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可得性、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了金融可得性、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问题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可得性对于促进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及资产配置有着积极的作用,金融可得性的提升会通过对家庭民间借出的降低来减少非正规借贷市场供给.此外,金融可得性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边际影响有着一定的差异性,即对农村地区的影响高于城市,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要高于东部地区.     

金融知识、投资经验与权利能力

本文基于《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调查问卷》数据,研究了金融知识、投资经验对投资者权利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基础金融知识对投资者权利能力没有显著影响,更专业的金融知识的提高能够显著增强低收入投资者的权利能力,但对高收入投资者的权利能力并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高收入投资者有效的社会性学习的替代作用;丰富的投资经验能显著提高各收入阶层投资者的权利能力.另外,本文还发现投资者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权利能力也就越强.研究结果表明,专业金融知识的缺乏与投资经验的欠缺是制约我国中小投资者权利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监管部门应进一步普及金融知识,特别是专业金融知识,加强投资者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教育,同时,应加强对各层次金融市场参与者投资经验的差别要求.     

金融知识、财富积累和家庭资产结构

本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数据,研究发现金融知识通过优化家庭资产组合显著促进了家庭财富积累,这表现为具有较高金融知识水平的家庭会将资产更多地配置到金融资产上,尤其是风险金融资产上;同时会降低其在非金融资产上的配置,但会提高生产经营性资产的配置.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对低资产家庭财富积累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对农村地区、高年龄组和低教育水平家庭财富积累的边际影响更大.此外,基于对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4和2015年最新季度数据的分析发现,金融知识会显著促进家庭财富增长,这进一步证实了金融知识对财富积累的积极作用.     

主观幸福感、人格特征与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主观幸福感、人格特征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结果发现,对房产而言,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会推动家庭参与房产投资,并增加家庭在房产上的配置;对储蓄而言,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不仅会降低居民参与储蓄的动机,而且会同时降低其持有比重;对股票而言,主观幸福感对居民参与动机影响不显著,但家庭开始股票投资后,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会提高家庭参与股票选择的深度。居民主观幸福感可以与人格特征形成影响机制,从而影响居民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比重。     

认知能力与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认知能力对中国城市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本文用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这两个维度来衡量认知能力的大小。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受教育年限和金融知识水平的情况下,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的增加都会推动城市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增加城市家庭在风险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上的配置比例。这一结论对于高收入家庭和金融知识水平较低的家庭仍然成立。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发现:家庭的社会互动强度、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健康水平等因素的提高也会推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投资购买风险资产。     

住房公积金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

住房公积金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考察了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发现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家庭住房公积金的参与程度越深,对其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住房公积金能显著增加有房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重,但对无房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决策并无显著的促进效应;同时,住房公积金会通过影响家庭收入和风险偏好水平,进而促进其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应逐步扩大住房公积金的覆盖范围,实行差异化的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对家庭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拓宽无房家庭的财产性收入渠道。     

金融投资中介化与资产泡沫研究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通过机构投资者等金融中介间接参与金融市场投资.投资者和金融中介之问的委托代理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风险转嫁倾向使得金融中介的投资决策并不总是以投资者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本文通过模型分析,证明了金融中介的风险转移倾向容易导致风险资产的均衡价格偏离其基础价值,引起资产泡沫的产生.     

金融科技、媒体情绪和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本文为了探究媒体情绪在金融科技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中的作用,构建三部门模型阐述金融科技和媒体情绪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逻辑机理,并利用Sobel中介因子模型检验媒体情绪是否是金融科技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中介因子效应.结果显示:金融科技和媒体情绪促进了家庭高风险资产的参与概率和持有比重,抑制了家庭低风险资产的参与概率和...     

健康与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采用中国居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运用资产参与和资产分配模型,分别讨论健康状况对居民家庭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的健康状况不显著影响其参与股票市场和风险资产市场的决定,但影响家庭的股票或风险资产在总财富中的比重,健康状况不佳会导致这两个比重较低,在控制了参保情况或时间展望期后这一影响仍然显著;而投资者风险态度和遗赠动机能够一定程度上解释健康风险的影响。     

金融知识与家庭财务脆弱性——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家庭财务脆弱问题不断凸显,居民如何利用金融知识应对财务脆弱性,改善家庭财务状况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知识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对家庭财务脆弱性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为了克服内生性带来的偏误,本文采用“金融知识社区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结果依然显著。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知识可以通过数字经济参与、商业保险参与和家庭创业三个渠道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东部地区、城镇家庭和缴纳社会保险的家庭中,金融知识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为探寻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对全面理解金融知识的作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组合投资中类别资产配置和个股选择影响研究

