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政府干预优化资源配置

2012年以来，中国的债务问题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和质疑。同时，债务问题也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及问题,从总量上来看，中国政府部门的债务偿付风险并不高，但是市、县级地方政府债务的流动性风险存在隐患；非政府部门（居民＋非金融企业）总体债务水平接近高风险区域。预计中国2013年非政府部门债务占GDP比重约163％，偏离其长期回溯趋势约7．6个百分点；居民部门负债较低，具有继续提高杠杆的潜力。目前，中国债务风险的核心是企业部     

稳增长目标下宏观债务风险研究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宏观债务率攀升，经济增长无法摆脱对债务的依赖，为此构建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模型分别从典型时期和连续时期实证研究居民、企业及政府部门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旨在探究稳增长目标下中国宏观债务风险问题，为防范债务风险提供经验证据。研究发现：居民债务对经济增长短期具有促进作用而长期呈现抑制作用，企业债务和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短期与长期均呈抑制作用，企业和政府部门债务风险较高；在经济平稳时期适宜采取居民部门债务扩张政策，适度降低企业和政府部门债务水平，在经济剧烈波动时期应谨慎提高居民债务水平，加大力度降低企业和政府部门债务；在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经济复苏反弹背景下，应适度提高居民部门债务，注意防范企业和政府部门债务风险。     

如何看待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正>当前中国政府债务的规模和结构根据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发展实验室统计数据，截至去年底，中国整个实体经济部门的杠杆率（非金融部门的债务占GDP的比例）是273%，其中可以分成居民、非金融企业和政府负债三部分。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是62%，非金融企业杠杆率161%，政府部门杠杆率约50%。其中，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20%，地方政府债务占GDP的30%。     

新疆政府债务风险的聚类分析

政府债务投入对新疆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但政府债务作为特殊的债务形式，必须防范其高度的风险性。本文从新疆政府债务实际情况出发，利用2006年政府债务年度数据和聚类分析法对全区的各级政府部门债务的风险状况予以分类，针对各类风险成因进行分析，并就防范措施提出对策建议。     

实现杠杆转换,应对债务-通缩压力

本文通过从中国目前在价格和负债两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的价格水平处于低位,CPI和PPI虽有短暂回升但是并不稳定难以持续,并且经济中总体债务率,尤其是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率较高,因而存在着债务-通缩的压力.考虑到政府、居民和民营企业部门的杠杆率还较低,可以通过让这些部门来承接经济中的高杠杆的方法,应对可能发生的债务危机.     

谨防企业债务危机

<正>融资难、融资贵这个问题,不仅影响到短期经济增长,还隐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为什么存在危机的可能性?首先,当前的企业负债率太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企业债务占GDP的比例是112%,这是现有数据中略低的,像投行和金融机构的数据要比这个高得多。大多数国内外研究认为中国企业债务余额对GDP的比例在120%—150%     

动态CGE框架下中国公共债务的情景预测与风险分析——兼论“营改增”对公共债务的影响

文章首先在考虑地方政府债务的情境下,运用主权债务门槛(Sovereign Debt Threshold)模型测算出中国公共债务警戒值约为GDP的72％;其次,基于未来10年的考虑,运用DSA模型与动态CGE模型相结合的方法模拟出中国的债务与GDP之比将由2014年的40.07％提高到2025年的65.53％;再次,若全面实施增值税扩围改革,则GDP与公共债务之比将呈现先小幅下降后加速增长再增长放缓的趋势,而税收收入与公共债务之比则呈现先小幅提高后加速下降再小幅反弹的趋势,随着GDP和税收总量的增加,2025年的公共债务率将下降至48.68％;最后,引入宏观经济风险因素,运用蒙特卡洛(Monte Carlo)模拟描绘出预测期各年公共债务概率分布,结果显示:增长、利率和汇率冲击可能导致债务水平波动并且其超过警戒值的概率最高可提升至1o％,而营改增则能使债务水平在整个预测区间内保持在警戒值以下.     

