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政府公共支出、私人投资与经济增长——基于东部、中部和西部省际面板数据差异化分析

基于1991-2005年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比较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FDI)、政府公共支出、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由于不同类型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差异导致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呈现收敛与扩散并存的格局。在任意特定地区里,不同类型资本贡献率也不同,各个地区应当因地制宜,积极引入适合本地区发展的资本积累途径,以促进经济快速和可持续发展。     

我国城镇居民健康资本的省际差异与空间效应

“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准确测度各省区人均健康资本并识别其空间关联,对把握我国健康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运用联合国创建的健康资本账户核算方法，利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S)及官方劳动力人口统计数据，兼顾个体偏好微观视角与空间关联宏观角度,集中考察近年来我国各省区城镇居民健康资本分布特征及其经济效应。研究发现：①人均健康资本存量存在东高西低的省际差异，其增长速度缓慢且逐步降低；②随着收入水平与健康意识的提高，健康资本的替代效应占据主导作用，且劳动者健康风险偏好与工资的关系随年龄变化，青年时期愿为获取高收入承担高健康风险，中老年时期则更注重控制与降低健康风险；③健康资本在邻近地区存在较强的空间效应，其促进本地区收入增加，但对相邻地区收入有抑制效应。     

消费升级、创新效应与城市经济韧性

本文在理论分析消费结构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基础上，构建城市经济韧性指标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消费升级在总体上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但在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东部、西部地区消费升级与城市经济韧性之间呈现显著U型关系，东部地区所有城市均位于“拐点”右侧，加快消费升级有利于提升城市经济韧性，西部地区城市均匀分布于“拐点”两侧，消费升级与城市经济韧性之间没有表现出一致特征，城市之间存在较大差别，而中部地区消费升级与城市经济韧性之间不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城市创新能力提高不仅可以强化消费升级与城市经济韧性之间的U型关系，而且还会导致“拐点”左移。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从需求端因地制宜增强经济韧性提供了理论和事实依据。     

从专业化到多样化：出口产品构成与经济韧性

不断演变的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深刻地改变了不同地区的产品出口结构，然而我们尚不确定其对于地区经济韧性的影响。文章从李嘉图效率(产品专业化)、熊彼特效率(产品创新潜力的多样化)和凯恩斯效率(产品需求潜力的多样化)三方面讨论了出口产品构成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李嘉图效率减弱了地区抵抗冲击的能力，而凯恩斯效率与熊彼特效率提高了地区面对冲击的抵抗能力与恢复速度，其作用机制分别是提高地区出口规模增速和创造性破坏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产品构成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科学为基础行业占比不同表现出差异性影响。文章为测度多样化提供了新的方法，也为理解产品结构的多样化对经济韧性的重要意义提供了新证据。     

我国省域经济韧性时空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提升区域经济韧性是新时期应对复杂国内外局势的必然要求。本文从风险、稳定、流通和创新四个维度构建经济韧性评价体系，对我国2007-2020年31个省市的经济韧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韧性较为强劲，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存在明显区域差异，中部和西部滞后于东部地区；直辖市、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陕西经济韧性水平提升较快；经济系统风险性、稳定性持续增强，流通性小幅波动，创新趋势向好；产业结构多样化、人力资本、创新投入、企业家精神以及消费能力对经济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应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拓展地区内外协同合作、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改善营商环境，提高我国省域经济韧性。     

电信业一定是“自然垄断”？

电信业通常被视为一个“自然垄断行业”。自然垄断有六大典型特征：规模经济；资本密集：无法以物资储存应对需求波动；地域特性带来的地域租金；生产社会所需的生活必需品：与消费者有直接连接关系。电信业完全符合上述六点。     

