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汇率与相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关系——基于ADL模型的实证研究

伴随人民币汇率的改革,中国贸易部门相对非贸易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的未来走势也表现出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文章选取中国1986-2012年的宏观经济数据,采用具有两区制门限的ADL模型,考察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对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实际汇率的变动会对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且两者具有正相关关系;从短期来看,实际汇率对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过程是非线性的。文章最后基于实证结果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实际外部财富、劳动生产率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基于跨期一般均衡理论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构建关于实际外部财富、劳动生产率、贸易条件与实际汇率关系的跨时一般均衡理论模型,然后利用1981-2009年相关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中国实际外部财富、贸易条件以及国内外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从长期看,中国实际外部财富的急剧攀升会引发人民币实际汇率快速升值;中国贸易部门相对非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上升会促使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而国外贸易部门相对非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则会降低人民币实际汇率,净效应表现为劳动生产率并不能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币实际汇率的长期波动;中国贸易条件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不明显。短期内,中国实际外部财富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作用关系与长期一致。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保持人民币实际汇率相对稳定的政策建议。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对外贸易收支的关系——基于中国与东盟5国贸易的实证研究

东盟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利用协整方法,使用季度数据对中国—东盟5国的贸易收支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东盟5国实际GDP、中国实际GDP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这四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东盟5国贸易收支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对中国—东盟5国贸易存在"反J曲线效应",即短期内人民币升值会改善贸易收支。因此,中国和东盟5国的双边贸易收支状况可以通过变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来调整。     

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汇率是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相对价格,人民币升值会引导更多资源流向非贸易品部门,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有利于改善我国目前相对失衡的经济结构,缓解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现象。本文从巴拉萨-萨缪尔森命题出发,探讨汇率变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和渠道,然后基于我国1997—2010年的季度数据,运用VAR模型、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方法,对实际有效汇率和第二、三产业比重,外商直接投资额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显著的影响,人民币汇率的低估加剧了我国经济的内外失衡。因此,需要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人民币汇率在调整产业结构、纠正内外失衡中的作用。     

人民币汇率调整、经济结构转型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本文基于两国模型,对我国实际数据进行模拟分析发现在当前人民币浮动区间扩大、人民币汇率重归升值通道的政策背景之下,需要调整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更多地依靠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同时,提高出口产品的经济价值和价格,改善外贸增长方式。人民币升值的步调只有与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步调相一致,才能提升通过人民币汇率调整来实现外部均衡政策的效果,同时避免贸易部门急剧萎缩对经济增长步伐的拖累。     

固定汇率、浮动汇率下中国经济政策——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

在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不佳的情况下,中美两国就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争议不断。1994年以来中国实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在人民币持续升值情况下,并未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和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中央政府基于国家发展水平就未来货币政策的选择上处于两难境地,期望建立健全"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减轻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货币升值的后果--基于中国经济特征事实的理论框架

本文在一个贸易品/非贸易品两部门模型中,讨论了真实汇率外生条件下部门之间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对产业结构与贸易余额的影响。我们发现,在保持名义有效汇率固定与国内物价水平稳定的货币政策组合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贸易品部门相对非贸易品部门更快的全要素生产率进步所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增长,还会造成(1)工业/服务业产业结构扭曲;(2)贸易顺差扩大;(3)工资水平下降,并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4)工资下降与利润率上升,收入分配恶化。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民币汇率水平调整与非贸易品部门市场化改革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中美汇率分歧应通过多边谈判解决

中国温家宝总理访美期间与美国总统布什商定:2004年1月,中美两国将举办双边会谈,探讨解决两国在人民币与美元汇率上分歧的途径。不仅是中美两国的问题在亚洲与美国经贸一体化的今天,中国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仅涉及中美两国的经贸往来,而且涉及中国及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往来。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参与中美谈判,必然难以合理确定人民币的对外均衡价值,更难以解决中美在汇率形成机制上的分歧。中国等亚洲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的多边经贸往来,需要多边汇率加以满足。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的很多原料来自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中美双边谈判有可能…     

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

中国汇率升值预期过高的基本原因是货币性的,而实际上实体经济层面升值压力并不大。人民币将会在双向波动、小幅升值过程中保持相对稳定,并在适当时机适度扩大浮动区间。当前,汇率对世界贸易基本格局的影响已经弱化,不能依赖汇率自发调整贸易失衡。中美应加强合作,共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中国应强化内需主导战略,与亚洲国家一起在经济和货币上,逐步摆脱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1997～2013年人民币均衡汇率失调程度的实证研究

利用行为均衡汇率理论模型对人民币汇率水平进行研究,建立了基于非抵补利率平价理论的行为均衡汇率模型,实证分析了1997～2013年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汇率水平和失调程度;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各变量对于人民币汇率水平的短期影响和人民币汇率系统自身的误差。分析表明：1997年1季度～2013年4季度,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在均衡汇率水平附近波动的幅度不超过±2％。2010年至今,人民币汇率失调程度一直低于±1％,基本达到均衡水平。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一是合理利用政府支出的消费方向调节汇率水平;二是进一步规范与完善资本市场;三是逐步提升汇率的自我修正机制;四是加快推进中国经济转型。     

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关系:实证分析

针对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问题,经研究发现,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是值得怀疑的,仅仅依靠人民币汇率变动是无法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的。1994—2002年年度数据实证显示,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名义或实际汇率)之间没有稳定的关系;1998—2003年月度数据计量表明,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之间没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并且,依据美中两国月度统计数据计量的结论是相一致的。因此,“人民币升值论”或许更多的是基于政治而非经济因素,人民币汇率浮动并不能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     

