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代理人自我价值负载的行为公司治理研究

以公司治理和行为经济学理论发展趋势为导向,在提出自我价值负载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基于代理人自我价值负载的行为公司治理理论,并运用行为经济学实验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公司治理代理人无法理性化其自我价值负载,理性的公司治理代理人也难以摆脱自我价值负载对其行为的显著影响。     

“独董”与“独监”之辩

独立董事制度作为公司治理制度之一，在英美公司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地监督了公司高管人员的败德行为。独立董事的真正价值在于“独立”二字，独立董事作为外部董事，不能担任除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之外的任何职务，与上市公司及其高管人员不存在利益关系，不存在影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外部因素。这样就基本实现了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我国在上市公司治理中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最主要的也就是看到了这一点。     

问询函监管与大股东“掏空”——来自沪深交易所年报问询的证据

基于沪深交易所问询函监管的重要政策，以2013—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和年报问询函数据为样本，考察问询函监管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式问询函监管有效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进一步将问询函区分为包含“掏空”关键事项问询函和未包含“掏空”关键事项问询函，发现问询函监管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包含“掏空”关键事项问询函上。从大股东实施“掏空”行为动机看，“掏空”关键事项问询函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在内部控制治理水平较差的公司中更强。从大股东“掏空”行为实现的客观条件来看，“掏空”关键事项问询函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治理效应在法治水平较低地区更显著。     

关于解决股东之间“搭便车”行为的思考

“搭便车”行为是影响公司治理效率的重要图素，是导致企业股东约束软化的重要原因，是我们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然而，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搭便车”问题的解决进行思考。     

公司治理与避税研究述评

在公司治理框架下，分析国内外有关公司治理与避税的研究，发现公司治理通过催生代理问题，加剧信息不对称，激发避税行为。文章从三个方面切入研究公司治理对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首先重点分析内外部公司治理机制与避税行为的作用关系和产生的经济后果，其次总结避税行为的持续发酵性和“蝴蝶效应”，最后对如何加强治理机制有效制约避税行为予以建议。     

现代公司治理结构重新构建研究——基于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视角

不同于前人的研究,文章首先分析了基于价值创造理论的公司治理结构的不足,认为只有从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角度分析出发,对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重建,设立“社会责任委员会”等类似组织并收取“社会责任基金”,才能有效解决企业社会责任事后被动相应问题.     

诊断“惠普病”

“惠普病”表面看是一系列战略投资的失败，背后却是公司治理的缺陷。“投资者-董事会-CEO”委托代理链是企业契约的本质，在股权高度分散的现代大公司中，如何保障投资者利益是现代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     

公司治理与管理会计改革

一、会计信息系统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根据当代企业理论和证券市场理论，完善的会计信息系统在公司治理领域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1．有助于抑制“内部人控制”。公司治理中的核心问题，是出资人如何激励或约束经理人员，使其尽可能地努力经营以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完善的会计信息系统有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增加管理的透明度，从而达到控制代理成本、抑制“内部人控制”的目的。     

经理人自信和公司投资——基于我国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实证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中普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主要表现在公司投资效率低甚至失败、过度投资问题和项目融资的道德风险上。根据行为公司财务理论，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经理人自信指标，探讨了经理人自信封公司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经理人适度自信封公司投资会起到“适度”的推动作用，可以部分消除公司治理中存在的“投资不足”问题；随着财务约束程度的不同，经理人自信封投资的推动作用是变化的，具有“U”形曲线效应。     

规范MBO 促进国企改革

管理层收购源自英文“Management Buyout”，直译为管理者为了控制所在公司而购买该公司全部或大部分股份的收购行为。由于MBO的运作资金规模较大、风险很高，必须建立起规范、有序的操作理念，这涉及到对现代企业理论中多方面问题的探讨，主要包括人力资本理论、公司治理理论和企业并购理论。     

深圳亮出遏制上市公司不规范行为四条“杀手锏”

针对辖区上市公司目前在治理运作方面尚存在的问题，深圳证监局近日亮出四个遏制上市公司不规范行为的“杀手锏”。一是对于所有不规范行为强制专项披露，披露该行为的因由背景、详细内容、全部过程、对中小投资利益的影响和对公司损益的影响等。     