中国出口韧性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

出口韧性在贸易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文章通过真实出口贸易变化与预期出口贸易变化的比较测算2020年1月～2021年12月出口韧性，采用Mann-Kendall趋势检验、Kernel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探究其时空特征，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时空分异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自新冠疫情蔓延以来，中国经济基本盘承受住了超预期冲击因素的影响，出口贸易总体实现稳定增长，出口表现较强韧性。相比于出口恢复力，出口抵抗力呈现较大的地区差异；出口韧性表现为波动式变化，具有时序变化的阶段性，并存在地区与空间异质性。从国内宏观因素看，防疫政策力度与医疗水平是最重要的两项因素；从国际贸易因素看，出口贸易伙伴数量与最大出口国疫情严重程度是最重要的两项因素。最后基于结论为提升中国出口韧性的时间演化路径与空间优化布局提供参考。     

江苏省跨境资本流动的经济效应——基于空间计量视角的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与合作日益密切,随之而来的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日渐显著。文章基于2015年江苏省各地区跨境资本流动、经济发展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利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了跨境资本的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内大部分地区跨境资本流动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关系,即跨境资本的流动在部分地区之间具备趋同效应;不同地区跨境资本流动的空间效应更多地体现为误差项(不确定因素)对相邻地区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经济发展程度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对本地区跨境资本流动均产生正向影响,但显著性程度不同。     

私人投资与善待资本者

一、私人投资与私人财富的资本化 　　90年代后期，中国在经济理论领域中有四方面引人注目的发展。一是对资本的承认，资本运营、按资分配等已经写入党的“十五大”文件；二是肯定非公有制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个、私经济发展的政策不断出台；三是形成了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重组的改革思路，国有资本逐步退出竞争性行业和培育多元化投资主体已成为重要的政策目标；四是提出要努力将社会资金从间接投资转换为直接投资，资本市场扩容不断加速。这些进展标志着，私人投资迅速发展的体制与政策条件已经趋于成熟。 　　…     

我国县域经济韧性的实践检验

县域是连接乡村与城市的重要纽带,是拉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中转站。通过测度2014—2020年我国2 074个县以及296个城市的经济韧性发现,城市经济韧性整体高于县域经济,当受到外部冲击后,县域经济韧性逆势上升;在产业方面,第三产业韧性高于第二产业,受到外部冲击后,第一产业韧性逆势上升,第二产业韧性波动较小,第三产业韧性下降明显;在区域方面,中西部地区的县域经济韧性较强,东部地区的城市经济韧性较强。此外,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发现,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对经济韧性均有显著的边际贡献,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发展活力,经济稳定为降低韧性波动提供有益支撑。2020年受新冠疫情冲击,县域的经济增长对韧性的边际贡献有所下降,经济稳定对韧性的边际贡献显著提升;对县域而言,第三产业、东部地区、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显著,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稳定显著。为实现县域经济韧性对我国经济的带动作用,要充分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提高县域经济韧性,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要注重经济韧性的产业和区域差异,协调产业间及区域间经济发展协作关系;既要充分发挥增长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也要发挥经济稳定对降低经济波动作用,实...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

本文利用1987²010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在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对外贸易等控制变量的基础上,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地区间收入差距和城乡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FDI对地区间收入差距一直表现为正的效应,且FDI与地区间收入差距不存在倒U形关系;然而,FDI与城乡间收入差距存在倒U形关系,即FDI的进入先是加剧了城乡间收入差距,但随着时间推移,FDI却对城乡间收入差距起弥合作用。     

人力资本跨国流动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外商直接投资视角的研究

跨国人力资本作为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外溢重要载体的观点已被众多文献所探讨,但其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很少被详细的研究过。本文首先通过一般均衡模型描述了多样化的跨国人力资本和有形资产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为了检验理论模型关于经济变量间关系的预测,采用中国1992-2007年29个地区的面板数据考察跨国人力资本流动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将跨国人力资本变量引入传统的经济增长回归模型中,并运用SYS-GMM计量方法测算它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结果表明,基于FDI的跨国人力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在控制其他因素如人口和制度变量后,这一结果仍然稳健有效。     

