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始人渐进退出还是激进退出?——对创业家族企业的实证分析

家族企业创始人的退出存在必然性,不同的创始人退出方式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的差异性影响。本文从管理权让渡的角度将创业家族企业的创始人退出行为划分为渐进退出和激进退出两种类型,并基于我国创业家族企业2001～2005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两种不同退出方式对企业后续绩效影响的差别,以及企业外部市场环境和内部权力交接模式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相对于激进式退出方式而言,创始人的渐进式退出会对企业绩效形成显著正向影响;(2)在市场环境较差的地区,渐进式退出的积极效应将更加得到改进;(3)在创始人采取分权交接模式退出的情况下,渐进式退出的积极效应将得以强化,但在维持原有权力结构的退出模式下,创始人渐进式退出的积极作用将减弱。     

家族企业高管薪酬机制对代理成本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338家上市家族企业2006年的数据,研究高管人员薪酬机制对上市家族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高管人员薪酬机制对降低上市家族企业代理成本有显著作用;(2)高管人员家族化背景对薪酬机制效果有负向调节效应,职业经理人薪酬机制的效果比家族管理者更明显;(3)家族自利倾向对薪酬机制效果也有负向调节效应,家族自利倾向越明显,薪酬机制的效果越差。     

利他行为的经济学解释

利他行为可以分为亲缘利他、互惠利他与纯粹利他三种形式。对前两种利他行为,生物学已经给出了较为圆满的解释,而且,这种解释也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关于纯粹利他,生物学存在着很大争论,至今没有圆满的解释。本文在“合作剩余”和“生物演化稳定策略”(ESS)的基础上,提出一个能够解释地粹利他行为的模型．并利用脑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对这一行为内在的激励机制作出了说明。     

东亚家族企业制度分析

东亚家族企业制度包括两个层面。从企业内部体制看,东亚家族企业制度的特点是全部或部分所有权和企业主要经营管理权掌握在家族成员手中,并且能够世袭;权威型决策机制与A型信息体制;基于家族主义的经营者激励制度降低了代理成本;实行以关系为基础的二元雇佣和激励制度。从环绕企业的制度互补结构看,金融机构对家族企业的外部监督作用较弱;企业之间形成了基于中华文化认同以及关系和利益考虑基础上灵活的合作关系网络;企业与政府勾结形成利益共享关系。     

专用社会资本外部性视阈下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式

挖掘家族企业的制度内核,破解其制度缺陷,是确定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前提。本文在交易成本理论的平台上,通过对家族社会资本专用性属性及其外部性效应的解读,发现家族企业的制度优势来自于对家族社会资本的汲取,而其制度障碍体现为家族社会资本的负的外部性。这个负的外部性在企业范围小于专用社会资本范围时产生。所以,家族企业需要随着发展,扩大专用的家族社会资本的范围。基于此,本文提炼了泛家族化治理、差序家族化治理、网络家族化治理三种模式。     

国外家族企业代理理论研究新进展

基于私有产权、两权合一和家族管理特征的考虑,传统代理理论把家族企业视为治理信任和降低代理成本的高效率制度安排。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当父母对子女的不对称的利他主义与私人所有权、所有者管理等特征相互交织时,家族企业凸现自我控制问题,这削弱了正式治理机制的效率。因此,家族企业同样面临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要挟等代理问题。嵌入在血缘和利他主义中的家族和企业两大系统的相互作用,使家族企业的代理问题更加复杂化,也给家族企业治理提出了难题。     

