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扎根理论的西部物流集群中横向物流协同制约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以五省市为例

物流集群是物流业降本增效的重要形式，本质是其内部相互竞争的企业之间的物流协同。但企业在开展协同活动时，却受到诸多制约因素的影响。文章通过对中国西部7个大型物流集群的管理方、企业代表以及相关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等进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借助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进行编码分析，构建出由“协同环境”“合作伙伴”“信任”“信息系统”四个主范畴共同构成的“横向物流协同制约因素”模型，并编织故事线，说明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制约因素“作用机制”模型揭示了上述制约因素在计划、实施和评估阶段的内在联系与相互影响。在此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相应对策与建议，以便消除阻力，推动协同，促进物流集群的发展和中国西部物流业的转型升级。     

集成化物流战略层协同管理实现机理研究

集成化物流是一种新型的物流资源整合方式，而战略层作为集成化物流的最高层次，其协同管理的实现决定着集成化物流协同管理实现的方式与方向。文章以探讨集成化物流战略层协同管理的实现机理为主线，利用专家评分方法，分析战略价值、核心能力、资源互补性、企业文化相容度、利益分配机制、合作伙伴关系六个关键参量对战略层协同管理实现的影响；通过运用粗糙集理论的简约集运算方法，得出“战略价值、企业文化相容度”是战略层协同管理的序参量。借助于双序参量自组织模型，发现在“竞争→协作”“协作→协调”相变阶段，“战略价值”是主导力量，“企业文化相容度”是辅助力量；而在“协调→协同”阶段，则反之。研究结果不仅在理论层面丰富了物流供应链协同管理研究方面的文献，而且为物流资源整合提供了一种新的管理理论研究思路。     

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学术创业者双元角色协同过程研究

个体的学者角色和创业者角色协同是成功开展学术创业的必要条件。文章将复杂适应系统的特征对应于学术创业者双元角色协同上，借助“刺激—反应”的分析框架，通过纵向案例的方式，探讨了在特殊的复杂的学术创业环境中个体通过认知与行动的交互不断解决角色冲突进而实现双元角色协同的过程。案例发现：个体在解决双元角色的时间冲突、能力冲突和文化表达冲突过程中完成了被动拼凑、核心聚焦和共生协同的演化过程，对环境的适应经历了简单适应、直接适应和复杂适应的阶段。文章提炼的微观层面双元角色协同模型有助于丰富学术创业理论，并为处于不同阶段的学术创业主体成长、调整自身状态提供启示。     

集群供应链视角下农产品加工业与物流业共生演化研究——以漯河农产品加工集群为例

文章基于集群供应链视角,从中观层面给出了一种农产品加工业与物流业共生演化的新描述。研究发现,伴随着共生的形成、成长到成熟,农产品加工业与物流业共生关系从“点共生”到“线共生”,再到“面共生”,最终向“网络共生”演化。这一过程中,两业共生呈现出资源从分离到叠加、共生类型从供需型到互补型、共生稳定性从不稳定到强稳定演进的规律性。两业共生演进并不必然发生,而是市场与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系专用性投资的全球价值链升级功效——基于浙江本土代工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土代工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嵌入中进行代工关系专用性投资,具有何种升级功效？针对主流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升级”与“伪升级”争议,文章基于跨国买供间关系治理理论与关系租金攫取视角的升级界定,采用浙江本土代工企业146个二元代工关系层面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关系专用性投资通过关系建构,有助于本土代工企业的关系租金攫取,具有“升级”效应;但同时会导致权力销蚀,存在“伪升级”效应。当代工能力具有较高的专有性水平时,升级效应处于主导,反之则伪升级效应处于主导。结论表明,本土代工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嵌入中进行关系专用性投资,只能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这一结论澄清了本土代工企业“升级”与“伪升级”争议,对代工企业升级的战略决策具有直接应用价值。     

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跷跷板：官员竞争博弈下的策略变化

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是关系社会福利水平的两个重要指标，但具体到地方官员施政中，不同的官员有不同的策略安排。文章首先基于博弈模型构建了一个官员竞争博弈场景，通过逻辑推导，证明官员在竞争博弈中的相对优劣状态差异是导致官员策略差异的原因。其次，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实证检验官员策略差异对辖区“经济福利”和“环境福利”的影响。回归结果发现，官员年龄差对环境治理会有不同影响;低于平均年龄的官员在FDI、税收、固定资产投资等“经济福利”指标上显著高于同级官员2.59万元、0.13万元和0.41万元；而高于平均年龄的官员比同级同行在“环境福利”上有更优秀的表现，在固体废弃物、废气、废水等指标上显著低于同级官员的52吨、21吨和6吨。作为弥补，较年轻官员会采取“踩跷跷板”策略，在一些显性环境治理指标上“适度有为”，例如提高环保投入占比，以回应中央及公众的关切。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中得到的政策启示是在干部晋升考核体系中应进一步突出“绿色发展”的重要性并强化官员的全局意识，激励官员关注辖区非经济福利。     

