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秩序与政治决断——有关“政治宪法学”的批判性检讨

本文通过探讨“规范宪法学”和“政治宪法学”之争，尤其是对于两种版本的政治宪政主义的检讨，以揭示隐藏在其背后的基本逻辑。本文将首先探讨政治自主性这一现代政治生活的核心要素，并在此基础之上检视高全喜式的政治宪政主义的限度。其次，本文将探讨作为人类意志之表达机制的法秩序的性质，并以此修正陈端洪式的政治宪政主义。最后，本文将通过重新阐发古典国家观念以便提出一种国家德性理论，从而将国家德性作为“驯化”那个会随时不受自身设定之约束机制所约束的“政治”。进而阐明法秩序与德性作为国家之自我约束的两种不可或缺的机制，而这正是一种康德式的政治宪政主义，亦即一种自我立法式的政治宪政主义的基本旨趣。     

论中国政治市场开放进程中宪政民主与基层民主的协调发展

建构一个有效的政治市场,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固有之义,关系到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成败,中国最高决策层有意识地选择上下互动的民主政治发展路径,这同苏东原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改革有别,但这条路径选择并没有消除民主政治发展战略中基层民主优先和宪政民主滞后的矛盾。当务之急是在民主政治实践中高度注重宪政民主与基层民主的协调发展。     

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

本文从中国宪法文本与宪政实践之间的背离问题入手,提出了从不成文宪法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宪政秩序的新思路。基于对英美宪法学说与宪政实践的分析,作者区分了古典的政制与现代的宪法律、政治宪法与法院宪法,进而主张任何国家的宪政运作实际上都依赖不成文宪法,从而奠定不成文宪法的法理学基础。在此基础上,文章选择中国宪法中关于国家建构中四个关键性问题,着重探讨中国不成文宪法的四个主要渊源,即成文宪章、宪法惯例、宪法学说及宪法性法律,并呼吁宪法学应当从中国现实的宪政生活中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宪政原理和制度。     

人权入宪是中国社会主义宪政的重大发展

人权是宪法最重要的一个价值追求，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民主宪政的一项基本原则。中国的人权事业和宪政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而今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该条款内涵丰富，意义深远。人权入宪开创了中国用宪法保障人权的新时代，它向世人宣示了我国对待人权的庄严态度和法治精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我国宪政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税收与宪政——著名经济学者韦森做客“天人讲堂”

2009年4月29日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者韦森教授做客山东大学“天人讲堂”，在山大新校图书馆为山大学子做了一场题为“从税收法定原则看未来中国宪政民主政治建构之路”的精彩报告。犹太教与跨宗教文化中心主任傅有德教授主持了此次讲座。     

创建发展一套健全的中国宪政理论——强世功有关中国宪政形式主义与合法性问题的论述

宪政原本是一种建立国家的方法,但这个概念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大众民主和民意的表达形式,之后又以跨国宪政主义的形式迈向全球化。在诸多现代宪政体制中,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一党制度一直颇具争议性。这篇文章将关注强世功对中国一党宪政制度合理性及合法性的论述。本文同时还将探讨强世功针对中国制度所提出的一种结合基本民主机制与中国共产党代表性的一党宪政体系。强世功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有关合法性问题讨论的阶段上,他更关注的是中国宪政如何根据自身的逻辑实现长远发展。中国宪政发展取决于如何处理公民教育以及党与政府分权这两个关键问题。中国宪政秩序的核心为其独有的分权模式,即政府机构的行政权力(包括依法行政)与共产党的政治权力(包括国家宪法规范)之间的区分。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民主观发展

20世纪末以来，民主化浪潮几乎席卷整个世界，虽然民主已成为大多数国家认同的价值，但至今民主仍没有统一的定义。古典民主理论倾向于从观念上来理解民主，用权威的来源或目的来界定民主。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了程序性民主概念，倾向于从制度上来解释民主。综合来看，民主就是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来实现人民的统治。民主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民主政治作为人类的共同价值，有其自身的普遍性，一个健全的民主制体需要法治与选举，需要社会自治与公民参与，还需要权力监督与政治透明等等。     