家族终极所有权与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的关系研究

学术界认为家族所有权对民营企业债务融资有两重影响:"促进作用"和"阻碍作用",针对上述争论和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本文将探讨家族终极所有权对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的影响效应。本文采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2007-200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对全体民营上市公司来说,家族所有权有利于降低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2)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家族所有权可以显著降低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在制度环境差的地区,家族所有权与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的关系不显著。(3)对家族自利倾向强的企业,家族所有权与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的关系不显著;对家族自利倾向弱的企业,家族所有权可以显著降低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4)基于制度环境和控制人自利倾向两个维度,可以把样本区分为四种类型。研究结果显示,只有在制度环境好且控制人自利倾向低的样本中,家族所有权才能显著降低债务代理成本。基于上述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治理环境、治理结构与代理成本——来自国有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成为研究的焦点。然而,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仍由国家控制,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仍可能是主要的代理问题,却得到了较少的实证关注。基于2003-2005年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治理环境、内部治理结构对国有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1)外部治理环境对代理成本有显著影响,政府干预显著增加了代理成本,而提高市场化进程和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水平有利于减少代理成本;(2)“一股独大”和集中的股权结构能显著减少代理成本,而“多股同大”增加了代理成本,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在我国尚不普遍;(3)大董事会和独立董事有利于减少代理成本,而两职兼任增加了代理成本,高管持股对代理成本无显著影响。     

"经济人"利他行为的经济分析

对于利他行为,许多学者往往将它与利己行为分割开来进行分析,而且很少引入成本收益分析.事实上,利他行为和利己行为都是内部动机的一种偏好体现.本文通过引入利他主义参数和成本收益,提出了一个关于理性经济人的利他行为经济模型,并借助该模型对利他行为进行了符合理性的经济分析.     

上市家族企业代理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分折

一、上市家族企业的代理问题 (一)上市家族企业的代理问题 资本市场公司上市制度的显著特征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由此衍生出公司治理框架下双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其一是股东与经理的代理问题,表现为管理机会主义,即管理者在企业利益的幌子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解析中国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与创新:文献回顾与展望

目前理论界关于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与创新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四个方面:(1)家族企业的产权;(2)家族企业制度存在的原因;(3)家族企业组织制度的经济绩效;(4)家族企业的生命周期与前景。这四方面的研究较好解释了中国家族制的企业制度安排以及变迁与创新,但不足之处是借鉴国外理论居多,而打破“中国家族制企业”黑匣子来研究的文献较少,因而理论与实践的契合点还有待进一步寻找。     

利他行为的治理机制及效率研究

本文从资源配置的视角来研究家庭中普遍存在的利他行为,由于利他行为本身并无法自动实现家庭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治理机制来消除利他行为带来的负面效应。本文在分析利他行为治理机制两难困境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析了信息不对称以及自我控制水平对治理机制效率的影响,研究认为不存在一种适用于所有状态的完美治理机制,应根据不同的情境引入相机选择的动态治理机制,以最大程度发挥利他行为配置资源的正面效应。本文最后在分析家庭利他行为治理机制的基础上,对当前民营家族制企业的治理机制也提出了相应启示。     

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两类代理成本、流动性风险视角的实证研究

代理成本与流动性风险作为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不同质量公司的表现会有显著差异。文章根据财务质量对样本上市公司分类,并对各类型质量公司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与流动性风险呈"U"型关系,总体样本公司债务代理成本与债务期限结构正相关,高质量公司与中等质量公司的股权代理成本与债务期限结构正相关,低质量公司流动性风险与债务期限结构显著负相关,并与债务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为此提出如下建议:(1)低质量公司,选择债务期限结构时,在流动性风险约束,债务代理成本两者中,更多地反映了债务代理成本的外部因素;(2)中等质量公司则从公司成长、发展的角度选择债务期限结构;(3)高质量公司由于在较强的财务能力保证前提下,主要从降低自身股权代理成本角度出发选择债务期限结构。     

我国债权人参与上市公司债务治理研究——基于现实经验数据的分析

国外对债权人参与公司债务治理的相关研究及实践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我国就此问题的研究仍然存在分歧.本文结合上市公司内、外部治理因素对债权人参与上市公司债务治理的治理效应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债权人监督具有抑制经理人代理成本的效应;政府控制对公司绩效产生负面效应;在对经理人代理成本的影响方面,法律制度环境与债权人监督表现为互补关系;银行监督与公司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内部治理与银行监督对公司绩效没有交互效应,第二大到第十大股东在抑制控股股东代理成本方面有治理效应,对银行监督有互补效应;债权人参与上市公司债务治理具有正向作用.因而,我国应在金融发达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积极推行债权人参与公司债务治理.     

