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股票错误定价的机制研究

利用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角度考察了股票错误定价的纠偏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股票错误定价,主要表现为矫正股价低估的定价偏误;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内部控制质量、抑制盈余管理以及改善信息披露质量等途径降低股票错误定价;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降低股票错误定价的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投资者异质信念较大以及环境不确定性较强的企业中更显著。     

企业并购战略影响了股票错误定价吗

选取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企业并购战略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境内与跨境并购战略均加剧了企业的股票错误定价,且跨境并购的影响更大。机制检验发现,盈余管理和投资者情绪在企业并购战略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战略委员会和产品市场竞争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能有效缓解并购战略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     

分析师关注度对企业信用评级的影响——基于媒体报道的中介效应研究

以2010—2020年沪深两市发行公司债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分析师关注度、媒体报道与企业主体信用评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度能有效提升企业主体信用评级,媒体报道在分析师关注度与主体信用评级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分析师关注度主要通过提升媒体关注度这一路径对企业信用评级产生影响。考虑评级机构声誉异质性影响,将总样本分为高声誉组与低声誉组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度对企业信用评级的正向作用以及媒体报道的中介效应只在高声誉组中成立,即高声誉的评级机构更关注分析师通过媒体传递的信息,提升企业主体信用评级。研究结论拓宽了外部信息环境对信用评级的影响,补充了证券分析师和媒体在资本市场中的外部治理作用,丰富了评级机构声誉治理机制的研究。     

核心企业信用评级对供应链金融ABS发行定价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2016年至2021年上半年供应链金融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数据,以核心企业信用评级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在控制核心企业特征和债券特征等因素后,研究核心企业信用评级对供应链金融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定价的影响,并采用OLS法和2SLS法对上述影响进行回归分析和内生性检验。研究发现:我国核心企业信用评级显著地降低了供应链金融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利差;债项评级、核心企业财务状况均对此类证券化产品发行定价产生显著影响。研究结论为供应链金融ABS市场投资者提供参考信息,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推动我国评级市场发展的建议。     

纳税信用与现金持有价值北大核心

本文以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公司纳税信用评级与现金持有价值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纳税信用评级较高的公司现金持有价值更低。机制分析表明,高纳税信用评级发挥了融资效应,通过激励性税收政策缓解了公司的融资约束,降低了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公司现金持有的增加更多反映了管理层的代理动机,而非预防性动机。进一步分析公司的内外部环境,产权性质与诚信度发现,纳税信用评级与现金持有价值的负向关系,在大股东持股比例高、分析师跟踪水平低以及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而公司保持一贯的纳税诚信可有效化解管理层代理动机的影响,削弱现金持有边际价值的降低趋势。本文研究结论不仅证实了纳税信用评级的信息效应,也揭示了投资者的理性行为,为公司现金持有价值研究提供新视角。     

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有效抑制高管机会主义减持吗？

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够有效抑制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有效降低了股价波动和股票错误定价,从而显著抑制了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环境不确定性和管理层自利性越强,则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抑制效应越弱。进一步分析发现,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为交易型、发生股权质押以及产权性质为非国有企业时,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影响更强;而且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治理效应产生了积极的后果,显著抑制了高管减持寻租,提升了企业价值,降低了高管减持时的择机性。     

投资者注意力、应计误定价与盈余操纵

基于应计误定价视角,以投资者认知特征分析为切入点,本文检验了投资者注意力、应计误定价及盈余操纵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投资者注意力具有认知效应,投资者注意力的提高能够显著提高其对盈余构成信息的认知效率,并降低市场中投资者对应计信息的定价高估;(2)投资者注意力具有治理效应,即投资者对股票的充分注意能够显著降低管理层主观的盈余操纵行为。综合而言,投资者注意力具有"认知效应"和"治理效应",投资者注意力调节了投资者的认知效率并提升了对会计盈余构成信息的定价效率,进一步影响了管理层主观的盈余操纵行为。深化投资者注意力的研究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用显著性检验方法判断信用评级对 企业债券市场定价的影响力

采用显著性检验方法,选取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发行的企业债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信用评级信息对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定价的影响力,结果表明:信用评级信息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债券市场投资者制定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市场投资者对信用评级信息有很强的依赖性；信用评级信息在资本市场上对我国企业债券的市场定价具有显著的影响力；我...     