从宪法的修改看我国的宪政改革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没有宪法，自然谈不上宪政。但是有了宪法不一定就有了宪政。“只有具有正当性的宪法才能真正地与宪政产生具有逻辑上固定性的线性联系。”在我国，不断完善宪法修改体系和宪法监督制度是我国宪政改革的必由之路。     

国家与理性:关于“国家理性”的思考

在当下的汉语语境中,“国家理性”的论说表达了这个时代关于大国崛起的光荣和梦想,又传递出有关国家构建的隐忧和疑惧.但论者往往忽略了“国家理性”具有突出的二元性特征,即在“国家理性”中存在着权力与伦理、自然与精神、政治与道德之间永恒的张力,“国家理性”一面总是趋于向价值领域自我提升,一面又循环往复地堕落为纯粹的权力冲动.这种二元性使国家绝无可能转化成一个完全道德的建制.尽管从历史上看,不周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国家理性”,但只有遵循国家之精神和价值维度,依照法治维护正义和人权的国家行为,而非仅仅出于“必需”的国家行为,才是真正理性的.我们不仅需要诉诸普世价值确立“国家理性”的限度,更应以宪政和法治的方式约束“国家理性”.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双重任务:重建价值秩序和建立宪政秩序.     

儒家宪政的现实与历史

在中国古代思想与制度之中，有丰富的政治智慧：道统与政统的双重权威、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民间的清议传统、文官考试与御史制度等等，这些政治智慧与制度实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皇权独霸天下，使得中国政治在若干朝代和历史时期之中保持了清明、理性与有序。如果说这些政治智慧表现为某种有别于欧洲的儒家宪政的话，那么也必须注意到，这种儒家宪政是残缺的礼治型宪政，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限制。儒家宪政是否可以落为现实，最终还是取决于三纲为核心的礼治秩序，依赖于圣君贤相的个人德性，无法从根本上落实宪政所应该解决的统治合法性、权力的有效限制和权力的有序更替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宪政在现代社会之中不再具有独立的光复价值，但其中的政治智慧有可能通过与自由主义的审慎的嫁接，在现代民主宪政的基本架构之中实现创造性之转化。     

真假亨廷顿与东西亨廷顿——从“新保守”到“文明冲突”的此岸回应

新保守主义虽然言必称亨廷顿,但他们形同实异:从价值基础、历史观、现实政治态度,到关于改良与革命、和平与暴力、渐进与实进、秩序与民主、制度与文化等关系的具体看法,新保守主义与亨廷顿式的行为主义大相径庭。而言必斥亨廷顿的“东方救世论”者在“国际政治”之术上倒是与亨氏形异实同。     

强世功对“不成文宪法”以及中国宪政秩序的研究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的政权组织方式与西方所认同的模式有着相当大的出入,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缺乏一套"合格的"宪政体系。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宪政主义的发展与建设视为一项复制西方模式的"反向工程"。从功能的角度上来讲,一个宪政体系的成功运作并不取决于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机械性效仿。这篇文章以强世功对"不成文宪法"以及中国宪政秩序的研究作为出发点,进一步对中国的宪政体系发展进行深层次的讨论。本文认为,中国宪政的发展道路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违背新兴的全球宪政主义原则,因为国际上普遍认同的宪政原则需要根据中国自身条件,以一个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方式被应用。中国宪政秩序的核心在于共产党的政治决策权与政府机关的行政管理权之间的分权模式。如果中国特色宪政可以得到适当的应用,我们没有理由将中国制度拒于普遍认同的宪法合法性之门外。     

孔飞力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孔飞力著《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从构成中国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变进程底蕴的本土性知识资源的分析入手,讨论了由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构成的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如何在19～20世纪的实际演变中跨越了革命、战争和危机等重大事件,最终形成了国家机制中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特质”.本文认为,若以孔飞力的历史叙事为标杆,则中国革命固然具有巨大的历史正当性,革命所建立的国家却从来都面临着深刻的合法性挑战.但包括政治民主化推进在内的中国“现代性”的构建仍是可能的,这首先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这方面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知识资源.而这一构建前行的必要条件则是如魏源、冯桂芬等近两个世纪前所言——“广开言路”.     

