

国有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异化:投资过度抑或投资不足——基于政府干预角度的实证研究

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情况下,政府控制下的国有上市公司将控制权私有收益而非公司价值最大化作为其决策目标,使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呈现出典型的投资行为异化特征。根据对公司投资期望模型回归残差的统计和国有上市公司投资行为两阶段决策模型的分析,我们得出关于国有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异化的以下结论:(1)在国有上市公司中,投资不足与过度投资两种投资异化行为并存;(2)与过度投资行为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不足行为更为普遍且部分公司的投资不足行为表现极端;(3)与投资不足行为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更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