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常态”经济的特征

正1.经济增长告别过去两位数高增长模式,进入次高增长阶段,官方文件对此的表述是经济增长进入换档期。2001~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平均值为10.4%;从2012年初至2014年初,各个季度的GDP增长率都在7%~8%之间,2014年一季度GDP增长7.4%。根据"十二五"规划目标,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只要年均7%     

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出口商品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有较强的关系,进口商品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进口商品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闻不存在因果关系,工业制成品进口的增加并没有带动我国GDP的增长.同时GDP的增长也没有促进进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是GDP增长的原因,但是GDP的增长不是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的原因,出口商品结构每提升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上升0.38%.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进一步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提高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     

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增长——基于产业构成视角的研究

基于经济增长的产业构成角度,本文实证检验了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增长率的影响。能源消费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的三大产业构成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虽然三大产业的增长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它们对能源消费增长率的影响却不相同。具体而言,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长对能源消费增长率并没有显著影响,第二产业的增长导致了能源消费增长率的上升。能源消费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的六大产业部门构成之间关系的分析显示,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增长是推动我国能源消费增长率上升的主要力量。对上述实证研究结果产生的原因,本文从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各产业产出增长和产业结构演变对能源消费增长的影响给予了解释。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含义。     

结构变化、效率改进与能源需求预测——以中国电力行业为例

本文利用宏观经济学的方法提出一个长期电力需求模型以分析影响中国电力需求的主要因素。如预期的一样 ,当各种因素受市场力量的进一步约束时 ,影响需求的各项变量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经济改革以后更加稳定也更为显著。一个误差修正模型为预测中国电力总需求的短期波动提供了适合的框架。 1 978年经济改革以后 ,需求的GDP弹性估计为 0 .8左右 ,低于改革前 (1 978年以前 )。结果表明 ,虽然GDP仍是影响电力需求的最重要因素 ,但电力需求与中国的结构变化及效率改进是负相关的。这意味着对于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来说 ,GDP的高速增长并不总是伴随着高的电力需求 ,并解释了为什么 1 998年经济增长率为 7 8% ,但电力消费却只增长了 2 8%。     

温州"十二五"期间的工业化发展阶段

工业增长、生产率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也被称为卡尔多增长规律。国内有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是与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高速增长联系在一起的,2002-2008年我国制造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分别为:39.4%、42.2%、43.4%、44.2%、23.3%、31.3%、45.9%。因此,工业尤其是制造业被称为“增长的发动机“。     

区域物流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以贵州为例

为了研究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文章通过对贵州在1978—2007年期间经济增长和物流业的时间序列进行协整分析与因果关系检验，建立了二者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并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研究结果表明：贵州经济增长与物流产业发展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贵州物流业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不是物流业发展的granger原因；从脉冲响应函数可以看出物流发展的一个正向冲击使GDP增长逐渐上升，GDP正向冲击对物流的影响为负；方差分解表可以看出物流产业对GDP的影响和贡献较大，GDP对物流产业的影响不显著。     

我国经济增长及失衡的新变化和新特征

中国经济增长失衡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和新特征,这种变化表现在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增长阶段后,新经济约束条件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自然经济增长率出现新的长期回落。GDP年均自然增长率,在2020年之前,估计在6%~8%之间,实际增长率若能稳定在7%以上应属正常状态,跌破7%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存在的。经济增长趋稳,滞胀压力增大,结构性失衡趋缓,但升级动力不足。实现我国经济均衡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在于经济结构转变和升级,而实现结构演变必须依靠发展方式的转变,发展方式的转变须依靠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而创新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作为经济政策的关键在于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就要求政府宏观管理必须法制化,宏观决策必须民主化。     

中国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分析

笔者研究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对格雷纳模型修正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分析的方法分析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东部经济带平均宏观税负较高,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比较显著;中部经济带和西部经济带宏观税负低于东部经济带,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同时本文运用协整理论分析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对资本征税显著地降低了人均GDP增长率,不利于经济增长.对劳动征税对人均GDP增长率没有显著的影响,对消费征税则显著地提高了人均GDP增长率,有利于经济的增长.本文进一步对税收政策的制定提出建议.     

