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诉讼、信号传递与融资约束

随着市场不确定性的增加和法治化进程的推进,企业的诉讼风险不断增加.涉诉会如何影响企业的融资状况?基于信号传递理论,本文采用了 2000-2017年的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考察了诉讼风险对于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诉讼会导致企业陷入融资约束;企业陷入资金类诉讼时,融资约束会更加严重;相比于以原告身份涉诉的企...     

企业融资约束的相关问题研究

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环境中,一些企业为了扩大生产规模,需要大量的资金满足企业的生产经营.但仅仅依靠企业的内部资金不足以满足其需求量,这就要求企业投资者依靠外部融资来确保资金的充足.但过分融资会给企业带来过大的财务负担,严重时会资不抵债,最终导致企业破产清算.而且,不同类型的企业融资约束的程度不尽相同,这与企业的经营状况、规模大小等因素密切相关.本文将从融资约束的概念及成因,主要衡量指标,研究现状等角度出发对企业的融资约束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企业融资约束成因及其度量综述

融资约束是财务领域的核心问题.本文对融资约束问题的成因和度量进行了文献梳理.指出融资约束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企业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费用.由于融资约束难于直接度量,本文从现有文献中总结融资约束度量的三种方法:间接替代变量法、企业行为特征度量法和指数度量法.     

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201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要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而目前全球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企业创新以及充足的资金流是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关键,是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基于此,选取2014—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建立了回归模型来探究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旨在为实现企业绿色、创新发展提供借鉴意义。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和融资约束均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以及融资约束水平的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会下降,主要表现为研发投入的减少;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中存在着部分中介效应。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分别从政府、企业角度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政府隐性担保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2007—2020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深入剖析了政府隐性担保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隐性担保显著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该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或融资约束偏紧的公司,以及金融分权程度较高或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为明显。机制分析显示,政府隐性担保提高了企业获得优惠贷款和税收优惠的概率,并且通过缓解“财务风险”抑制债务融资成本。进一步,在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的基础上,政府隐性担保亦能增大企业债务融资规模。本研究为纾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提供了政策启示。     

金融结构市场化、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文章以2013—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3 062家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金融结构、融资约束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结构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随着金融结构的变化呈现演化特征。融资约束在金融结构与企业创新之间产生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金融结构市场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果,受空间区域和企业所有制差异的影响。积极向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转变,注重直接融资中股权融资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制度建设,可促进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     

税收优惠、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税收政策是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外部重要因素,研究发现：（1）税收优惠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2）融资约束对税收优惠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3）融资约束下,税收优惠对非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效果显著高于国有企业。因此当企业普遍面临融资约束,“多策组合”的税收优惠体系赋能企业绿色发展。     

企业声誉与融资约束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企业声誉角度分析了声誉对上市公司融资水平之间的关系,运用Almeida（2004）提出的融资约束模型,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企业声誉对企业融资约束和融资能力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声誉良好的企业有较强的融资能力且能够显著的降低上市公司融资约束水平。     

企业声誉与融资约束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企业声誉角度分析了声誉对上市公司融资水平之间的关系,运用Almeida(2004)提出的融资约束模型,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企业声誉对企业融资约束和融资能力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声誉良好的企业有较强的融资能力且能够显著的降低上市公司融资约束水平     

集团财务公司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

集团财务公司缓解成员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已得到诸多学者的认可,但是鲜有研究关注财务公司影响融资约束的作用机理及其风险的异质性。基于A股主板上市公司2007—2021年的面板数据,并以我国集团财务公司相继设立为准自然实验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一,财务公司设立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具体通过降低企业债务及股权成本、平滑债务波动、改善债务期限结构来发挥作用;第二,银行业竞争程度上升、企业信息环境恶化、货币政策紧缩时能够加强这种影响;第三,财务公司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具有明显的风险异质性,其效果在集团治理水平高、集团经营风险低、企业财务风险低的情况下更为显著,这验证了财务公司的“双刃剑”效应。因此,应正确认识财务公司的作用,规范稳妥推进财务公司的设立,促进内外部金融机构协同发展,同时要严格防范财务公司发生风险传染,促进其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     

影子银行、企业风险承担与融资约束

基于我国特殊金融制度情境,本文实证分析了影子银行对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以及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影子银行通过拓宽短期融资来源实现了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目的,并且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这种效应体现得愈加明显。进一步,作为银行正规信贷渠道的替代与补充,影子银行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随着其银行贷款水平的降低而显著增强,并且这种效应亦在高风险企业中更为明显。考虑宏观金融环境因素后发现,随着货币政策的趋紧以及区域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的提高,影子银行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会显著增强。     