“回应型”公司合规的治理结构和发展路径

我国公司合规制度在外源式、行政主导式的发展模式下产生了监管依赖、合规形式化与公司责任变相扩张等问题。合规的本质不是公司免责的形式工具，而是公司治理上的改革和实践，需要“外部行为规范的内生化建构+治理权的外部化转移”的双向作用。回应型规制理论能为合规制度的良性发展提供参考路径：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要有效配置合规职权并压实公司成员的合规义务；在合规监管立法与执法中，要秉持回应型法权关系的协商互信原则，合理运用规制升级策略与多元主体的规制授权措施；在政府监管、市场行业监督、公司治理自律三者的互动反馈与合力共治中，要促成合规监管与合规治理的内外结合。     

试论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 ”问题

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正进入攻坚阶段。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使得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产生了激励不相容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公司治理结构中形成了“内部人控制”问题，“内部人控制”又使国有企业生产效率低下，引发全社会整体福利的下降。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企业制度创新，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必须控制和防范“内部人控制”。     

OOREL的“恐吓式销售”

北京一家服装设计公司收到一份“法务函”，落款是“corel公司北京代表处法务部”。该“法务函”称：上述服装设计公司使用了非法渠道获得的corel软件，此行为已引起有关行政部门和corel公司的高度关注，将可能面临行政处罚和司法诉讼。     

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四不象”

综观世界各国公司治理结构有两个极端模式，一个极端是美国模式，其特点是“股东大会—董事会”两层结构。没有监事会，另一个极端是德国模式，其特点是“股东大会—监事会—董事会”三层结构。美国模式的根源是大股东为机构法人，公司治理注重外部监督；德国模式的根源是大股东为银行法人，公司治理注重内部监督。介于上述两种极端模式之间的是日本模式，其特点是“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的两层结构。与美国模式相类似，也是两层，但是多出了与董事会平级的监事；与德国模式相类似，引进了监事的成分，但又不是高出董事会。     

公司治理与资本市场关系探讨

一、公司治理理论 伯利和米恩斯在其《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中，对所有者主导型企业和经理主导型企业做了区分．提出了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理论，从而为公司治理的基本理论——“代理理论”奠定了基础，引起了人们对股份公司存在的代理问题可能引起公司管理效率缺失的怀疑。学者对于如何通过对经理实施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使其行为能符合所有者的利益，并在无法避免的情况下如何减少代理成本．有着不同的理解。     

公司治理“软手”

公司治理的最终目的在于提高公司的业绩,在于通过董事会的正确决策来提高治理的效力以 安然事件为开端的“公司治理 失败”在很短时间内横扫世界各国,“贪婪的CEO”、“无能的董事”、“无效的政府”等词汇一度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投资者的信心遭到重大打击,公众的道德良知受到重创,政府的作用受到挑战,公司的作用被否定,经济的发展被滞缓。面对挑战的治理变革 面对挑战,为重塑投资者信心,各国政府首先行动起来,纷纷通过立法,对公司治理进行规范。美国2002年通过了 Sarbanes-Oxley 法案,建立更加严格的公司治理要求,如要求公…     

麦肯锡：“后安然时代”的董事会困境

3年多过去了．回头再细读麦肯锡管理顾问公司追踪西方企业里董事会改革的报告：“董事会改革之道”、“公司治理迈入新时代”，可以发现：直到今天．公司治理仍然是难题。     

阿里巴巴集团“湖畔合伙人制”的案例分析

阿里巴巴作为互联网行业巨头所提出的“湖畔合伙人制”，是公司自治的重要创举。本文详细分析了“湖畔合伙人制”，以期在符合《公司法》的前提下，提供一个解决互联网公司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公司治理路径。     

“科龙”和“美的”的差距

—个好公司，不仅要有明晰合理的产权结构，还要有对全体股东负责的公司治理，有对企业家的良性激励。缺一不可 70岁的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退休了。从1968年他和23位乡亲集资5000元生产塑料瓶盖算起，何享健办企业已44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做到了，这个“矩”就是现代公司制度。从1992年推动股份制改造，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