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债权人参与上市公司债务治理研究——基于现实经验数据的分析

国外对债权人参与公司债务治理的相关研究及实践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我国就此问题的研究仍然存在分歧.本文结合上市公司内、外部治理因素对债权人参与上市公司债务治理的治理效应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债权人监督具有抑制经理人代理成本的效应;政府控制对公司绩效产生负面效应;在对经理人代理成本的影响方面,法律制度环境与债权人监督表现为互补关系;银行监督与公司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内部治理与银行监督对公司绩效没有交互效应,第二大到第十大股东在抑制控股股东代理成本方面有治理效应,对银行监督有互补效应;债权人参与上市公司债务治理具有正向作用.因而,我国应在金融发达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积极推行债权人参与公司债务治理.     

家族因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定量研究

世界范围内对家族企业的研究越来越广泛、深入与多样化,我国对于家族企业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理论性介绍和论述,而越来越着重于实证特别是定量研究。本文以07,08年大量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运用配对分析法比较了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绩效与财务结构差别,并对比了不同程度家族控制的企业之间的绩效差别,进而得出家族控制程度相对较强的企业绩效优于家族控制程度较弱的企业。即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所有权与管理控制权两权合一的家族企业要比聘用外部经理人管理的公司绩效占优。     

知识流量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知识基础观,以2010—2014年262家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不同来源的知识流量与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关系,以及不同来源的知识流量之间的互补或替代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内部知识开发和地理位置分别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购重组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U型关系;内部知识开发与并购重组之间存在相互替代效应,该替代效应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影响;未发现内部知识开发与地理位置之间存在互补或替代效应。     

CEO强制性变更、继任模式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6—2008年发生CEO强制性变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CEO强制性变更及继任模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CEO强制性变更后的企业绩效好于变更前的企业绩效;外部继任的企业绩效好于内部继任;在不同经营水平下,两种继任模式的企业绩效明显不同。为此,提出改善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必须完善上市公司CEO的任免机制,合理选择CEO的继任模式,加快发展职业经理人市场。     

外部知识溢出、研发双重效应与企业创新绩效

在开放创新的背景下,内部研发支出和外部知识溢出是企业创新绩效的内外支撑.本文基于扩展的吸收能力模型,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和地区专利数据,考察外部知识溢出和内部研发支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内部研发支出具有直接促进创新和增强吸收能力的双重效应,外部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受到其自身吸收能力的调节.外部知识溢出和内部研发支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既依赖于知识来源和知识复杂性,也依赖于市场化改革进程、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行业知识生产活跃度和行业要素密集度.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新时代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政策提示作用.     

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与绩效倒U形曲线关系研究

董事会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董事会治理状况的改善对公司绩效的提高至关重要。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状况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公司治理绩效与董事会治理水平之间呈现一种倒U形曲线关系。该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在当前董事会治理缺乏外部治理机制、大股东治理弱化、内部董事间的相互监督和经理人持股的激励效应都不强的情况下,董事会治理改革的关键是引入战略投资者,完善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制度建设,强化内部治理机制。     

谁能成为明星CEO* ——管理者声誉的来源及影响

在中国,企业管理者为获取更丰厚的报酬和更好的职业生涯不只是通过企业的良好经营,同时很大一部分管理者也积极建立与政府的密切联系。本文从管理者政治关联的独特视角出发,研究了上市公司管理者声誉来源及其对企业短期股价和长期经营绩效的影响。基于2005-2012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本文采用倾向评分匹配的方法,有效解决了样本“内生性”问题。本文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管理者声誉的获取可能主要依赖于其政治关联的支持,而民营企业管理者声誉的取得可能主要依靠企业自身良好的经营绩效;同时管理者声誉在短期内对企业股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企业的长期经营绩效确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为我国经理人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及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中国上市公司经理人人均薪金基尼系数测度

