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活动、品牌资本与经济增长

文章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式下将企业家生产性活动分解并把品牌资本纳入到代表性企业家生产函数中来探讨最优经济增长问题,从而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发达经济体与落后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差异。基本结论是:一个经济体的最优增长依赖于经济中企业家的比例,经济中企业家的密度越大,经济增长率就越高;企业家通过权衡两类劳动对经济贡献的大小来配置劳动和创新品牌,寻求企业家活动配置组合最优,以使福利极大化。     

企业家价值偏好对企业家活动配置选择的影响

本文通过建立企业家价值偏好与企业家活动配置之间的理论模型,提出企业家在选择企业活动配置过程中,偏好事业型企业家与从事创新等生产性活动配置正相关,与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配置负相关,偏好财富型企业家与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配置正相关,与创新等生产性活动配置负相关。并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这一假设,扩展了企业家活动配置理论。     

制度质量与企业家活动配置——对鲍莫尔理论的经验检验

鲍莫尔关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企业家活动的理论是对经济学中企业家理论的一次重大贡献,本文以跨国数据检验了鲍莫尔的著名论断:制度质量决定了企业家在生产性活动与非生产性活动中的配置,好的制度鼓励更多生产性的企业家活动,坏的制度鼓励更多非生产性的企业家活动。鲍莫尔理论的政策含义是明显的,各国政府应该设法改善制度质量,鼓励现有的企业家才能更多地投入到生产性活动领域,而不是增加旨在提高企业家数量的各种政府补贴。鲍莫尔的理论从另一层面告诉我们,发展中国家并不缺乏企业家,而是缺乏把社会精英变成生产性企业家的制度保障。     

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企业家创新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群体所共有的价值观体系,体现为他们所共有的特质,如创新性、抗风险性、工作态度和自身价值感等等。这些特质会影响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是决定内涵型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增强国民的企业家精神,促进国民创新投入的增加,是提高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     

南方模仿、企业家精神和长期增长

本文在南北贸易的框架下发展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式 ,其中从事模仿活动的南方企业家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且 ,我们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对南方模仿的效应。在我们的模式中 ,拥有较多企业家的经济比拥有较少企业家的经济有更高的增长率。本文的政策含义十分明显 ,一国影响企业家数量以及企业家活动范围的政策和相关的制度环境都会最终影响一国的增长率。     

企业家能力、企业家道德风险与经济增长

本文从企业家的角度对我国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先是构造了一个基于新古典的模型,结果表明企业家能力的提高和企业家道德风险的降低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接着又构造了一个动态最优化的模型,结果表明,对国有企业的监管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后的应用分析表明,国资委的成立可以引致国有企业效率的提高。     

企业家活动配置与僵尸企业——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实证研究

在宏观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的背景下,清理处置僵尸企业成为必然。在本文的调查样本中僵尸企业的比重达到10.08%。遵循内生增长学派企业家活动配置的理论逻辑,本文研究僵尸企业形成的内生因素。Probit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家非生产性活动的投入过高会对创新式的生产性活动产生挤出效应,这是僵尸企业形成的内在原因。进一步OLS回归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更偏向于通过参与非生产性活动来获取发展资源,尽管国有企业的僵尸占比高于非国有企业,但其非生产性支出没有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据此,本文认为:企业家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应当将更多的能力与精力投入到生产性活动中来,通过提高创新能力,形成核心竞争优势;同时政府应退出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完善竞争型政策,缩小寻租空间,为市场主体创造有序、良好的退出机制。     

扭曲、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将对非国有企业的管制引入包含国企和非国企两部门的企业家选择和才能配置模型,研究发现管制和法治通过企业家精神的数量效应和配置效应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减少管制促进经济增长但扩大收入差距,加强法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先降后升的U型而非正向线性关系。模型的数值模拟显示,给定寻租回报,管制程度下降0.1个单位,中国经济增长率平均上升0.72个百分点。给定扭曲程度,加强法治对中国经济形成的先降后升的U型拐点约在寻租回报的1.6处。     

大学生创业特质、创业动机及新创企业成长关系研究

以江苏省422位在校大学生新创企业数据为样本,运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探讨了创业特质维度下创业自我效能、成就性、内控性及创新性如何以创业动机为中介,影响创业成长绩效的传导关系。结果表明：创业特质正向显著影响创业动机的路径系数为0.866,其中内控性对创业动机影响最大,其次为创新性、成就性及创业自我效能;创业动机显著影响创业绩效,影响路径系数为0.833;创业动机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创业特质及其四维度因素通过创业动机间接影响创业成长绩效。研究结果可指导高校以创业者创新特质与内控特质为导向,甄选潜在大学生创业者,维持大学生创业动机的持久性,进而提升创业成长水平,提高我国大学生创业率和创业成功率。     