风险投资、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企业并购溢价

现有研究多关注管理层过度自信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对影响管理层过度自信的“前因”研究较为鲜见，这种“头重脚轻”式的不对称式研究对深入理解管理层过度自信造成了障碍。文章以2012-2017年我国创业板上市企业完成的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从并购视角出发，研究了风险投资对管理层过度自信的影响及其带来的并购后果。结果发现，风险投资能够显著抑制并购活动中管理层的过度自信行为，而抑制管理层过度自信在风险投资降低并购溢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效应，上述作用在民营企业或风险投资派驻了董事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显示，在考虑了风险投资与管理层过度自信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风险投资这一“外部”监督角色和企业董事会治理这一“内部”监督角色的交互影响对结论可能产生的影响后，上述结论仍显著成立。     

对传统政府供给公共物品模式的质疑

政府的主要职能应是提供公共物品，但公共物品却并非只能由政府来提供。政府直接供给公共物品面临诸多困境，如政府的经济人特征、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以及如何由个人效用函数得出社会的福利函数及政府自身低效率等问题。与此同时，政府部门生产缺乏竞争机制和监督机制及多重代理特征决定其效率低下难以克服。     

金融发展、腐败行为与企业家“双创”精神——基于门限面板模型的实证视角

利用中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引入Hansen门限模型考察了腐败行为与企业家“双创”精神之间的金融发展门限效应。结果表明：腐败行为发生对企业家“双创”精神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该抑制效应存在金融发展的门限特征。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腐败行为对企业家“双创”精神的负效应将不断衰减。从企业家“双创”精神的不同视角来看,创新精神比创业精神需要更高的金融发展门限值才能弱化腐败对其的负效应。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中西部地区创业精神的金融发展门限值较东部地区更高,而创新精神的金融发展门限值则呈现出相反的特征,即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研究成果在充实企业家“双创”精神研究文献的同时,也为进一步做好反腐倡廉工作与提高金融水平的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平台自治的监管问题研究——以平台的双重身份为视角

平台自治在市场监管中具有双重作用,即其自身作为监管链条的关键一环发挥主动性，同时作为监管中介为公共部门的市场监管提供支持。在此种机制下，平台自治对监管政策 构成了挑战。一方面平台自治有可能抑制创新；另一方面平台自治因其超前于监管政策的更新也会引发与现有监管政策的冲突。因此，对平台自治的监管路径需要思考，既要发挥平台自治的优越性，又要规制其限制竞争的行为。国家监管政策的着力点也需要相应调整，在监管政策上要从对平台用户的直接监管转向为平台制定自我监管的指导；同时需要规范平台技术，以技术监管促进监管目标的实现。面对平台经济的组织模式和技术在监管中日益深刻的作用，需要坚持“网络中立性”原则和平台规则透明度原则，实现监管政策与平台自治的协调。     

工会承诺、组织承诺和员工绩效——被企业所有制类型跨层次调节的中介模型

基于我国工会维稳与维权的双重角色,要发挥工会预防劳资矛盾激化的功能,并履行集体劳动争议代表的责任,需要研究工人是否对工会有承诺,以及这种承诺与组织承诺和员工绩效的关系。鉴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工会的差异,文章基于角色理论、认知理论和交换理论,针对员工的工会承诺、组织承诺和绩效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研究中使用了32家企业共709个员工样本的嵌套数据建立了不同所有制企业跨层次被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假设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工会承诺正向影响组织承诺,组织承诺在工会承诺和员工绩效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并且该中介作用在公有制企业中较强,在非公有制企业中较弱。文章最后对实证分析部分进行了讨论,并指出未来研究方向。     

Private Regulatory Fragmentation as Public Policy: Governing Canada’s Mining Industry

This paper addresses recent calls to study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private regulation. Integrating current scholarship on the state as a catalyst of private regulatory regimes with prior literature on regulatory failure and self-regulation, it identifies and problematizes unsettled assumptions used as a starting point by this growing body of research. The case study traces the evolution of public debates and the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regulatory initiatives dealing with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issues in Canada’s mining industry. Findings reveal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 state is more likely to encourage firm-level, fragmented initiatives than facilitate and promote industry-wide regulatory strengthening and consolidation. I discuss the need for greater analytical precision regarding the variation in regulatory policy preferences across time and branches of government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regulatory initiatives. The conclusion outlines suggested areas for future research as well as the likely outcome of Canada’s current CSR policy framework.     

略论政府职能与财政功能的转变

通过今年上半年抗击非典的斗争,我们比过去更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还不够协调.经过讨论,比较倾向性的意见是,政府职能和财政的功能要从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在这个转变中,可以探讨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孰轻孰重的问题.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包括经济建设,也包括社会建设.经济增长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实现社会发展的手段.发展的政策目标应当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增强人的能力,提高人类发展水平,而不仅仅是人均GDP水平.我国市场化经济改革进程,为政府职能、财政功能的转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格局形成,市场经济主体不应再由政府承担,转应由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来承担.政府应更多地把注意力和公共资源投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转向为社会发展政策提供财政保障方面来.政府应当是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的提供主体,而不是经济建设的主体.由于多年来我们没有把财政的行为目标锁定在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上,经济建设费用过多和公共支出的虚耗,挤占了稀缺的公共资源,侵蚀了政府的财力,在社会公益事业(特别是医疗卫生和基础教育方面,政府行为与财源分配严重失误)方面投入太少,欠账太多,因此社会问题越积越多.为了缓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安全,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普遍提高全体人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我们政府要加快从那些不属于社会公共需要的领域抽身,降低财政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的比重,压缩越位的公共产品和非公共产品的支出,把更多的公共资源真正用到社会公共需要的领域来.     

