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矿税演化研究

我国矿业税收的改革须以史为鉴。我国矿税的演化经历了萌芽、初具雏形、基本成熟、出现现代意义上的矿税等几个阶段。我国矿税的征收源远流长,春秋末期,冶铁业开始发展;汉代以后,金、银、铜等矿产的采掘业也发展起来,于是相应的矿税也随之产生了。随着矿业的发展,矿税的征收范围不断扩大。我国矿税既有实物征收,也有货币征收;矿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往往不占重要地位,但又主要是作为取得财政收入的手段,而无调节和监督职能,也没有完整的法律规范。     

畿辅矿税初探--帝室财政、户部财政、州县财政

本文以畿辅为例探讨明代的矿税问题。认为所谓的“矿税”既非限于矿课与商税 ,也非始于万历时期 ,实际是对此前多种杂税的延续。进而从财政视角 ,分析了矿监、税监的产生原因及地方官吏的反对理由     

“正疆界”与“遵版籍”——对万历丈量背景下嘉兴争田的再考察

明末嘉兴三县的争田事件是万历丈量的一个遗留问题.由于三县丈量以圩经界,对复杂土地关系的把握持消极的回避态度,遂无法就互嵌田土的原额归属达成一致,在对“版籍”与“疆界”的划分争论中反复拉锯,终演成持久纷争,它集中体现出明后期以专重田土为特色的里甲重建所内涵的局限.     

电子商务“比特税”方案的再认识

电子商务征税给现行税收法律带来诸多难题,各国从各自利益出发提出免税与课税两种电子商务税收解决方案。分析和评价了＂比特税＂方案,从其优缺点入手提出整改意向。     

再论唐代市舶使置废问题

唐代市舶使置废连续性的问题,一直未能引起学界重视。通过倒溯史料,可以推测德宗至文宗朝曾长期弃置市舶使。由于市舶使是朝廷派出的市买蛮宝的使者,而市买的财源又出自中央藏库,故其废置会受到朝廷财政收支状况及相关政策的直接影响。德宗推行“两税法”后,为利用“进奉”及“宣索”等手段争夺财政收入,朝廷一度停止派遣市舶使,改由岭南节度使购买蛮宝进上。但这给地方财政带来了较大压力,故文宗开成(836—840)初年,在岭南节度使卢钧的请求下,唐王朝再次恢复了市舶使的设置。     

补偿税理论的新发展——兼评美国规制碳交易的司法实践

温室气体减排指标余额作为可交易的客体构成碳交易市场化制度安排的基础.美国东北部七个州联合签署<区域性温室气体减排计划>,希望借助"总量管制和交易"行动实现减排目标.在自1869年肇始的判例中,美国最高法院逐步发展与完善了"补偿税理论",作为支持表面上有歧视性的州际商业管理措施的正当根据.补偿税理论的历史演变和新近发展趋向都表明,它是化解碳交易法律难题的有效工具.     

经费筹济与财政汲取:清嘉道两朝外省捐监究探北大核心CSSCI

嘉道两朝经费百出,为筹补直省封贮银,清廷开办外省捐监(外捐)。其间的财政活动与现象映射出清朝财政由盈而缩之际财政汲取策略、分配与运用方式的灵活调适,以及晚清财权下移前夜中央与地方财政的互动关系。外捐赓续逾五十载,收银逾7400万两,其持续性、地域性的显著特征与“酌盈剂虚”的财政效用,不仅彰显出强大的财政吸纳能力,同时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嘉道时期军需、河工、赈济等经费缺口,成为清朝维持财政运转的重要支撑。但随着内忧外患与财政恶化,中央、地方围绕经费筹济与外捐分配不断产生利益分歧,“经权相参”的政策纷更、“挹彼注兹”的界限模糊,致使外捐陷入“旋补旋拨”的收支困局,进而影响到中央财政调度以及内外库储的关系缓冲与制度修复。     

房地产税的纳税能力、税负分布及再分配效应

房地产税讨论经年,其税制要素设计的理论基础及开征后的社会经济效应,仍缺乏实证分析。本文以纳税能力理论为基础,构建衡量房地产税缴纳能力的指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测算不同地区家庭的房地产税缴纳能力、可行的地区间差异化有效税率及几种减免方案下税负在不同收入家庭间的分布,继而模拟把该税收入用于基本公共服务的再分配效应。结果表明:不同区域和家庭的房地产税支付能力差异悬殊,突出了房地产税的地方税特征。税负分布和再分配效应测算显示,该税调节财富差距的效应明显。在诸方案下,高收入家庭均承担总税负一半以上。"人均价值减免"在纵向公平、调节分配及税政实施三个维度均优于"首套减免"和"人均面积减免"。     

