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企业绿色创新

我国环境规制日益加强,绿色创新已成为企业破解环境困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选取2012—2021年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态势,且研发投入可以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双重门槛效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有区域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研发投入的调节作用也有异质性。今后应进一步协同推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强化政府和企业双主体环保责任,提升居民环保意识,依托大数据技术提升环境监管质效,并充分考虑环境规制的异质性,制定差异化环境政策,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     

环境规制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路径和机制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规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在充分借鉴国内外绿色经济领域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经济转型的现实情况,从技术创新效应、投融资效应、产业转移效应3个视角,深入研究环境规制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路径和机制并提出合理可行的完善意见,这对于预测未来国民经济发展方向、促进产业转型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凡:环境规制与政策组合

设计科学合理的环境规制与创新政策组合,引导和激发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与扩散,是绿色发展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市场导向型规制提供给企业更多创新空间,比命令控制型规制诱发更多绿色创新。不同类型规制政策在灵活性、稳定性以及严格程度上表现不同,将影响政策对绿色创新诱发的概率。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产业绿色转型影响机制研究

在运用熵权法评估30个省产业绿色转型程度的基础上,本文构建动态面板并运用系统GMM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绿色转型的异质性效应,结果得出:第一,2005—2017年,命令强制型环境规制和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产业绿色转型的效应呈现正“U”型曲线特征,且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越过拐点值;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产业绿色转型效应为倒“U”型,我国各地区产业绿色转型水平具有累积性,滞后一期的产业绿色转型程度对当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绿色转型影响效果存在差异,命令强制性环境规制有效促进了中东部经济生态化发展,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促进了西部经济生态化,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东西部地区经济生态化。     

ESG分析视角下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

在“双碳”目标下,中国经济亟需绿色化转型发展,而绿色金融作为构成绿色经济的“核心”,能够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引导企业经济资源高效利用,促进绿色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本文研究基于绿色金融发展现状,通过梳理绿色金融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并从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全方位推进绿色金融发展;积极推广绿色金融试点,完善政策措施及考核标准;加强绿色金融培训,健全人才培养体系;丰富绿色金融产品,优化风险治理机制等四个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最后,以ESG理念为切入点,提出强化绿色金融风险管控的策略,以期能够促进我国经济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     

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长三角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对2013—2018年181家企业环境规制、融资约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方加强环境规制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融资约束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中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削弱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融资约束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而对于非国有企业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但调节效应不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别从政府、金融机构、企业自身角度提出相关的对策。     

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组态路径——基于TOE理论框架

基于TOE(技术-组织-环境)理论框架,整合技术-组织-环境3个层次的前因变量用以构建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模型,通过fs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研究方法对重污染行业中85家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从组态视角研究5个前因变量的相互作用及对企业绿色转型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重污染行业中上市企业绿色转型高环境绩效的重要前因变量是绿色技术创新和环境规制。企业绿色转型高环境绩效的组态路径主要有4种,分别是技术-组织主导型、环境-技术主导型、技术-组织-环境协同型以及环境-组织主导型。这表明企业实现绿色转型高环境绩效存在多条可选择路径,企业应结合自身优劣势,利用前因变量之间的替代和互补效应,实现多样化企业绿色转型高环境绩效。     

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对我国省域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测算和财政分权条件下不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分析表明,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集聚效应,财政分权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存在明显差异,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的交互效应在“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中尤为显著。不同地区的环境规制以及与财政分权的交互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我国应优化财政分权制度与地方官员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充分考虑环境规制工具与地方财政分权的交互效应,在不同区域选择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制定跨区域的环境规制政策,发挥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优势,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创新补偿机制。     

绿色信贷与企业环境投资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

绿色信贷是我国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实践，但在我国“浅绿”的发展背景下，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仍具争议。考虑到行政手段对缓解市场失灵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以环境规制与绿色信贷协同作用为视角，分析并验证了环境规制对绿色信贷执行效力的影响。本文选取2012—2019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效应模型，从环境规制的角度对绿色信贷与企业环境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绿色信贷的执行效力在环境规制强弱地区的表现不一，当环境规制低于门槛值时，绿色信贷会抑制企业环境投资，但在环境规制越过门槛值后，绿色信贷开始显著促进企业环境投资，可见政府规制对于绿色信贷效力的发挥尤为重要；机制检验表明，在较高环境规制水平的区间内，绿色信贷会通过缓解代理问题与提升投资效率的渠道促进企业环境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信贷执行效力的影响在东部地区与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且地区环境规制的高水平更易实现环境保护与企业价值的双赢。这些结论为绿色信贷与环境规制的协同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进一步推动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指引。     