本文基于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测度上市公司间经理人人均薪金基尼系数.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间经理人人均薪金基尼系数为0.388,低于房地产业公司间0.458、第三产业公司间0.424和虚拟企业间0.458;高于或等于第一产业公司间0.298、第二产业公司间0.354和实体企业间0.388.这表明依据公司经理人所处的行业和产业特质核算薪金会产生相应的负外部性,出现“薪金侵蚀利润”现象;按照企业家才能支付薪金是一种典型的生产要素支付制度,易观察、易核算,但是对经理人长期激励不够;依据经理人任期时间以及任期内和任期后企业利润递增速度和持续时间,分别探索经理人劳动行为及结果与企业生产运营整体绩效之间的联系,采用适度的经理人薪金差距策略,激励经理人薪金中生产性活劳动投入的贡献,有利于整个公司间经理人人均薪金分布相对合理.     

研发激励型产业政策具有两面性吗——来自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经验证据

“产业政策之争”发展至今,研究“如何更好地推行产业政策”比继续争论“产业政策是否有效”更具有现实意义。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作为研究对象,以2008-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发现,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会带来积极效应,表现为政策能够促进企业长期价值提升;另一方面也存在消极效应,表现为政策会引发研发操纵等机会主义行为,同时,消极效应会对积极效应产生替代作用。完善的企业内部控制可以抑制政策的消极效应,并放大政策的积极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政策消极效应的产生源于企业借助政策开展研发操纵,提升短期财务绩效和短期市场绩效。     

政府干预对我国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00—2007年我国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政府通过对企业内部决策的直接干预与通过对企业外部环境的间接干预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的结果显示,政府干预企业内部决策的程度同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负相关;外部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业绩存在正相关关系。另外,我们还发现,在中国,政府干预市场的程度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要大于法制环境和市场化的影响。     

晋升与薪酬的治理效应:产权性质的影响

以2005-200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考察了政治晋升、薪酬契约及其交互作用对企业高管的激励效果,并检验了两种替代性激励机制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差异。研究发现(1)与民营上市公司比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距离更小,但VP(副总)感知的晋升机会更大;(2)政治晋升对企业高管产生显著激励效果,且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尤为明显;(3)薪酬距离的治理效果受到晋升机制的调节作用影响:当VP晋升机会较高时,薪酬距离产生的锦标激励效应占主导,从而改善企业绩效;当VP晋升机会较小时,薪酬距离蕴涵的利益剥夺效应占主导,从而损害企业绩效。     

数字赋能企业升级:路径识别与政策支持

深度挖掘微观主体的数字化升级质效是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竞争优势的决胜关键。基于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影响企业升级绩效的经济效果、中介路径和调节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对企业升级绩效具有正向促进效应;数字化通过企业内部价值链赋能和企业外部价值链赋能双重路径影响企业升级绩效,前者体现为技术创新效应和营销管理效应,后者体现为产业链重组效应和产业链协同效应;政策支持对企业数字化升级绩效具有显著强化作用,即金融支持、政府补助、市场治理均表现为正向调节效应;考虑企业异质性差异,数字化升级效应及其政策调节效应整体在非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发达地区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     

技术并购企业研发支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企业研发投入是提升企业技术实力的根本驱动力,而技术并购是企业实现技术外部获取的重要途径,本文研究在技术并购效应下,并购当期的研发支出对收购方当期市场绩效及长期财务绩效的影响。本文对2007～2010年我国上市公司446次技术并购的实证分析发现:科技型收购者主导的技术并购对企业内部研发具有替代作用,而非科技型收购者在并购当期并不会降低内部研发投入强度;技术并购当年的研发支出对科技型收购者当期的市场价值具有额外的增值效应,但是这种价值增值效应并不会出现在非科技型收购者中;另外,科技型收购者比非科技型收购者更能够把技术并购当年的研发支出转化为企业未来的财务盈利能力。     

员工持股计划、内部控制与创新绩效

通过对2014—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开展的员工持股计划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会对创新绩效产生积极效应;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创新绩效的水平也较高;内部控制在员工持股计划和创新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另外,在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研究发现,员工持股计划在非高新技术企业与高市场化的环境中发挥的创新效应更为积极。上述研究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该政策创新路径的相关研究,为企业设计良好的实施方案、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系统、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水平提供决策支持。     

