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游垄断型市场结构对下游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和机制分析

依托产业链实现创新资源配置和创新能力提升是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途径。现有对市场结构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内竞争,而产业链垂直关系下的市场结构对企业从生产到商业化变现的创新过程的影响有待深入探讨。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企业专利数据库,实证研究上游垄断型市场结构对下游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1)垄断型市场结构对下游企业技术创新存在净促进作用,包括增加生产技术创新即专利申请,及商业化变现阶段创新即新产品产值。(2)从正负两方面解释上游垄断对下游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一是负向来看,上游垄断通过提高下游企业中间品投入成本、增强融资约束,制约下游企业创新。二是正向来看,倒逼机制推动下游企业创新,具体包括强化优胜劣汰机制,倒逼企业通过创新提高生存能力;强化企业创新利润机制,增强企业创新激励。(3)异质性分析发现,上游技术垄断增强下游企业技术创新,而上游行政垄断则显著抑制下游企业技术创新。由此得到打破上游行政垄断,用市场化手段解决上游技术垄断;对下游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为下游企业融资约束解困等三方面政策启示。     

垂直结构、产业政策与社会福利

经过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逐步形成了一种上游国有企业占主导,下游民营企业为主的"垂直结构".文章借鉴Melitz(2003),将异质性企业模型引入下游民营企业,建立了一个上游国有企业垄断、下游异质性民营企业垄断竞争的理论模型,并将上游"竞争自由化"和"上游征税、下游补贴"政策分别嵌入模型,利用中国数据进行参数校准,定量研究了不同产业政策的影响.结果 发现,上游"竞争自由化"政策能使下游民营企业数量和社会福利分别增加188.70％和120.71％,而少量征税率和补贴率组合下的"上游征税、下游补贴"政策不仅能使下游民营企业数量和社会福利分别增加4.93％--332.90％和3.43％--162.28％,而且上游国企的利润也会因为下游企业数量和中间品需求的增加而提高,实现了上下游企业的"双赢".因此,两种产业政策都具备有效性,但"上游征税、下游补贴"政策更具有现实可行性,政府应当优先考虑采用"上游征税、下游补贴"的产业政策,同时逐渐放开非战略性上游产业的市场准入,以促进合理生产结构的形成,提升总体社会福利.     

非对称竞争与企业创新——来自《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的证据

“上游市场垄断、下游市场竞争”的非对称竞争格局，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产业链整体效率和创新水平的提升。随着竞争政策的深入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有助于规制地方政策制定行为，降低行业进入壁垒、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将深刻改变非对称竞争格局。本文基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对上下游制度性壁垒产生的差异化影响，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构造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非对称竞争格局改变对企业研发创新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通过削弱上游制度性优势来改善非对称竞争格局，并促使上游企业增加相对创新产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既规制了制度性行业壁垒带来的“隐性补贴”,削弱了上游企业的市场势力和纵向加价能力；同时也削减了政府补助、税收优惠和信贷倾斜等“显性补贴”,增加企业成本并减弱了企业向下游转嫁成本的能力。市场压力和成本压力共同促使上游企业转向创新发展。本文为竞争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提供了纵向视角的经验支持。     

经济集聚对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

利用2010-2016年合并后的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测算企业-产品-年度层面的质量,构建计量模型进行中国经济集聚对企业产品质量升级影响的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经济集聚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产品质量。企业通过集聚到特定区域更加靠近劳动力、供应商、消费者和交通枢纽,降低了企业在用工、物流和推广方面的成本,使企业有更多的资源用以升级产品质量。同时,理清了经济集聚影响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机制,集聚所带来的效率提升和边际成本下降促进了产品质量升级。     

全球价值链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传导机制研究——基于数理模型的讨论

文章构建一个垂直型生产模式的产业组织基础模型,通过进出口渠道推导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同时,加入上游垄断下游寡头的博弈模型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在价值链下游分工中遭受的价格歧视。研究发现：嵌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影响下游企业贸易条件的因素主要包括中间品与最终品的供需关系以及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渗透与博弈;当发达国家的上游企业掌握垄断势力,而发展中国家的下游企业嵌入低端环节造成市场竞争时,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加深,下游企业为生产最终品所需要的进口中间品比例增加,通过进口中间品价格的提升,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在全球价值链的稳定结构中,上游垄断企业实行价格歧视总是有利可图。     

下游技术标准受控对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的捆绑约束——基于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业分析

中国下游行业融入国际分工的进程要早于装备制造业,随着国际产业竞争呈现出标准许可化的发展趋势,引入技术及其标准成为中国下游行业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条件。而随着上下游产业间技术关联加强,国际技术标准的垄断逐渐具有产业链捆绑效应,造成中国上游本土设备企业发展空间和自主创新受限。本文构建数学模型,分析了控制下游技术标准专利的跨国公司,通过在上游不同附加值环节有选择性地拒绝或放开授权,制约本土设备企业发展和创新的机制。实证分析进一步验证,下游技术标准受控于跨国公司所造成的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业不同环节的非平衡发展,竞争效应和资源挤出效应制约了本土通信设备企业的自主创新。为此,需要通过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来突破技术标准的捆绑约束。     