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与政治精英的价值取向——精英主义与儒家精英主义的视角

国家治理体系中"法"的建构处于"术"的层次,而"德"的建构则体现为"道"的层次。在政治精英主义看来,国家治理体系中"德"的建构主要是由一小部分政治精英来主导的。因此,在国家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政治精英们的价值取向非常重要。对于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而言,儒家精英主义以及"内儒外法"的传统是可资利用的重要政治资源。     

现代国家视野中的社会包容价值探析

在现代国家视野中,社会包容主要体现在权力的分享与利益的共享等方面。社会包容并不只具有一般性的政策性价值,实际上其已经内化为现代国家的政治伦理准则即国家德性,从而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从规范性维度而言,社会包容不仅是个人尊严和幸福生活的保障,而且能够为现代国家提供"合法性"和"一体化"的重要资源。从经验维度而言,西方现代国家的构建经历了从主权—国家到民主—国家再到福利—国家等几个历史阶段,这个历史过程其实也是国家的社会包容度扩展的过程。从现实维度而言,中国现代国家构建需要把社会包容作为其伦理准则。     

从英译《浮生六记》解读林语堂的译者文化身份

自诩为“一捆矛盾”的林语堂的身份是极其特殊的，他独特的文化身份使他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他以西方人的眼光来审视东方文化，而译者文化身份的建构主要从其译本中得以体现。文章从林语堂的英译《浮生六记》反观其文化身份的“混杂性”与多样性，探析如何通过文本翻译来合理地建构他的译者文化身份。     

国家认同、民主观念与政治信任——基于香港的实证研究

作为政治信任研究的主导路径,理性主义和文化主义皆因未能把握回归后香港政治的特殊语境而遮蔽了国家认同、民主观念对香港居民政治信任的重要影响。基于"亚洲民主动态调查"2001、2007、2012年的三波调查数据,文章构建了香港居民政治信任的序次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表现为本土意识崛起和对内地民众排斥倾向加剧的"弱国家认同"、不断强化的"程序型民主观"以及由此带来的对香港民主状况的负面评价,既直接削弱了受访者的政治信任,又通过调节与修正受访者对经济社会治理状况和政府质量的主观评价进一步降低了政治信任水平。而纳入了国家认同、民主观念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对回归后香港居民政治信任的变化具有较强的理论解释力,并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信任研究提出了挑战。     

普通人的“国家”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和政府提倡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分化，视“社会”的发育为改善民生的结构性条件。但在普通人看来，“国家”依然是最受认同的范畴，而“社会上的”人和事则意味着不正规和不可靠。同时，在普通人眼里，国家总体上的正当性不可置疑，具有高度的道德性，但是地方国家机构则不可信任，与它们的交往倾向于利益化、无规则。这一“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前中国社会“总体稳定”和“具体失范”并存的现象。本文由此认为，追求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分化在现阶段缺乏基础，更重要的是重构彼此之间在多个层面上的有机联系。     

我国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研究综述——以政治学的视角分析

多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也是少数民族对自身身份认同的调整过程。随着大批民族国家的崛起,有关国家认同的问题,成为目前政治学领域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少数民族如何处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各民族问如何进行族际政治整合,事关多民族国家建构的成败。     

我国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研究综述——以政治学的视角分析

多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也是少数民族对自身身份认同的调整过程。随着大批民族国家的崛起,有关国家认同的问题,成为目前政治学领域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少数民族如何处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各民族问如何进行族际政治整合,事关多民族国家建构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