产权性质、信息质量与公司债定价——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7～2011年间沪、深两市公开发行的公司债数据,分析产权性质和信息质量对公司债券初始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产权能够发挥隐性担保作用,通过直接和间接作用路径降低投资者面临的违约风险,从而使公司债券获得较低的信用利差;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正面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能够向外界释放高信息质量的积极信号,降低投资者面临的信息风险,从而使公司债券获得较低的信用利差,但这种作用在国有上市公司中却不显著,说明政府的隐性担保可能会使投资者忽视对上市公司信息质量的必要关注,存在诱发道德风险的可能。这些发现有利于深入剖析我国公司债定价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从而推动公司债券市场的改革与发展。     

大宗交易对股价波动的羊群效应研究

以2018-2020年沪深A股发生大宗交易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大宗交易定价对其二级市场股票价格波动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投资者羊群效应与股票超额收益显著正相关;大宗交易折溢价率与股票短期超额收益显著正相关;股票市场的伪羊群效应会减弱大宗交易对股票价格的短期影响。获取大宗交易定价信息的投资者理性与否决定了大宗交易定价对二级市场股票价格作用的强弱。进一步研究发现：沪深A股市场短期内伪羊群效应显著,长期内真羊群效应显著;这充分表明中国股票市场的资产定价相对合理,投资者处于有限理性状态。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来自股票定价偏误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3～2020年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票定价偏误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股票定价偏误程度；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主要是通过外部治理机制发挥信息效应和内部治理机制弱化企业代理问题来降低股票定价偏误程度；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效力的发挥在非国有企业以及地区信息化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研究及结论为上市公司提高资本市场定价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资产证券化信用评级制度与系统性风险分析

资产证券化的复杂性和高度杠杆化加剧了投资者与发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信用评级制度作为信息披露手段,在减轻信息不对称、促进风险资产定价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若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资产证券化信用评级过程中隐含的对系统性风险的累积和传导危险则会对金融系统稳定产生负面作用.我国信用评级制度缺乏良好的法律监管环境和充分的市场竞争,难以支持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多样化发展和规模的快速扩大趋势.对此,需从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确立、信用评级监管权力的统一和制度完善以及评级行业的市场化推进等方面完善信用评级制度.     

环境信息透明度与企业信用评级——基于债券评级市场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8至2015年期间公司债券发行主体的信用评级数据和手工收集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数据,本文研究了环境信息透明度对企业信用评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公司获得高信用评级的概率与其环境信息透明度显著正相关;环境信息传递出公司的特质风险、盈余持续性以及盈余质量等信息,从而影响评级决策。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信息透明度与企业信用评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内部控制质量高、具有高质量外部审计的公司中更显著。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方法、公司固定效应模型以及倾向得分配对方法控制内生性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此外,本文发现环境信息透明度可通过影响企业信用评级降低公司的债券融资成本,环境信息透明度对企业信用评级和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在污染行业中显著更强。上述研究发现有助于拓展环境信息披露对市场中介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对认识非财务信息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和推进节能减排提供了重要参考。     

信任被定价了吗？ ——来自债券市场的证据

仅依赖法律等正式制度无法确保金融或经济的长期发展,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鉴于此,本文研究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在债券市场中的价值。研究发现,信任不仅有助于提高债券信用评级,还有助于降低债券信用利差。同时,利用最高法“失信被执行人”数据还发现,失信及失信程度的增加会降低债券信用评级,提高债券信用利差。此外,本文还利用路径分析法发现,信任不仅会直接影响债券评级和定价,还会通过提升公司财务报告质量间接地发挥作用,即不仅投资者主观上更愿相信高信任度地区的企业,客观上这些企业也的确更为可信。进一步地,信任对债券评级和定价的积极作用在国有企业、金融业更发达地区的企业以及发债次数更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即投资者与发行人之间的重复博弈机会越多,信任的价值也越大。本文研究结论提醒政府在推动企业融资成本下降时,应着重加强对信任这种地区乃至国家公共品的培育和建设。     