资本市场开放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

在经济绿色转型的时代背景下,采用2007—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探索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会推动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特别是实质型绿色创新,并最终提高公司价值,但这种影响会随着开放的重新限制而消失;绿色创新在同行业“陆港通”标的企业间表现为资源竞争的虹吸效应,而在地区内部则表现为溢出效应;企业ESG表现起到门槛作用,随着评级升高资本市场开放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关系从抑制变为促进;资本市场开放会通过绿色引导效应和资源支持效应两条路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均能与资本市场开放政策形成合力,在促进绿色创新中起到补充作用;而保障机制检验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是建立在一定程度的非国有经济发展、市场竞争关系和较为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基础上的。研究结论为“陆港通”等制度的推出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     

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风险承担视角

绿色创新是助力经济发展绿色转型的重要战略工具, 绿色金融如何作用于企业绿色创新是学术界备受关注的问题。以2011—2022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地区绿色金融的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从风险承担视角出发验证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区绿色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作用机制在于地区绿色金融的发展可以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增强企业创新动机和意愿,进而促进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在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     

双控政策下云南工业绿色发展研究——基于工业企业调查

以云南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双控政策下企业要实现从意识层面到落实绿色生产的跳跃任重道远；企业对于成本的覆盖能力与绿色发展积极性短期内呈负相关；双控政策下企业决策重心的影响因素在长期与短期内具有差异性。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以政策激励引导科技创新，辅之金融机构给予融资支持；企业着眼长期利润，以转型收益覆盖转型成本为主要推动力；同时以政策环境的异质性为保障地方工业企业绿色转型的统筹机制。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

基于2015—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模型和有中介变量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重点探讨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和ESG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且ESG的调节效应部分通过中介变量动态能力起作用,即存在有中介的调节效用;、相较于非高科技企业,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更加显著;、不同区位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存在差异,效率提升程度中部＞东部＞西部。     

数字化与企业绿色创新表现——基于增量与提质的双重效应识别

数字化赋予了国民经济与微观企业转型升级的动能。文章在对上市公司进行文本挖掘的基础上,综合MD&A部分数字化词频占比和无形资产数据等多个数据集以提高企业数字化指标的刻画质量,实证考察了其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具有"增量提质"的双重效应,并且该结论在创新性地采用清朝城墙数据作为历史工具变量和国家级大数据试验区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显著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促进效应在政府环保补助较高和内部管控成本较低的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中更为明显;而当地环境治理和知识产权保护则为该过程的实现提供了支撑。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作用于企业绿色创新的路径依赖于其缓解了(环境)信息约束问题,促使企业自主参与环境治理,并有效提升企业商业信用。文章研究不仅为理解数字技术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的影响机理提供了微观实证依据,也为未来实现数字化与"双碳"目标的"共赢"提供了重要启示。     

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创新的实证研究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下，绿色信贷政策如何运用配置信贷资金的手段来解决重污染企业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成为了一项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选取2009-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来研究绿色信贷政策是否对重污染企业创新产生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本文以企业技术创新为视角，拓展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效果,不仅有助于了解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重污染企业参与创新的原因,还为后续深入落实绿色信贷政策以及建设绿色金融体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非公有企业促进绿色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经过多年的改革,非公有企业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蓬勃的动力。绿色经济是符合可持续性发展目标的产业经济,绿色经济的发展与非公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基于我国非公有企业的发展现状以及我国的资源条件、经济环境,研究了非公有企业对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及促进方式——发展绿色产业的产业链、帮助培养绿色科技人才并提供发展机遇与渠道、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促进环境技术进步、吸引投资者对绿色项目进行投资、助力政府的绿色政策制度。通过对于促进作用的分析找出仍需加强的内容并给出相关建议——区域绿色经济发展协调性需加强、科技人才的管理方式需要创新、非公有企业监管存在漏洞、绿色创新质量及创新氛围尚待加强。     

迈向“零碳”的日本氢能源社会发展研究

当前,中国面临着实现"碳排放目标"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双重紧迫任务。面临相似压力的日本选择了"氢"这种极富技术挑战但应用前景广阔的替代能源,并雄心勃勃地发展"氢能源社会",其最新进展举世瞩目。日本不但在氢能源技术突破和相关绿色产业链建设中积累了诸多经验,更重要的是凭借着绿色治理框架,通过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主体的合作协同,形成了能源升级中引导企业持续技术研发和市场化推进的治理策略、"刚柔相济"的治理模式以及不同阶段差异化的治理路径。这些实践不但为中国相关现实课题的解决提供了参考,也对绿色治理理论的深化提供了契机。     

创新链视角下的绿色技术创新机制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和环境和谐发展的前提,由于其独特的生态属性,绿色技术创新的创新链条更为错综复杂。在梳理基本概念及创新链的构成之后,分别对均衡视角下的供需机制和价值视角下的研发机制、成果转化机制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结论表明,绿色技术的核心问题是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不均衡,政府应充分发挥引领者的作用,努力降低外部性,带动企业及社会公众营造良好的绿色技术创新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