CEO继任来源、多元化职业经历与僵尸企业治理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其中处置僵尸企业显得尤为重要。僵尸企业治理需要从内外两个方面同时发力,就内部而言,CEO作为企业重大决策的参与者和执行者,对提高企业治理水平具有决定性作用。继任来源和职业经历是反映CEO管理能力和经营风格的两个关键指标,能够为主管部门或董事会提供重要参考。本文使用2004—2019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财务数据、CEO简历和个人特征数据研究CEO继任来源和多元化职业经历对僵尸企业处置的具体影响及实现机制。研究发现,来源于非内部晋升且拥有多元化职业经历的CEO使企业成为僵尸企业概率更低,影响路径主要是降低了僵尸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其中存在两个作用机制:一是提高企业薪酬激励水平;二是增加企业并购重组次数和金额。进一步分析表明,来源于非内部晋升且具有多元化职业经历的CEO对降低僵尸企业比例的正向效应在国有企业以及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更加显著。本研究对于上市僵尸企业如何科学聘任CEO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能够为加快构建高效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提供理论支持。     

上市公司激励机制对高管薪酬的影响

本文根据中国A股一千多家上市公司披露的2004-2006年度的数据．实证研究上市公司的高管持股激励对于高管薪酬和公司短期与长期绩效敏感性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持股制度没有显著提升高管薪酬对长期绩效的敏感性。本文提出了完善股权激励制度、完善绩效衡量指标、培育市场加强外部约束、健全公司治理结构等建议。     

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评价实证研究

董事会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董事会治理评价是公司治理评价系统的关键内容.本文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文献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构筑了董事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并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状况及其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第一,控股股东性质、行业因素会对董事会治理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民营企业具有显著的治理优势;第二,公司治理绩效与董事会治理水平之间呈现一种倒U曲线关系.实证结果验证了Rediker与Seth关于董事会治理机制间替代效应的观点.该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在当前董事会治理缺乏外部治理机制、大股东治理弱化、内部董事间的相互监督和经理人持股的激励效应都不强的情况下,董事会治理改革的关键在于,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特别是民间战略投资者,完善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制度建设,强化内部治理机制.     

工作轮换在中国企业中的作用

目前,中国许多企业的管理方式并不尽如人意,仍然处于经验管理模式下,尤其是对人的管理仍然还是传统的以＂控制人＂为目的的人事管理模式,把人长期固定在一个岗位上,造成企业内部活力不足,人浮于事,单个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和工作努力程度普遍不高。企业要想摆脱这种困境,必须了解工作轮换的含义及其意义,明确工作轮换对企业绩效的提高及对员工工作积极性调动所起的积极作用,规避在实施工作轮换过程中经常发生的问题,这样才能通过工作轮换实现＂人员和岗位的真正匹配＂,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     

企业行为约束下技术创新所得税激励政策效应研究

技术创新所得税激励政策效应的发挥不但取决于政策本身的制度设计,还取决于企业投资行为对税收政策的敏感性。技术创新所得税激励政策作为制度驱动,既受到企业自身行为的约束,又与企业内部研发驱动机制相互作用。在企业行为理论框架下,运用随机效应模型,以2009—2013年中国Ａ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对企业行为约束下中国技术创新所得税激励政策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形成的税收补贴通过转化为企业内部资源、降低研发投资风险,使得企业内部驱动机制对研发支出的积极作用增强;所得税激励政策本身并未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生显著的激励作用。     

不同产权性质下外部治理效应研究——基于审计质量的视角

本文基于审计质量的视角,以2008～201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不同产权性质下外部审计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低质量审计样本与高质量审计样本相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降低会显著增加经理人代理成本,这说明外部审计具有治理效应,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能缓解经理人代理冲突;进一步区分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后发现,在国有上市公司样本中,高质量外部审计发挥的治理效应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