本文研究了1997年5月～2005年7月期间，中国股票市场上的行业配置、规模配置和个股选择对组合投资业绩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股票市场的规模配置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周期性交化，但周期波动幅度越来越小，规模配置的重要性在降低。平均来说，规模配置的重要性大于行业配置和个股选择，但差别越来越小。行业配置、规模配置和个股选择的作用也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表现出一定的特征。当市场跌幅比较大时，规模配置的作用明显比较低，与行业配置基本相当，随着市场行情的上升，行业配置和个股选择的作用都存在缓慢上升的趋势，个股选择的趋势更为明显。     

金融知识与新农保参与行为

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从当期、长期与动态视角考察了金融知识对农村居民新农保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知识有助于激发农村居民当期和长期参与新农保积极性,促进参保居民当期和长期选择更高新农保缴费档次,并改善居民新农保参与行为,但对新农保缴纳金额变化并无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教育能显著提高居民金融知识,并且能够有效增强居民金融知识对新农保参与和缴费金额的当期、长期和动态影响。因此,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有必要在农村地区开展金融教育、普及金融知识,以合理引导农村居民的新农保参与行为。     

考虑基准资产的动态投资组合选取

职业基金经理的目标经常是希望自己的投资组合以稳定的表现能够超越所某一基准资产或组合。因此本文给出一个考虑基准资产的动态均值——方差投资组合选取模型。假设状态之间的转移遵循马氏过程,给定状态转移矩阵,可以得到对风险资产最优投入的解析表达式。此表达式表明对风险资产的投入由三项构成,前两项是不考虑基准资产时对风险资产的投入,最后一项与基准资产有关;在基准资产上的权重由基准资产收益的大小来决定,与积极投资组合管理者的风险厌恶程度无关;随着风险厌恶程度的增加,管理者会减少在风险资产上的投入。数值分析显示考虑基准资产的投资组合是一个积极的投资组合。     

金融素养对我国家庭养老规划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金融素养对养老规划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家庭金融素养水平较低,养老规划意识薄弱,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已明显超过家庭养老,但养老方式单一化问题严重。提高金融素养可以显著促进家庭进行养老规划,且该促进作用并无城乡差异,但对女性户主家庭作用更大。金融素养水平越高,家庭越倾向于选择社会养老、自我养老和多样化养老方式,家庭养老的可能性越小。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素养可以通过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进而提高养老规划的可能性,同时驱动家庭更多地选择自我养老和多样化养老方式。     

人口老龄化、金融素养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尽管我国居民财富规模十分可观,但是由于我国人口的深度老龄化以及居民较低的金融素养,可能会僵化家庭对金融资产的配置。选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的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居民金融素养指数,利用Probit模型研究人口老龄化程度以及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考察金融素养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程度对家庭选择投资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存在倒“U”型关系。进一步地,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其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以及活期存款的可能性都会降低,转而会倾向于选择定期存款,但是金融素养的提高可以减缓甚至抵消老龄化使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单一化的不利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受教育水平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基于2014年、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对此,文章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积极效应,主要包括覆盖广度和发展(使用)深度,且进一步考察户主受教育水平可能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其中一级维度指标发展深度对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更加显著、稳定;但户主受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与预期并不完全一致,其仅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深度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中起着显著调节作用。相关结论有助于厘清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家庭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与实施路径。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家庭风险性金融产品投资

本文旨在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家庭部门的金融参与行为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本文基于2010、2012和2014年的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家庭的风险性金融产品投资。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显著降低家庭的风险性金融产品投资额占总金融资产的比例。本文进一步对影响渠道进行分析显示：家庭的不确定性收入和债务负担会放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家庭金融参与的影响。收入波动性越大的家庭风险性金融产品投资比例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会有更大程度下降。在异质性分析中,本文主要讨论了家庭的互联网使用和家庭的社会交互程度两个维度的差异。结果显示,当家庭使用互联网以及家庭有更多的社会交往活动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对家庭的风险性金融产品投资比例的影响更大。     

储蓄投资转化中的金融机制解析

现实经济中,各部门中各主体的储蓄规模和投资需求往往是不同的,甚至存在较大差别,有的主体储蓄大大高于投资需求,有的主体则正好相反。因此,要使资本形成得以实现,就需要经济中存在着有效的机制将资金盈余部门的储蓄转移到资金亏损部门以形成投资。文章从金融中介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金融市场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两方面展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