安徽省区域间不同资本的分配研究

为了解一省资本流动的运动趋势、深入研究省内资本的运动规律,必须先透彻了解省内资本分配的具体情况。本文将安徽省划分为沿江、皖南、皖北、皖中四大区域,对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以来影响省内资本分布的各个因素——区域经济增长差异、财政转移支付差异、信贷投放差异、外商直接投资利用差异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四者所反映出来的情况与问题做了系统研究,从而发现省内资本流动的一些趋势及特点。     

区域内生发展研究:一个理论框架

区域内生发展成为国外农村、贫困地区区域发展成功模式,对我国农村、西部地区和集中连片贫困区区域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区域内生发展目标包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资源科学利用以及经济、社会和环境效应。区域内生发展内容包括区域内生发展力量、资源科学利用与实现综合效益。区域内生发展单元由当地政府、当地企业和当地居民等组成,文章从利益相关者、产业和城乡视角分析区域内生发展机理,构建区域内生发展机理模型,以促进区域内生发展。     

江苏中小企业融资区域分布特征分析

作为支撑江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小企业在促进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推进科技创新、扩大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中小企业资本规模普遍不大、资质信用不高、融资议价能力较弱,加之融资环境不完善,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由于江苏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问题又呈现出不同的区域分布特征。     

生产要素与沿海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来自北海市的实证分析

生产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从对北海市的实证分析中发现,北海市目前还是一个资本匮乏、技术落后、人员素质普遍较低的沿海城市.这些生产要素的欠缺使得优惠政策缺乏发挥作用的空间;同时,要素间的内在关系导致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和"恶性循环"现象的出现.其中,以资金的紧缺、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和观念陈旧影响最大.     

社会资本对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首先从社会信任、社会组织、社会参与、社会慈善四个维度度量中国各地区社会资本的发展水平,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社会资本的综合分数。在此基础上,选取2010－2013年可持续获得相关信息的468家上市公司组成的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非参数检验方法实证检验社会资本与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和债务期限结构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上市公司所属地区社会资本的发展水平越高,公司债务期限结构越长。     

The impact of the tertiarization process in Spanish economic growth from a regional perspective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mpact that the growth of the service sector has had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Spanish regions. Thus, the study tries to define regional groupings in order to identify different modalities of regional growth. As a result of the cluster analysis, we propose the groupings and analyse the beta-convergence in per capita GDP and in terms of the degree of tertiarization in the Spanish regions. Taking these groups as our starting point, a data panel model with fixed effects is applied and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mainly capital stock and capital productivity in market services explain to a great extent the growth in per capita GDP in the Spanish regions.     

市场规模、要素禀赋与中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

传统经济学认为,地区间的资源要素空间分布差异是产生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新经济地理学将区域差异的产生归结于本地市场效应的作用,认为随着贸易成本的降低,将形成中心—外围空间经济结构。以多地区自由资本模型为理论基础,实证分析表明,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于要素禀赋质量以及新经济地理学所强调的市场规模因素,虽然要素禀赋数量也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毕竟不起主要作用。由此,要缩小中国区域经济差距,主要在于扩大落后地区的市场规模与提高要素禀赋质量。     

Exploring organizational and individual career goals,interactions, and outcomes of developmental international assignments

This study uses the intelligent careers framework to investigate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mobility goals. It explores the interactions of individu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with organizational approaches to managing mobility.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data were gathered in a global fast‐moving consumer goods firm.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individuals wanted to add to each of their three career capital areas through an international assignment (IA). Because the organizational context during and after the IA was not perceived to facilitate the growth of all three ways of knowing, international assignees acted as “career capitalists.” They used extraorganizational mechanisms to acquire career capital. Some actions were regarded as dysfunctional by the organization and led to interventions aimed at career capital management. A range of organizational and individual outcomes are outlined and career capital propositions developed. The article includes the professional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mobility and career capital management. © 2010 Wiley Periodicals, I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