福利性公共支出与长期经济增长——基于分布滞后模型和动态广义矩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省际间1997~2011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广义矩估计和分布滞后模型,将就业、投资与经济增长纳入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经验评估了福利性公共支出对长期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机制。分析发现,福利性公共支出通过促进就业和投资的间接作用机制增进了长期经济增长;就直接作用机制而言,福利性公共支出增加了税收筹资,造成居民和企业形成税后报酬率下降的预期,反而不利于经济增长。政府在扩大福利性公共支出规模的同时,要借助结构性税收调整和支出政策激励企业扩大就业,通过公共品供给机制效应外溢引导产业间投资要素的优化配置。充分发挥福利性公共支出的就业增长和投资增长功能,才能有效促进均衡的长期经济增长。     

基于规制者"主动猎获"视角的规制外部性研究

从规制俘获视角看,规制俘获理论包括公共利益规制理论、传统规制俘获理论、新规制经济学俘获理论几个主要理论阶段。规制具有外部性,主动猎获规制导致社会生产率和社会福利的损失,造成社会分配的不公平,引发社会道德危机。人性恶的假设、"国家掠夺论"的政府本质说以及制度的缺陷和权力的滥用都是主动猎获规制外部性产生的原因。本文首次从规制者"主动猎获"的新视角研究规制外部性,揭示了规制外部性可能导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危害,拓宽了规制外部性的研究视野。     

政府规制与流通企业多种所有制竞争均衡

随着我国流通领域全面对外资开放，流通企业的产权制度和所有制形式发生剧烈变革，流通领域经济成分的复杂性也进一步增强。在此市场背景下，文章构建了涵盖政府、国有流通企业、民营流通企业和外资流通企业多方参与的混合寡占竞争模型，其中，政府作为一个行为主体对多种所有制竞争主体进行规制机制设计以及实施规制，并通过内嵌于国有流通企业目标函数中的规制参数来实现。研究发现多种流通所有制的竞争框架内，最优的政府规制机制应结合不同所有制流通企业的效率比较、国有经济的微观效率损失以及社会整体福利等进行具体设计并保证其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这对流通市场秩序的塑造、整个产业链条的价值实现以及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着先导性作用。     

制度压力下平台型企业合法性获取演化研究——以滴滴出行为例

合法性资源是平台型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保障，但现有研究并未对平台型企业成长过程中如何获取合法性、合法性的类型进行系统研究。文章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分析滴滴出行的合法性获取演化过程，探析平台型企业在不同阶段的制度压力约束下如何获取发展所需的不同类型合法性资源。研究发现：平台型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所需要的合法性资源的类型不同，初创期需要认知合法性、震荡期需要规范合法性和稳定期需要规制合法性；制度压力是主导合法性获取与选择的决定因素，平台型企业依托“嵌入制度-顺从制度-构建制度”的路径动态获取各类合法性资源，逐步实现合法化的演化。     

It Is Time to Change How We Think about Electricity: Getting the Consumer Involved

The electricity supply industry operated for over a hundred years under a regulatory framework that viewed our economic welfare as directly linked to our increasing consumption of electricity. The public utility under its obligation to serve customers designed a system to meet the growing consumption needs of the public. Today both our attitude toward energy and our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llow the consumer to play their proper role as informed customers. The consumer can now deploy conservation technologies, and state regulators have begun to modify the form of regulation employed policies that enable conservation and energy efficiency choices on the consumers' par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history of this transformation in the consumers' role within the electric system and the implications this has for the evolution in regulatory policy that is now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consumer involvement and breaking the link between profits and sales.     

产业政策扶持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基于“五年规划”变更的自然实验

以产业政策“五年规划”的变更构建双重差分与中介效应检验，分析了政策扶持对企业“主观投资意愿”和“客观投资机会”的双重影响，以及在两种影响的共振作用下，如何进一步影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决策的微观逻辑。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扶持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一方面，产业政策扶持不仅会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提升企业投资意愿，还会通过庇护效应提高企业风险容忍度、强化风险承担，从而进一步提升“主观投资意愿”。另一方面，政策扶持引发投资潮涌会恶化市场竞争、政策前瞻性及其社会价值性，又对企业短期经济价值产生抑制，从而导致企业“客观投资机会”下滑。最终，企业在客观投资不确定性加剧而主观投资意愿上升的共振作用下选择转向具有替代性的金融资产投资。异质性方面，主业投资机会、主业经营收益率和主业经营风险越高的企业增加金融资产投资的意愿更弱，说明企业进行金融资产配置更像是锦上添花，而非根本上的“脱实向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