当前投资是否“过热”

我国经济经过1993—1997年连续五年“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和1998—2002年连续五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基本完成了经济发展的“紧缩—扩张”的周期。2002年是我国经济发展平台调整的最后一年,也是新增长周期的第一年。2003年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新阶段。通过有关的数学模型推算和定性分析,我们预计2003年GDP增长率会达到8%以上,在8.1%—8.5%之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则保持在15%—20%之间,居民消费增长率达到9.0%—10.0%;外资出口则会在2002年较高增长的基础上保持稳定增长或稍有降低,预计在15%—20%之间。一、投资快速增长的原…     

从三次产业研究经济增长与CPI的相互关系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反映了消费品的零售价格和服务价格变动对城乡居民实际生活费支出的影响程度,是代表物价水平的重要物价指数。经济增长通常使用GDP增长表示。根据GDP生产法,GDP是三次产业总产值之和。通过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三次产业的生产总值增长率与CPI增长率的比例关系。实证结果表明：GDP与三次产业生产总值同时都与CPI增长率成正比例,其中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增长率与CPI增长率的相关性最强。     

中国GDP增长与CPI:关系、均衡与“十二五”预期目标调控

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动态关系的认识是宏观调控的基础,然而,目前在线性和静态的分析框架内未能揭示出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复杂动态关系。本文运用1996—2009年GDP增长率、CPI与M2增长率的季度数据建立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非线性动力系统模型(GDP-CPINLDS),揭示了我国最优的季度GDP增长率和CPI,以及零通货膨胀的季度GDP增长率。总体上,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处在次优化的非均衡运行状态,两者呈现出同向性变动的特点。最优调控实验表明,仅调节M2增长率不能完全实现"十二五"调控目标。文章建议"十二五"期间要以调控GDP增长为导向,以从紧货币政策为基础,配合多种调控手段,形成强有力的联合调控机制,以确保GDP增长率和CPI目标的最优实现。     

2010年东亚地区实际GDP增长可达8.7%

世界银行4月7日发布的《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将东亚地区2010年实际GDP增长预测调高至8．7％,比2009年11月的预测高了近一个百分点。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定期对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进行评估。去年11月发布的上一期报告预测2010年东亚地区实际GDP增长为7．8％。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9年东亚地区GDP增长7．0％,与上年8．5％的增长率相比有所放缓。     

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

一、引言 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总量由1985年的8964．4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209407亿元（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年均增长率为9．7％。与此同时,我国的对外贸易也取得飞速发展,进出口总额从1985年的2043．874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141527亿元,年均增长率16．7％,比同期国内GDP的年均增长率9．7％高7个百分点。另外,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外贸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985年的22．61％上升到2006年的67．58％。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也由1985年的第32位上升到2006年的第3位。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内在依从关系的实证研究

学术界对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以线性关系假设为前提,并未对这一假设是否合理进行严格的经济计量学检验。本文率先将近年来发展的非线性STR模型技术具体应用于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内在结构依从关系的研究,揭示了二者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变化规律,并得出如下几个结论:(1)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并可以通过LSTR2模型来表达。(2)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当GDP增长绝对下降时,能源消费比GDP有更快的下降速度;当GDP增长率不超过18·04%时,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相对稳定性,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0·9592;当GDP增长率超过18·04%时,能源消费较GDP有更快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长完全以能源的高消耗为代价。因此,应尽可能地避免经济的负增长和超高速增长。(3)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1956—1976年间,呈现明显的非线性特征;在1977—2005年间,则呈现明显的线性特征。     

产业转移、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来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启示