垂直结构、资源误置与产业政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市场逐步内生形成了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市场结构在上下游产业非对称分布的竞争格局。本文通过构建上游国有企业为多寡头,下游民营企业为垄断竞争的"垂直结构"模型,然后将"交互补贴"政策嵌入"垂直结构"模型中,从下游市场企业进入数量的角度,考察"垂直结构"模式和"交互补贴"政策对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模型分析表明:"垂直结构"模式使得下游民营企业存在进入不足倾向,导致了资源误置,降低了社会总福利。而"交互补贴"政策则进一步恶化了"垂直结构"的负面影响。本文提出,未来的产业政策选择可考虑实施"上游征税、下游补贴",该政策可以有效促进国有企业利润再分配,鼓励民营企业进入,从而减缓垂直结构导致的资源误置,提升社会总福利。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营商环境的调节作用

上游垄断-下游竞争的产业链格局对地区创新能力具有显著影响。采用2008-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基于产业链视角，实证分析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探究营商环境在该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上游垄断会抑制地区创新能力，通过提升营商环境中的市场化能力，促进非国有经济发展以及要素市场发育可以缓解这种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地区、劳动力配置以及行政垄断程度对上述影响具有异质性。     

国内消费者需求偏好与贸易高质量发展

本文聚焦国内消费者需求偏好视角来考察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采用2000—2014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数据库、WIOD和CEPII数据库,研究了国内消费者需求偏好升级对中国企业进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内消费者需求偏好升级能够有效提升企业进口产品质量,但没有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即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与国内需求偏好升级背离;供需失衡和国内国际标准不对接是导致出口产品质量背离的重要原因;在需求侧,高端需求外移导致国内市场供需脱节,而在供给侧,价值链上游产业和中间产品的供给未能跟上需求偏好升级的步伐则进一步加剧了出口产品质量的背离。因此,把握国内消费者需求偏好升级的契机,构建供需适配的国内大循环体系,推动国内国际标准对接以及价值链上游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助于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     

减税激励、供应链溢出与数字化转型

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点，以缓解企业税负为目标的政府减税激励能否助力数字化转型值得研究。精准识别减税激励政策作用对象是在政府财力有限情况下积极发挥减税激励效果的现实选择，也是全面提升财政政策效能的内在要求。本文从供应链溢出的视角研究了如何实现减税效果最大化并带动全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借助2008—2016年全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与企业供应链数据，研究发现下游企业的减税激励显著促进了中游企业数字化转型，而上游企业减税激励对中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果不明显，这主要与上下游企业垄断能力存在较大差异有关。下游企业的减税激励不仅导致对其自身经营绩效的优化，而且通过供应链传导带动中游企业现金流优化与规模扩张，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内部数据共享，使中游企业拥有充裕的资金进行数字化相关的人力资本升级与投资。上游企业由于垄断能力较强导致传导效果受阻，无法实现类似下游企业减税激励溢出的效果。本文的研究对理解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为更好选取减税激励政策的作用对象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高技术产业链中下游企业数量对排他性交易的影响研究

以高技术产业链为背景,构建了上游双寡头和下游垄断竞争的排他性交易模型,分析了上下游企业排他性交易博弈过程。模型显示,大联盟的上游高技术主导企业能够利用下游企业的数量及其转换成本,形成中间产品的价格歧视、市场封闭和进入壁垒等市场势力,从而获得超额利润。研究结果表明,下游企业数量及其转换成本对市场结构及上下游企业的产出和利润产出均有关键的影响,应鼓励新的下游企业进入市场以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均衡发展,并降低转换成本以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公平竞争。     

国外上游垄断对我国制造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中国企业如何提高创新水平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通过匹配全球上市公司Osiris数据库、亚洲开发银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ADB-MRIO)数据和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专利数据，探究国外上游垄断对我国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外上游垄断显著抑制制造企业创新水平提高，尤其是创新质量较高的发明专利。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上游垄断的影响存在国别差异，不同来源地上游垄断对不同制造业行业创新具有异质性影响；相较于外资企业，国外上游垄断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更显著。结论对于提升产业链安全性和竞争力具有重要启示。     

规制重建滞后与"厂网分开"的双重效率损失

以"厂网分开"为核心的中国电力产业重组方案的初步实施,使产业的微观市场结构和规制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这种结构变化未能显著地提高产业的运营绩效。本文的分析将表明,由于规范意义上的规制重建滞后,在现行的"厂网分开"模式下,中国电力产业所形成的"上游竞争、下游垄断"的纵向关系,不可能为产业运营绩效的改进提供结构性激励,亦有效投资不足和反竞争效应的导致的双重效率损失,几乎抵消了发电侧竞争的绩效。     

上游两家企业的产业链产品转移定价研究

文章通过建立价格博弈模型,对上游两家企业和下游一家企业组成的产业链产品转移定价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了转移产品的价格上下游企业均不能确定、由上游企业制定和由下游企业制定三种定价方式下,产业链各企业的利益分配,分析并提出了由科技领先或优化管理流程而引起的生产成本降低是上游企业在不同竞争条件下获取更大利润的前提,得出上游两家企业谁的生产成本低谁获利大的结论。同时也得出了无论上游企业还是下游企业,谁在产业链中具有价格决定权,谁将获取更大的利润。     