技术进步偏向、创新要素配置与经济韧性

基于2006—2020年中国内地31个省域面板数据,从影响传导机制、非线性特质角度探究技术进步偏向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1)技术进步偏向对经济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中依然成立;(2)就作用机制而言,创新要素配置是影响技术进步偏向作用于经济韧性的重要机制;(3)门槛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技术进步偏向指数及其子维度与经济调整适应能力不存在非线性作用关系,但与经济创新转型能力具有非线性关系。因此,要合理引导技术发展方向,发挥技术进步偏向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合力作用,优化创新要素配置;以技术创新、理念革新与机制鼎新抵御潜在风险,增强经济韧性。     

信息技术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兼论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

遵循新发展理念,构建基于“双循环”发展新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通过测算2003-2017年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综合指数及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y,简称ICT）生产性资本存量,运用中介效应、动态门槛效应模型对ICT资本结构变化点及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ICT资本深化作用明显,ICT资本每增加1%,经济发展质量将提升2.8%~3.6%;从传导机制看,技术扩散效应、人才配置效应和自主研发效应是ICT资本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其中,技术扩散和人才配置起非线性调节作用,随着技术扩散和人才配置越过门槛值,ICT资本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特征,但人才配置位于倒U型左侧。该结论表明,当技术扩散越过对经济发展质量正向影响的临界值时,ICT资本积累将成为经济发展质量阻碍因素。通过揭示中国经济亟需从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换的内在逻辑,为促进内循环经济投资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教育、创新与经济增长

由于知识的非竞争性,基于R&D的内生增长模型存在规模效应,即人口数量越大,从事R&D的人员越多,经济增长率越快。本文将R&D人员创新活动的有效时间引入知识的积累方程———“点子”生产函数,发现OECD国家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增加伴随着R&D人员创新活动的有效时间的减少,二者相互抵消,使得TFP增长率保持不变。通过校准理论模型,本文模拟了49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发现模型对经济增长率跨国数据的解释能力明显强于Lucas模型和Romer模型。如果利用模型对跨国经济增长率的模拟值与真实值之间的残差平方和来评判模型的优劣,则本文模型对Lucas模型和Romer模型至少分别改进了20%和59%。     

创业团队簇协同创新策略构建研究

为响应多团队协同创业与创新交互过程中出现的多层次协同关系管理需求,系统梳理了创业团队簇的协同创新策略框架。通过整理主体与行为、过程与要素、空间与机制的三维协同研究进展,概括提出创业团队簇的网络化协同要点,并据此提炼出协同创新策略的概念内涵及呈现的导向性、规范性和效能性三层面实践属性。在此基础上,提出导向型、规范与交互型、效能型维度的协同策略分析框架,并从群体、环境、机会、能力及整合5个协同层次,给出创业团队簇协同创新策略的基本构成与管理内涵。     

有限合伙人、竞争者间接联结与企业创新

基于竞争性信息泄露假说,研究企业通过有限合伙人（LP）形成的竞争者间接联结对自身创新的影响。通过私募通数据库搜集数据,以电子与光电设备行业接受A轮风险投资的企业为研究对象,使用负二项分布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通过LP的竞争者间接联结数量对企业创新产出有显著负向影响;通过VC的竞争者间接联结数量、LP参股VC基金的相对金额、VC的合作关系均反向调节上述关系。把竞争性信息泄露假说扩展至LP层面,提醒企业在寻求VC投资时,需要注意通过VC的竞争者间接联结以及更为隐秘地通过LP的竞争者间接联结对自身创新可能带来的阻碍。     

高管团队断裂带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创新强度的调节效应

近年来,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高管团队断裂带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了企业绩效尚无一致结论。基于交叉分类视角,以我国2011—2018年创业板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应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了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创新强度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高管团队任务相关断裂带和社会分类断裂带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同时,企业创新强度对高管团队断裂带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关系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具体而言,企业创新强度越高,高管团队任务相关断裂带和社会分类断裂带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间的倒U型关系越显著。     

高管团队断裂带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创新强度的调节效应

近年来，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高管团队断裂带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了企业绩效尚无一致结论。基于交叉分类视角，以我国2011—2018年创业板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应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了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创新强度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高管团队任务相关断裂带和社会分类断裂带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同时，企业创新强度对高管团队断裂带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关系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具体而言，企业创新强度越高，高管团队任务相关断裂带和社会分类断裂带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间的倒U型关系越显著。     

金融创新、资本配置与企业技术创新

当前,金融创新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金融创新一方面能够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更多融资方式和工具;另一方面可通过优化企业资本配置,间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基于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和内部资本市场有效理论,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从微观层面研究金融创新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以2011-2015年343家战略性新兴产业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金融创新、资本配置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金融创新能够通过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正向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技术创新。结论可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合理运用金融创新、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进而促进技术创新提供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