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软约束、过度投资与股权再融资

本文旨在研究预算软约束环境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之间的关系.首先,根据DM动态模型,构建了企业股权再融资决策模型;进而以2008～2009年我国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影响后,研究发现:预算软约束将会导致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现象,而且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倾向比民营企业更为强烈;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偏好与过度投资正相关.     

政府补贴、预算软约束与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本文通过一个简单模型分析了政府补贴、预算软约束和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之间的交互关系，着重分析了预算软约束等行为扭曲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构建微观基础，最后给出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竞争、投资冲动和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研究

利用国民收入核算公式,采用HP滤波分析方法,得到国民收入恒等式中各变量增长率的波动项,并依此构建了一个计量模型。然后利用各变量在1990-2004年间的分省数据,分析了各省GDP增长率波动的原因。结论表明,在我国的大多数省,投资增长率的波动是引起GDP增长率波动的主要因素。为剔除地域差异的影响,做了分区域的实证分析,其结果依然显示投资波动是各省GDP增长率波动的主要决定因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地方政府竞争是导致各省投资冲动、进而造成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深层原因。     

政府间转移支付、预算软约束与地区外溢

文章根据中国2002—2012年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运用一步系统广义矩(sysGMM)回归方法,建立转移支付预期实证模型,对转移支付是否诱发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行为及其外溢范围以及其与税收竞争和财政竞争的综合影响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转移支付预算软约束问题并非发生于个别省份,争夺转移支付的连锁反应促使各地区共同参与从而形成策略互补性质的竞争。其不仅对地方政府自主筹资产生了负面激励,同时在控制了自有财力下降的潜在影响和转移支付的"粘蝇纸效应"后,仍能够发现预算软约束对财政支出的扩张效应。这种支出扩张中体现了转移支付预算软约束与财政竞争之间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共同影响。     

解析政府预算的科学性与软约束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与中国的入世,政府预算作为对政府行为的一种有效性约束体制,对有效发挥政府职能与财政资金的使用水平起着积极地促进作用。但在实际的政府财政实践结果来看,政府预算对政府的行为没有起到有效约束的作用。本文将从政府预算的角度出发,对政府预算的科学性与软约束进行有效性研究。     

道德风险、沉淀成本效应与软预算约束

作者从事后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角度,借助于沉淀成本效应再次解释政府对大型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行为,从而扩展了公有产权结构、动态承诺不一致,以及政策性负担等经济解释,进一步认识到解决软预算约束根本在于消除沉淀成本效应,而克服委托代理情况下的道德风险行为是最为根本的,因而设计恰当的制度安排显得十分重要.     

债务杠杆与企业投资:双重预算软约束视角

文章以我国2000~2004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在政府、银行和企业三方的预算软约束框架内实证检验了企业投资支出和债务杠杆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投资支出整体上同债务杠杆呈负相关。但在国有绝对控股的上市公司中,企业投资支出对于负债水平不敏感,并且,随着国有股权比例的上升,企业投资支出对债务杠杆的敏感度逐渐下降。基于此,文章认为,政府对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同时实施的双重预算软约束是导致国有企业投资行为扭曲和债务治理机制失效的重要原因。     

地方政府预算约束的硬化

近年来,世界银行专家Liu Lili、Mohan Nagarajan、Jonathan Rodden、GunnarS·Eskeland、Jennie Litvack、Robert P·Inman、Steven B·Webb、Michael Waibel、Abha Prasad、Signe Zeikate和Elena lanchovichina等对各国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及债务管理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撰写了一系列研究报告,现综述其主要观点,供参考。     

软预算约束制度成因研究的现状与逻辑

本文试图总结关于软预算约束制度成因的既有研究,并就研究逻辑、基本思想提出建设性批评意见.指出,这些研究在如何理解软预算约束,什么是制度成因,以及研究的方法论这三个问题上有着较大的分歧,今后的研究既要充分发展软预算约束概念,又要充分探讨制度作用的因果逻辑.在此基础上作者给出了一个全面研究软预算约束的综合性研究框架.     