希腊债务重组危机持续十年

3月12日,希腊官方和私人部门债权人完成史上最大规模的债务互换,基于这一前提,欧盟正式批准对希腊的第二批贷款援助,希腊债务无序违约风险释放,然而未来十年债务问题仍将持续困扰希腊. 希腊获1600亿欧元完成债务重组 希腊官方和私人部门债权人达成债务互换协议,希腊债务无序重组风险暂时消除.根据债务互换协议,私人部门债权人削减其所持53.5％的希腊债务,即总额1070亿欧元的公债,相当于希腊国内生产总值的50％.该项协议将减少2012～～2020年间到期的1500亿欧元债务,使得2020年希腊公债GDP占比下降到117％.作为希腊获得第二批欧盟援助贷款前提的私人部门债务重组结束,3月12日欧盟签署对希腊第二笔1300亿欧元贷款援助协议.     

房地产价格波动对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及异质性分析

本文系统梳理了房地产价格波动对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渠道,并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结果 显示,房地产价格与企业债务风险呈正相关关系,房价上涨主要通过抵押约束渠道作用于企业债务风险,该结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依旧成立.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检验表明,房价上涨不会明显影响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债务风险,但会显著提高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贷款杠杆率.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渠道检验显示,房价上涨引致的抵押品价值上升可通过降低融资约束的渠道增加企业杠杆率.本文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深入理解房价波动对实体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渠道,为宏观模型构建房地产"抵押约束"机制奠定了微观实证基础;另一方面能够为合理解决企业高杠杆、防范和化解债务违约风险等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支撑.     

外债规模、政府债务风险与经济增长

近年来,我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加而政府债务负担不断攀升的局面,那么政府部门能否进一步加杠杆从而确保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成为各界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我国政府债务中的外债占比偏低的典型特征,收集了全球35个主要经济体2001-2018年的季度数据,从外债占比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表明,一方面,政府债务中的外债占比偏低有助于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概率,因此可以视为政府债务问题的“安全垫”,这有助于拓宽政府部门的加杠杆空间;另一方面,政府债务中的外债占比偏低会通过“外债占比偏低-对投资的拉动作用减弱-政府债务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减弱”和“外债占比偏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拉动作用减弱-政府债务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减弱”这两条机制,弱化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因此,外债占比偏低是我国在“防风险”方面的一大优势,使得中央政府具有进一步加杠杆的空间,从而确保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但是,政府债务过于依赖内债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在“稳增长”方面的作用。未来我国可以适度优化外债规模,更好地在“防风险”与“稳增长”中寻求动态平衡。     

地方公共债务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效应与机制

本文从企业层面考察地方公共债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公共债务增长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一个城市的地方公共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负债率)每提高1%,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下降约0.06%。区分企业所有制的估计结果显示,地方公共债务增长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明显异质性,负债率每增加1%,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提高约0.20%,而非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降低约0.07%。以上结果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保持稳健。机制分析显示,地方公共债务规模扩大通过放松融资约束促进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通过提高企业税负、加剧信贷融资约束降低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和研发设备更新速度,进而阻碍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上述发现表明,地方政府应科学调控地方公共债务的总规模和增速,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信贷和投资支持力度,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债务的经济效应检验*

整体债务问题在中国相当严峻,其中企业债务问题也日益突出。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研究企业债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着重研究了研发效应、生产率效应和规模效应,发现企业债务对研发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规模的影响皆存在着显著的非线性关系。虽然在个别方面能起到正向作用,但其主体作用是负的。目前中国的企业债务水平很高,而且负债增长速度也很快,这无疑将会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且会不断积累高负债引致的高风险。     

信用扩张、经济增长与债务危机

政府债务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债务风险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关注.特别是经济危机后,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提高,本文利用2004-2016年季度数据研究中央政府债务债务与货币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中央政府债务规模持续增加,但占GDP比重缓慢下滑,中央政府债务风险较低,相反地方政府债务占比和风险持续上升.中央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是政府筹资投向、 挤出效应和投资效率等多方面原因的结果.政府债务与货币供给存在相互配合效应,债务增加对货币供给量存在促进作用,债务增加是货币供给量增加的重要推动力量,央行的货币政策规则应该考虑政府债务的影响.     