汇率是否是决定中美贸易差额的主要因素——基于中美产业结构差异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长期中,中美双边贸易对人民币汇率的敏感性较低。由于中美双边贸易具有互补性特点,人民币汇率调整并不能改变中美双边贸易余额。中美双边贸易的真正原因来自于,中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本身存在差异,在美国自身产业结构向外转移过程中,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     

相对政府支出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

政府支出通过资源的退出渠道和消费的转移渠道影响实际汇率.本文首先讨论政府支出对实际汇率影响的模型,利用协整的方法对现实的数据进行了检验,证明了中美两国相对政府非贸易品人均支出、相对政府人均支出和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然后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对这三者的均衡方程做了估计,并得到了中美两国相对政府非贸易品人均支出、相对政府人均支出通过资源退出渠道和消费转移渠道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影响的长期效果.     

开放经济条件下中美两国汇率与利率的联动效应——基于VECM的两区制门限协整检验

以Frankel的实际利差模型为基础,借助两区制门限协整检验方法,对中美两国汇率与利率之间的联动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中美实际利差之间存在非线性的门限协整关系,近期两者对长期均衡的偏离正在逐步缩小;人民币汇率与中美实际利差在不同区制有不同的调整特点,在两个区制内中美实际利差对误差修正的反应均较快;人民币汇率与中美实际利差在短期内的联动影响程度比较低,其中,人民币汇率对中美实际利差的传导影响作用较大。     

中美人民币“汇率操控”争端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本文以后危机时代为背景,在中美人民币汇率现实争端以及学术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IMF协定》关于"汇率操控"的定义出发,通过实证研究和对中美两国贸易实践的理论分析,得出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政府"汇率操控"的指控不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即人民币贬值并不能带来中美贸易顺差。中美之间的贸易实践也有力地证明了美国对中国政府操纵汇率责难缺乏事实依据和理论基础。美元主宰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的出口管制、美国的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等才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最主要原因。     

技术进步、工资变动与汇率调整——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汇率低估导致中国产业结构扭曲和内外部失衡是有关人民币汇率的政策争论中的一个常见观点。本文利用一个贸易品／非贸易品两部门模型讨论了技术进步条件下工资和汇率的互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近几年来,中国经济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扭曲的主要症结在于工资抑制,而非人民币汇率低估。在工资外生的情况下,贸易品部门相对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会造成通货紧缩、贸易顺差和货币升值压力;提高工资在降低贸易顺差、缓解货币升值压力的同时,不一定会引发通货膨胀,并且对实际产出影响甚微。因此解决中国经济失衡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重估汇率,而在于改善工资抑制的条件,比如破除行政垄断、保护劳工权益、提高劳工待遇、推进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等等。     

人民币贸易结算的影响因素 ——基于大国博弈视角的一般均衡分析

本文利用一个三部门（两个贸易部门、一个非贸易部门）的静态一般均衡模型，分别在名义工资黏性与实际工资黏性条件下分析货币供给冲击对贸易大国之间结算货币选择造成的影响。结论认为，出口商品结构、国内市场销售厂商占本国市场份额与同部门出口商占进口国市场份额的比值（市场份额比率）以及由汇率波动所引起的两国货币交易成本差额的变化对贸易大国之间结算货币选择策略具有决定性作用。为进一步推动人民币贸易结算的发展，中国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进口交易可在产业内贸易模式下选取价格替代弹性较大、市场份额比率较高的产品作为推动人民币贸易结算的重点目标，同时应尽快提升人民币的可兑换性和流通能力，并尽量保持币值稳定以降低人民币对其他主要国际货币的交易成本。     

资本项目开放、汇率政策对宏观经济与社会福利的影响——基于一般均衡的视角

本文基于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建立包含资本项目部分管制、汇率不完全传导和工资价格粘性等符合我国经济运行特征的模型框架,详细考察资本项目开放、汇率政策对宏观经济与社会福利的影响。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加强资本项目或汇率管制能够减少汇率波动的冲击效应,提高货币政策对产出、通货膨胀的影响力度,总体上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适度的资本项目与汇率管制在当前有助于提升社会福利。考虑到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我国应当保持适当的资本项目管制,审慎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同时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使人民币汇率及早调整至合理的均衡区间,通过主动扩大双向浮动区间,改变升值预期,有效缓解和应对未来美元波动带来的冲击,也为短期内改善我国出口贸易环境、长期内实现产业升级创造有利条件。     

人民币汇率、贸易收支与失业率——来自中美两国相关数据的分析

人民币升值是否能够改善美国贸易收支失衡?是否能够带来美国失业率的下降?以此争论为背景,本文采用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的中美相关数据作为分析依据,从马歇尔—勒纳条件及中美贸易产品的相似性两个假设出发,分析了后危机时代人民币汇率变动与美国贸易收支失衡及其失业率的关系,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中美两国之间贸易产品缺乏汇率—需求弹性,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美国进出口数量的影响微乎其微;(2)中美两国贸易产品具有较强的互补性,竞争性则较弱,贸易对就业具有促进作用;(3)人民币升值既不能改善美国的贸易收支失衡,也不能带来美国失业率的下降。     

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的关系研究

美中贸易的巨额逆差一直是中美贸易的核心问题,也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诱因。人民币汇率的人为低估被认为是美中贸易产生逆差的主要原因,美国就汇率问题不断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以缓解美中贸易逆差。本文以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的实际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来分析影响中美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的影响进行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