环境信息披露能缓解资产误定价吗

本文以2009—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将资本市场长期存在的异象——资产误定价作为切入点,研究环境信息披露能否对资本市场运转产生积极效应。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能缓解资产误定价,且缓解作用随披露质量的提高而增强;这种缓解作用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降低投资者非理性程度来实现。进一步分析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可有效降低股价高估,但对纠正股价低估的作用不佳;环境信息披露与资产误定价的负相关关系受企业内部特征和外部监督环境的共同影响,重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和分析师关注会强化两者的负向关系,而国有企业产权性质则会弱化两者的负向关系。本文既拓展了环境信息披露与资产误定价的相关研究,也为引导资本市场绿色发展提供了现实启示。     

探究小微企业信用评级——以浙江省为例

小微企业融资难是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因素,而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造成融资难问题的主要原因,小微企业信用评级工作的展开将有效地缓解目前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现状。但小微企业信用评级中,信用评级机构之间的过度竞争、评级机构内部评级指标体系的不统一、小微企业信用评级意识薄弱等问题的出现,需要政府、信用评级机构和金融机构的相互配合,共同改善信用评级行业状况和小微企业资信水平。     

探究小微企业信用评级——以浙江省为例

小微企业融资难是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因素,而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造成融资难问题的主要原因,小微企业信用评级工作的展开将有效地缓解目前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现状。但小微企业信用评级中,信用评级机构之间的过度竞争、评级机构内部评级指标体系的不统一、小微企业信用评级意识薄弱等问题的出现,需要政府、信用评级机构和金融机构的相互配合,共同改善信用评级行业状况和小微企业资信水平。     

企业产权性质与债券发行定价——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2000多家债券发行人的微观数据,运用OLS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产权性质对企业债券发行定价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具有的国有产权的隐性担保显著降低了企业发行债券的信用利差;产权性质通过银行信贷外溢机制和控股股东利益输送机制间接地影响信用利差;信贷外溢机制在受资产负债率约束较强的企业中不显著,在其他企业中显著;利益输送机制在中西部地区企业中显著,在外部环境较好的东部地区企业中则失去显著性。     

信用评级变动能反映企业真实财务信息吗?——基于财务重述的视角

本文以2007-2018年拥有主体信用评级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企业财务错报在未来被重述这一场景,检验主体信用评级变动能否反映企业真实财务信息。研究发现,评级机构在发债企业财务错报年显著下调了主体信用评级,而在重述公告发布年没有上述现象,这表明主体信用评级下调反映了企业的真实财务信息。在控制内生性影响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发债企业当期财务错报涉及盈余时,主体信用评级被下调的幅度更大,说明评级机构更加关注与盈余相关的财务信息。机制分析表明,评级机构维护自身声誉是主体信用评级变动能够反映企业真实财务信息的主要机制。此外,主体信用评级被下调还导致了资本市场投资者的负面反应。本文的研究结果为主体信用评级变动反映企业真实财务信息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支持,揭示了主体信用评级的信息含量,也对理解中国情境下评级机构调整主体信用评级的行为动机提供参考。     

信用评级对银行经营的影响——基于国际活跃银行的经验研究

本文采用2007-2010年间国际活跃银行的信用评级数据、宏观行业指数和经营指标等组成面板数据,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信用评级及其变动具有显著的融资成本效应和声誉效应,且在危机期间以声誉效应为主;评级机构并没有充分报告银行业的顺周期特征,加剧了金融危机的破坏性;银行业存在网络效应,行业排名提高会降低银行融资成本,且有助于存款增速;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金融市场风险厌恶程度或者市场恐慌指数是影响融资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投资者对负面信息更加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