日本债务问题是否会引爆新的国际金融危机？

近来,国际舆论的焦点转向了日本,担心日本可能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下一个引爆点。尽管日本的债务水平是不可持续的,可能会因公债余额占GDP比重持续上升招致国际评级机构继续调降其主权债务评级,但日本债务问题与美国和欧洲均不同,至少在短期引发日本债务危机乃至全球金融风险的可能性较小,而其长期债务风险不容小觑。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分析

政府债务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点关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了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2014年经济工作将着力防控政府债务风险作为六项主要工作任务之一,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政府债务问题的重视。如何有效的化解和防控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存在的系列风险,已经成为中国财政理论和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从财政及经济理论的角度挖掘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存在的深层次原因,以现代财政理论为指导,为中国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提出政策建议。     

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初探

债务风险历来都是威胁政府稳定、降低政府公信力,最终可能会影响地区经济和稳定甚至世界经济和稳定的重要问题;中国的政府债务风险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尽管依然可控,也已经成为了一个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和政府公信力的潜在威胁;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主要表现为规模风险、结构风险、管理风险和外在风险。     

谁在抑制居民的消费需求?——基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分析

经济转型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收入分配从向居民倾斜逐步演变成向政府倾斜.分析1992-2007年16年间我国国民收入在企业、政府和居民三部门之间分配格局的变化,可以发现:居民部门在全国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1996年达到最高,此后逐年降低,截至2007年,总共下降了8.6个百分点.在初次分配阶段,居民部门下降了5.41个百分点,而企业和政府部门则分别上升了3.89个和1.52个百分点;在再分配阶段,居民部门下降了8.60个百分点,而政府和企业部门则分别上升了3.03和5.57个百分点.在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占比的下降,分别使其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下降了5.99个和3.21个百分点.因此,应该适当调整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并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与各经济主体内部收入分配结构的调节有机结合.     

去杠杆加杠杆相伴

中国经济未来并非全面去杠杆,也难以重回到过去的全面加杠杆模式,或将进入到转杠杆模式:其中企业部门仍将去杠杆,因为产能过剩背景下去产能是唯一出路,但政府和金融部门将开始加杠杆,以对冲经济下滑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央政府加杠杆地方政府控杠杆政府债务是把双刃剑,既可对冲经济下行风险,但也会推升债务风险、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未来政府部门负债率何去何从,我们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角度进行了详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央政府加杠杆,地方政府控杠杆。     

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与上市企业投融资*——基于我国247座城市的初步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社科院披露的我国247座城市地方政府性债务对金融稳定影响的评价指数,分析了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对上市企业债务融资与资本性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理。研究发现,与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较好地区相比,处于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较差地区的地方政府控股国企,其杠杆率均显著较高,但企业资本性投资效率却显著较低,企业产能过剩的财务特征十分明显。这表明,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会显著影响微观企业的投融资,并且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越差,透过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或干预,通过预算外举债,政府“杠杆”有转化为企业“杠杆”的风险。本文明确了“去杠杆”究竟应去谁的“杠杆”问题,对理解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转变为“内涵型”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迁研究

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资金流量表数据为基础,对政府、企业、居民三大部门在我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的收入比例变动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发现在初次分配环节：居民部门的劳动报酬、财产性收入、经营性留存占GDP的比重均有所下降,其中劳动报酬占比下降6.66个百分点。而企业部门的经营性留存占比有显著上升,政府部门的收入增加主要体现在生产税净额和社会保险收入方面。在再分配过程中,由于缴纳收入税,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份额有所降低,政府部门的收入比重则继续上升。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与初次分配相比有所提高,但随着时间推移,提高的幅度趋小,也就是说,再分配环节对于改善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格局中相对地位的作用越来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