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的原因再探

继农村合作化运动后期进入高级社之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农村普遍建立起来。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焕发的热情及党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所取得的成就,造成过渡至共产主义的时机已趋成熟的假象,在党内主要领导人的支持下,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兴起。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其兴起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原因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式的认同、毛泽东对大同社会理想的执着追求、国际形势尤其是苏联因素的影响以及适应国家工业化需求的现实选择。     

欧盟不对华征光伏反补贴税竞争失利原因在自身

欧盟委员会日前对于对华光伏产品反补贴调查作出初裁。欧委会的公告称,欧盟不对产自中国的太阳能产品采取临时性反补贴措施。德国《明星》周刊援引一名欧委会官员的话称,鉴于欧中新近在光伏产品反倾销争端中达成价格承诺协议,即使欧委会的调查结果确证中方有补贴行为,欧盟也不会采取制裁措施。因为有了价格承诺协议,欧洲业界应该不会再因廉价竞争而受损。 欧盟对产自中国的光伏产品发起“双反”调查始于2012年11月8日。反倾销调查初裁比本次反补贴调查初裁早两个月,欧盟于6月6日起对产自中国的光伏产品征收11.8%的临时反倾销税。经过两个月的密集磋商,中欧双方就反倾销案达成“价格承诺”协议,并于8月6日开始执行。根据协议,90余家中国光伏企业同意为出口至欧盟的光伏产品设置最低限价,这些企业对欧出口额占中国对欧光伏产品出口总额的70%,这些企业无需缴纳惩罚性关税,没有参加协议的企业则需要向欧盟缴纳47.6%的反倾销税。这一“价格承诺”谈判结果已涵盖反补贴案,同时欧方事实上对“双反”案做了并案处理。欧委会将在今年12月5日一并公布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的终裁结果。     

产业集聚形成原因探析

产业集聚是当今世界经济中颇具特色的经济组织形式 ,特别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集聚区内的企业通过合作与交流可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 ,同时可产生强大的溢出效应。集聚区的形式多种多样 ,产生原因以资源禀赋为主日益转变为以高等生产要素特别是创新体系为主。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集聚区将会成为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年来,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越来越多。这项贸易保护措施的频繁使用使中国企业蒙受巨大损失,也成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重大障碍。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国际方面的原因是: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认同问题上的差异,贸易保护主义增强,中国对外出口的较快增长;国内方面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各级政府不正确的政绩观,中国企业的低价策略,个别企业的倾销行为。     

美国对华337调查的原因与我方对策

与反倾销调查相比,337调查对出口的危害性更大。由于我国对美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再加上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对337调查应诉不积极,我国已成为337调查的最大受害国。为此,国内企业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谨防出口产品知识产权纠纷的发生;积极应诉,必要时争取庭外和解;发挥行业协会的组织协调作用,国家要严格控制侵权产品的出口,并利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争取美国总统否决337调查的裁决结果。     

关于就业年龄歧视原因的调查分析

就业中的年龄歧视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一个公开的秘密,并且愈演愈烈.它增加了社会总就业成本,降低了社会总福利水平,造成社会人力资源的不当配置,并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方式,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就业年龄歧视的原因和结果,提出了求职者个体劳动生产率信息的缺失、雇主对效用最大化的追求以及较高的雇佣成本是产生年龄歧视的根本原因的观点.     

社会体制的历史和逻辑轨迹考察

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建立了不同的社会体制,这为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体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外思想家在各自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体制的理论和逻辑进行过深入探索,得出了很多重要结论。基于对历史和逻辑的认识,文章提出,社会体制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需要从比较长的时间来观察其变化,尽管一些突变和历史事件会对现行社会体制产生影响,但是社会体制根植于长期的历史发展之中,这其中包括人们对一些根本问题的认识也需要一个由浅到深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体制,只有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开展比较研究才能深入下去。     

以“三个代表”为指标探索公务员成长规律

一、切实而有效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的主题是“三个代表”。总结80周年,面向21世纪,江泽民同志强调:“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于“三个代表”     

农民收入增长动力不足原因探讨

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农业和农村中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现,这些矛盾和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当前的农民收入增长动力不足、增速减缓.本文拟从马克思关于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入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农民收入增长变动趋势的分析,对农民收入增长动力不足的原因和后果进行再探讨.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Growth: A Further Investigation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paper examines empirically the linkages between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 panel of 47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18 trade blocs over the period 1970–1989. Specifically, it attempts to identify through which channel(s) – notably, specialization according to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increased efficiency, exploitation of increasing returns from larger market,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s through investment and trade–trade blocs can affect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ir member countrie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1) intra-bloc trade does not affect growth significantly; (2) income diversion among member countries contributes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to growth; and (3) the size of the trade bloc does matter in the sense that the bigger is not always the better for the welfare of the member coun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