亲缘关系对中国家族企业内部权力配置的影响

以2012—2014年中国沪深两市家族上市公司中的1128位家族成员为研究样本,利用其板面数据,检验了亲缘关系对家族企业内部权力(所有权、投票权和管理权)配置的影响。结果显示:亲缘关系对家族企业内部权力配置的影响表现为业主权威效应和差序格局效应;3个权力维度上的差序格局效应强度存在差异,其中在投票权配置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所有权次之,管理权再次之;家族成员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以及公司特征等因素对三权配置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     

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视角

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以2009-2015年394家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有效研究样本,就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考察组织环境特征变量——环境不确定性与家族企业治理主体个体特征变量——二代继承人受教育程度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代际传承会降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水平;(2)环境不确定性会强化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负向影响;(3)二代继承人受教育程度会减弱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负向影响。由此提出,家族企业应将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纳入战略决策考量,并切实加大创新投入,重视对二代继承人多维能力的考察与培养;政府应着力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创新战略实施创造良好的金融、法制与经营等制度环境,提供智力资本与企业家网络平台等支持。     

内部控制、审计质量与代理成本

文章以2007年至200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内部控制对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有助于抑制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成本,降低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内部控制显著降低代理成本的现象,仅在低审计质量样本(事务所为非四大样本)中成立.这说明,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文章关于审计与内部控制替代效应的研究,对现有文献是一种扩展.这意味着,在我国较低审计质量的环境下,内部控制将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二代涉入、制度情境与中国家族企业创新投入——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研究

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本文以2012-2016年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一定制度情境下二代涉入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二代涉入会抑制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发生二代涉入的家族企业会更重视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而该类社会情感财富会导致家族企业对创新投入持保守态度;制度环境对二代涉入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从而会缓和二代涉入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政治关联对二代涉入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从而会加剧二代涉入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据此,本文建议:发生二代涉入的家族企业不能为了加强对企业的控制而排斥引入外部优良人才或外部投资者,创始人应该注重二代成员对家族企业归属感等的培养,提升二代成员对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的保护意愿;政府和家族企业必须共同努力推进市场化改革,藉此完善家族企业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家族企业应当尽量避免政治寻租等行为对创新的抑制作用。     

家族企业继任——基于控制权理论的分析

本文在控制权理论的框架中分析了家族企业创始人在选择接班人时的决策。选择职业经理人会带来管理效率上的改善,但也有可能导致较高的代理成本,而且由于放弃部分控制权,家族会丧失一些私人收益。选择家族成员虽然不会产生代理成本,但由于家族内部并不存在合适的经营者,带来管理上的改善非常有限。因此,创始人必须在聘请职业经理人和选择家族成员作为接班人之间进行权衡。外部环境的变化,如法律对产权保护的改善、经理人市场的完善会降低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存在的代理成本,从而导致家族企业逐渐倾向聘请外部的职业经理人。     

民营企业、制度环境与社会资本——来自上市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民营企业对社会资本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而制度环境会影响企业对社会资本的依赖程度,也会影响企业寻求异质性社会资本的倾向性。文章采用2008-2012年我国民营上市企业中家族企业的数据,分析了制度环境对企业实际控制人的社会资本数量和结构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异质性社会资本对企业价值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在制度环境较差时,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对社会资本的依赖性较强,而随着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其对社会资本的依赖性逐渐减弱;(2)在制度环境较差时企业会更多地利用权力性社会资本,而在制度环境较好时则更多地利用市场性社会资本;(3)在制度环境较差时,权力性社会资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大于市场性社会资本,而随着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市场性社会资本的影响逐渐增强。文章的发现为民营企业在制度环境不断完善的情况下转变发展策略提供了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