政府投资、经济转轨与体制性约束

积极财政政策使我国经济成功地进入了新一轮增长周期，但持续加大的政府投资扩张已成为经济增长贡献因素中的一个常量，特别是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增强引致了投资波动幅度增大。本文认为，地方政府投资冲动是造成投资波动的重要诱因之一。要有效制约地方政府过分的投资冲动，就要强化市场约束和推动体制创新。     

声誉、软预算约束与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

本文以D-M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声誉条件下混合所有制投资软预算约束模型,探索软预算约束对混合所有制投资项目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无声誉条件下,混合所有制投资项目存在逆向选择问题,是软预算约束的产物;将借贷双方声誉引入后,声誉对于硬化混合所有制投资软预算约束、抑制逆向选择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声誉功能的发挥面临一些限制条件,制约了声誉在硬化软预算约束上的有效性,是制约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障碍之一.对此,需要积极采取各种市场与非市场政策,努力培育成熟的市场经济.     

转轨经济、软预算约束与财政分权

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软预算约束问题仍然存在。财政分权能够通过增强制度约束来缓解动态过程中因事前事后承诺不一致而导致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同时,也可以通过促进地方上及地方间的竞争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软预算约束问题。     

控制权收益、道德风险与软预算约束

Dewatripont-Maskin(1995)将软预算约束描述为一种事前无效,事后有效的动态激励问题,认为信贷的分散化有助于消除软预算约束。文章在DM(1995)模型基础上引入控制权收益变量,论证了事前无效,事后也无效软预算约束的存在条件,指出这种软预算约束本质上是控制权人追求私人收益的道德风险行为。信贷的分散化不足以消除事后无效率的软预算约束。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和法律机制是减少事后无效率软预算约束的有效途径。     

软预算约束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来自金融市场的证据

债务市场的违约是近年来各类金融危机的根源,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违约风险近来也成为国内外关注的重要问题。由于中国体制的复杂性和地方政府债务数据的不透明性,直接估算地方政府债务的违约风险比较困难。本文则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即从交易城投债的金融市场的角度,将城投债的收益率价差分解成流动性风险价差部分和违约风险价差部分,利用(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外生的冲击通过双重差分的方法来进一步识别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违约风险。本文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的违约风险并没有在城投债的收益率价差中得到反映,而中国的整体违约风险则在其中得到了有效的定价;整体违约风险价差在2012年后大幅飙升。这表明,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存在普遍的软预算约束问题。本文的发现为中国未来全面开展地方政府债券的制度设计提供了参考;本文的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其他中央—地方关系复杂、制度不完善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要素投入、软预算约束与国有企业改革

论文运用动态模型对软预算约束的形成路径进行了理论研究,并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选择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软预算约束起源于企业要素投入与生产模式的不匹配,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路径选择的结果是使要素投入和生产模式满足弱匹配条件。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

本文在一个动态博弈的框架下 ,考察了政策性负担与转轨经济中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 ,政策性负担将导致国有企业经理的道德风险 ,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低效率 ;当市场竞争达到一定程度时 ,政策性负担必然带来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而且 ,预算软约束同企业的公有制性质无关 ,在同样承担政策性负担的条件下 ,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容易产生预算软约束 ,并且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补贴。当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时 ,政府剥夺企业的生产自主权往往是一种次优的制度安排     

我国金融风险的产权与软预算约束分析

金融风险或金融危机不能单从金融制度本身寻找解释途径，与传统经济学相比，制度经济学则为金融风险的解释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杠杆治理、预算软约束和中国上市公司绩效

在概述西方金融理论中债务融资的公司治理功能文献之后,本文主要探讨预算软约束下的杠杆治理是否有效这一学术问题。选用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发现随着银行贷款规模的增大,经理层的公款消费和自由现金流增大,企业效率和公司价值下降;然而,董事会成员替换频率没有显著关系。在我国,债务融资非但没有提升公司治理,反而扩大了经理的代理成本。这一反常的金融现象来源于预算软约束,并且引致了我国的银行坏账问题。     

政府管制、法律软约束与农村基层民主

自 1 998年《村委会组织法》正式颁布 ,实现村一级的民主 (自治 )已经成为法律约束。但是 ,对中央政府来说 ,它需要地方基层政府来执行自己所下达的各项管制任务 ,却又不提供资金 ,这样地方基层政府有理由自行收费以弥补成本。并且由于信息不对称 ,地方基层政府收取的费用 ,可能会大大超过实施中央政府管制政策所要求的水平。如果完全实现村级民主自治 ,地方基层政府搭车收费的行为会导致很高的成本 ,这样 ,地方基层政府很有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不支持甚至抵制村级民主自治。中央政府为使地方基层政府完成管制任务 ,也可能默许地方基层政府的“反”民主行为 ,从而出现所谓的“法律软约束”问题。我们的假说也得到了实证检验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