企业规模、控制人性质与企业融资约束关系研究

融资约束不同的企业在承受利率冲击上存在较大差异。不同于以往研究,笔者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不同规模、不同控制人对融资约束的影响,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随着规模的扩大,我国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也在增大,这与以往学者研究结果相悖;控制人性质与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关系紧密,国有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大于非国有上市公司;我国股票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还原企业面临的真实融资约束。     

政治关联和融资约束:信息效应与资源效应

本文探讨政治关联缓解民营企业外部融资约束的微观作用机理。经验证据表明,政治关联确实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其核心机制在于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政治关联能够起到信号发送功能,降低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这就是政治关联的信息效应;同时,政治关联有助于强化民营企业的资源获取能力,切实提高企业的未来总收益,这就是资源效应。经验研究还表明,资源效应占主导地位,政治关联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困境的关键在于资源效应。因此本研究的一个直接政策涵义就是,要解决目前民企融资难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要构建公平的市场环境,消解政策性歧视,给予所有企业同等的资源获取机会。     

金融发展、企业特征与研发融资约束

基于2008-2014年沪深A股主板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金融发展能否缓解企业R&D融资约束、促进企业R&D投入,并进一步考察这种作用在规模、区域、所有权、行业等4种因素影响下的差异性。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能够显著缓解企业面临的R&D融资约束,并且这种缓解作用对小规模企业和民营企业更加明显;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而中西部地区则未能有效刺激企业R&D支出;与高科技行业相比,非高科技行业能够从金融发展中获利更多,其R&D投入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规模分布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

关于企业规模分布的"融资约束"理论认为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融资约束会制约企业成长,从而影响整体企业规模分布状况。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规模分布存在"年龄依赖"和"规模依赖",并非完全遵循Gibrat定律;融资约束制约企业成长,尤其显著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小企业的成长率;从总体上看,融资约束并不能决定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整体企业规模分布状况,然而融资约束却显著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小企业规模分布。本文的结果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金融市场的有效性与中国企业规模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为发展中国金融市场,削减企业融资约束,特别是减缓中国中小上市公司企业融资约束,促使中国上市公司企业规模结构合理化提供了经验证据。。     

融资约束限制中国企业出口参与吗?

中国贸易增长模式的转变有赖于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而企业的出口参与行为取决于异质性。本文基于新新贸易理论,运用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数据,使用probit模型重点考察了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对中国企业出口可能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源融资约束是限制企业出口参与的重要因素。进一步,本文发现企业出口参与对外源融资约束的依赖程度因所有制不同存在差异。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外源融资约束对出口参与的影响不显著;而民营企业外源融资约束对其出口参与起到显著的作用。另外,区分出口企业类型的检验结果显示,外源融资约束限制了企业的初始出口,而对于保持出口商地位的作用并不明显。     

国有风险资本与企业融资约束:如愿以偿还是事与愿违?

我国国有风险资本是否实现了设立之初的目标,即是否纾解了企业融资困难呢?文章基于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和手动采集的国有风险资本数据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实证结果稳健地显示,国有风险资本可有效缓解企业后续融资约束,我国政府参与风险投资活动是有效的.进一步地,高持股比例、多联合投资、高政治层级的国有风险资本对受资助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且国有风险资本对经济欠发达、低制度质量环境下的企业、面临高环境不确定性和高竞争程度企业、民营企业、成长期与动荡期企业能产生更大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国有风险资本既能通过认证作用显著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又能发挥政治关联的资源效应,包括显著促进银企关系和企业的商业信贷获取能力,并提升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水平,从而减轻企业资金负担,缓解其融资约束.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国有风险资本能显著降低企业外部融资的股权资金成本和债务资金成本,帮助改善企业融资贵的难题,而且国有风险资本有助于企业在创新和经营方面的良性发展.但国有风险资本并未起到有效监督作用,不能缓解企业代理问题,尤其是会导致第一类代理成本的明显提高,而高管薪酬提升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据此,文章认为在未来的国有风险资本发展中,要把握政府角色介入的尺度,完善国有风险资本对企业的监督管理机制.同时适当兼顾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对中西部地区的国有风险资本发展提供适当且必要的帮助,以促进国有风险资本在新时期的长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