假冒伪劣与市场结构

本文在理论结构上不同于 Akerlof 的"柠檬市场"理论。我们在理论上与经验上的贡献在于三点:第一,只要产品质量与价格的决定不限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决定过程,只要价格还取决于产品质量以外的产量、市场与非市场因素,那么,高价(高利)会诱发假冒伪劣的行为;第二,假冒伪劣率对市场需求(进而对企业收入与行业收入)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在中国是存在的,但是,这种作用被高价、高利对假冒伪劣的正向推波助澜作用占优了;第三,本文的统计结果也证实了,垄断程度与生产集中度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假冒伪劣率,中国的问题不在于这种与质量、信誉相联系的有效率的垄断,而在于那种人为的、无效率的行政垄断所导致的不合理的高价、高利机会,这才导致低劣的产品。     

外资进入与内资企业出口：基于价值链角度的经验分析

本文从价值链角度出发，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投入产出表，将水平和垂直(前向和后向)溢出统一纳入分析框架内，实证检验了外资进入对内资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外资进入对同行业内资企业出口没有显著影响，但抑制了上游内资企业出口，促进了下游内资企业出口，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稳健。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外资进入对上游内资企业出口的抑制作用主要源于低端锁定效应，表现为缩短了国内价值链长度和使上游内资企业更依赖进口中间品；而对下游内资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则主要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实现，促进了其创新；外资对同行业内资企业并未表现出竞争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外资进入对下游内资企业出口的正向溢出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东部及中部地区企业中表现更加明显。     

间接进口竞争、本地生产网络与企业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创新是第一动力”,强调“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基于中国进口扩张的现实背景,本文以本地生产网络为切入点,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关税以及国际贸易数据库构造城市—行业层面受到的间接进口冲击指标,并实证考察其对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间接进口竞争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印证了城市内部供应链视角下的“熊彼特效应”。本文进一步区分了引发溢出效应的两种机制：劳动力要素再分配效应使得劳动力向区域内受到进口竞争影响小的产业进行转移,劳动力成本的下降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抑制作用。中间品进口替代效应使得下游企业在上游行业受到进口冲击后得以进口更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技术的可替代性使其创新动力下降。本文估计了进口扩张对企业创新的间接影响,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加快经济转型升级、落实贸易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参考价值。     

规制权力配置、下游垄断与中国电力产业的接入歧视-理论分析与初步的实证检验

本文构建了一个"上游竞争、下游垄断"结构下接入歧视的简化模型,分析了部分纵向一体化的买方垄断者对独立发电企业实施接入价格和数量歧视的动机和条件。在揭示歧视行为与规制重建滞后之间的特征性事实的基础上,我们利用500多家发电企业和区域电网的相关数据,从统计描述和回归分析两个方面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初步的检验,结果证明了两类接入歧视,特别是价格歧视的存在。     

“递进”买方势力视角下两部收费制的规制机理研究--兼论政府反垄断部门应对策略

近年来,两部收费制策略引发的反垄断案件频发,下游买方势力的逐渐增强使得纵向控制规制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以往研究对买方势力动态变化影响企业策略性决策以及弱化上游市场竞争的问题关注不足。基于此,构建由上游在位者、潜在进入者和下游零售商组成的纵向产业链模型,以下游零售商买方势力的递进变化为切入点,深度剖析两部收费制策略的内在规制机理。结果表明:当下游企业没有买方势力或者具有较弱的抗衡势力时,两部收费制策略从本质上并未弱化上游市场竞争。然而,一旦潜在进入者无法打破在位者建立的进入壁垒,在位者便会充分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实施转售价格维持、搭售等一系列纵向控制手段,进而弱化上游市场竞争,以期实现“一家独大”。当下游企业主导交易时,在满足一定条件下,通道费合约会产生排他效应,其弱化上游竞争的程度有限。因此,政府反垄断部门制定规制政策应充分考虑企业纵向控制和逆纵向控制行为。     

基于钢企纵向一体化程度下的竞争博弈分析

在铁矿石寡头市场供应情况下,钢企的纵向一体化程度又受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竞争博弈的影响。文章以博弈论为工具,建立了一个上游矿企寡头供应商和下游纵向一体化钢企的两阶段动态竞争博弈。第一阶段,下游钢企进行Cournot博弈,在无差异生产条件下,钢企一体化程度影响到各自边际成本和产量。第二阶段,在无产量约束或有Bertrand博弈均衡产量为约束条件下,上游寡头矿企之间进行Bertrand寡头博弈,以分析铁矿价格对钢企的一体化程度的影响。最后得出：上游矿企寡头供应商竞争状况决定作为中间产品的铁矿的价格,而铁矿原料的价格又影响到下游钢企一体化程度的趋势变化。从而在今后市场竞争中,为我国钢企获取原料资源以及经营决策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