文章以1997—2015年成都市的工业废水、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以及人均GDP为基础,得到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从而得到产业转移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结果显示: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人均GDP之间呈线性关系并以较大速率下降;工业废气排放量和人均GDP之间呈倒"N"型关系;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和人均GDP之间呈倒"U"型关系。结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和行业统计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和建议:成都市大气环境保护的重心应放在严格控制废气排放大户的引进和实际排放量上;成都市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侧重于第二产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速度较慢;成都市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明显缺乏对第三产业的吸引力,缺乏高精尖的技术、人才和产业,可以充分利用高校资源,注重人才培养,采取以人才吸引产业的方式,增加对第三产业的吸引力。     

我国国防开支增长率和国内产出增长率间关系分析

以1952-2010年的国防费执行数值和名义年度GDP数值作为实证数据,运用MS-VECM模型研究了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波动模式。结果显示,我国国防开支水平和国内产出水平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它们的增长率序列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结构性突变。国防开支增长率的均值水平由高变低,产出增长率的均值水平由低变高。脉冲响应分析表明,改革开放前后,提高国防开支增长率在当年和第二年都能促进产出增长率的提高,而提高产出增长率在第二年才会促进国防开支增长率的提高,说明国防开支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率变化的反应相对迟钝。但是改革开放后,产出增长率对国防开支增长率变化的敏感程度大大减弱,而国防开支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率变化的敏感程度几乎没有变化。     

我国国防开支增长率和国内产出增长率间关系分析——基于MS-VECM模型的实证检验

以1952-2010年的国防费执行数值和名义年度GDP数值作为实证数据,运用MS-VECM模型研究了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波动模式。结果显示,我国国防开支水平和国内产出水平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它们的增长率序列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结构性突变。国防开支增长率的均值水平由高变低,产出增长率的均值水平由低变高。脉冲响应分析表明,改革开放前后,提高国防开支增长率在当年和第二年都能促进产出增长率的提高,而提高产出增长率在第二年才会促进国防开支增长率的提高,说明国防开支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率变化的反应相对迟钝。但是改革开放后,产出增长率对国防开支增长率变化的敏感程度大大减弱,而国防开支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率变化的敏感程度几乎没有变化。     

现金指标映射宏观经济量化关系研究

现金指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指标之一,与宏观经济指标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文章以我国2000—2012年的相关统计数据为样本,选取现金指标货币供应量M0,宏观经济指标中国内生产总值GDP、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为变量,分别利用ADF检验、线性回归分析、格兰杰检验进行研究,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M0增长率、GDP增长率与CPI增长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CPI是M0的Granger原因,且CPI快速上涨是导致M0增长率提高的主要原因,但是M0增长率对GDP增长率、CPI增长率没有直接的影响,从货币发行角度看M0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局限的。针对研究提出中央银行控制M0的对策建议。     

关于2001～2020年人民币利率趋势的预测

一、对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与利率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结果 根据我们的计量研究,从美、英、德、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和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1981—2000年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利率三者的数据变化情况中,我们发现了两个显著的特点:(1)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利率三者之间呈强正相关关系。当GDP增长率较高时,通货膨胀率、名义利率水平往往也较高;当GDP增长率较低时,通货膨胀率、名义利率水平往往也较低;而当GDP增长率比较平稳时,通货膨胀率、名义利率也保     

中国公共支出的规模与结构及其增长效应

中国公共支出的规模与结构在改革以来的时序变化特征与工业化国家明显不同。本文基于协整分析方法,对中国公共支出相关变量的长期增长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公共支出的GDP占比呈反向变动关系,这显示中国公共支出政策的适应性性质;政府经济建设性支出比重增加会提高GDP增长率,而文教费和维持性支出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有着负的双向因果关系,这体现中国经济的粗放型增长特征。研究结果还显示,地方政府支出比重提高,经济增长率会上升,这说明通过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可以改善欠发达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从而有利于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