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中,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其分担机制的研究对政府相关政策制定有重要参考作用。对农民工市民化概念、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以及农民工市民化对策建议的研究观点进行梳理,以期为后续研究及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模型的改进及应用

基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关理论,本文将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划分为外部成本和私人成本,将私人成本区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综合考虑农民工在城乡间流动可能对成本测算的影响;构建更加完善的成本指标体系。利用广东省2009-2013年的普查数据和实地调研数据测算农民工市民化的年度人均总成本为6.314万元。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推动者而非成本的最大承担者,农民工市民化能有效缓解城乡差异,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市民化后农民工失业风险降低,但隐性成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与行为可能产生影响。     

新型城镇化下江苏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探析

让进城农民工享受同等公共服务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要义所在。《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了农民工市民化是未来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对于江苏各级政府而言,未来农民工转变为市民过程中新增公共服务成本规模考验着政府财政能力,是政府关注的核心问题,而目前对于江苏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的研究有所缺失。该文讨论了2013-2020年江苏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认为未来江苏每年农民工人均市民化公共成本为48910元,政府累计需投入1462亿元,为政府把握公共服务投入提供了参考。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分摊机制设计

农民工市民化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关键,其根本问题在于使农民工能享有与城镇户籍人口均等的公共服务待遇.基于此,本文对四川、重庆、成都、乐山四省(市)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分析,并在成本测算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如何在分税制体制下构建政府、个人和企业为主体的多元成本分担机制.     

江西省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成本测算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我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引起关注的重要问题,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如何计算,由谁来承担,值得思考。根据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特征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江西省为研究的样本地区,重点研究了江西省农民工市民化的公共成本,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成本粗略测算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为有效推进江西本地农民工市民化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

解决农民工城市户籍是推进城镇化的关键。究竟政府需承担多少公共成本?本文测算结果与以往研究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主要由于:(1)以往的研究将政府承担的市民化成本进行了逐年简单累加,而本文只考虑当前成本。(2)教育费用的核算只能考虑差额。(3)社会保障部分的支出,大部分由个人以保险形式购买,政府仅承担补助或补贴部分,所占份额较小。本文运用回归模型对市民化公共成本的测算结果进行验证,认为市民化公共成本的增加,不会产生财政负担。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地域差异

从个人成本、公共成本、企业成本三方面建立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衡量体系,采用成本测算模型对2013年我国31个省(市、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个人成本和公共成本是市民化成本的主体,企业成本仅占3.7%。其中生存成本和基础设施成本分别占到总成本的48.3%、43%,成为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成本障碍;各省(市、区)农民工市民化总成本是其人均GDP的1.5~7倍,且二者近似呈正相关(西藏除外),这表明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市民化总成本越高;整体而言全国平均个人成本与公共成本大致相当,但东部省市个人成本高于其公共成本(山东、河北除外),其余省市公共成本则大于其个人成本(重庆、四川、云南除外);东部地区平均个人成本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4倍,而西部地区的公共成本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倍,说明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存在明显的地域类型差异。     

特大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与政策建议

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基于对上海市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测算结果和调研的反馈信息,以维护农民工权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特大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制定应将农民工有序纳入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农民工子女教育投入,提供均等化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     

公共财政视角下的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担机制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一系列权力保障和公共服务享受的实现过程,需要加大相关投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资金困难与分担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这只能从农民工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农地流转收益与城镇土地转让收益中筹措资金,因此本质上是农民工承担了自身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但在名义上需要其他社会组织参与分担,同时基于以政府为主、兼顾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与农民工所在企业的发展需要为原则,构建以农民工所在地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为主、以中央政府转移支付为辅、农民工所在企业和农民工共同参与的社会成本分担机制。     

新常态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测算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为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考虑到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庞大的资金需求,应该优先将市民化意愿强烈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分项计算,得出:沿海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为21万元;内陆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为16万元.加快户籍、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对于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资金来源、城市融入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非政府组织在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作用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环节,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的必经之路.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要依靠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还不应忽视非政府组织在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优势与作用.文章认为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降低农民工生活成本、 提供人文关怀和教育培训、 部分解决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 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程度等机制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必要的补充措施,丰富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路径选择.     

二元户籍制度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浅析

由于二元户籍制度背后存在着各种隐性权益,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一系列基本权力保障和公共服务难以享受,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要付出巨大的个人成本。本文系统的分析因二元户籍制度存在引起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成本,通过相应的制度改革降低市民化成本,使新生代农民工顺利市民化,真正融入到城市中。     

二元户籍制度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浅析

由于二元户籍制度背后存在着各种隐性权益,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一系列基本权力保障和公共服务难以享受,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要付出巨大的个人成本.本文系统的分析因二元户籍制度存在引起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成本,通过相应的制度改革降低市民化成本,使新生代农民工顺利市民化,真正融入到城市中.     

非正式制度视角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障碍——以湛江市为例

以湛江市农民工为调研对象,通过"湛江市农民工市民化现状、意愿及障碍情况"问卷数据,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及障碍。结果显示:湛江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比较高;农民工市民化非正式制度方面的障碍包括城市归属感、故土情怀和进城成本。进一步,基于湛江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现状及未来系列重大项目带来的经济发展潜力,探讨了促进欠发达地区农民工市民化的措施。     

基于双重结构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及其影响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推进农民工及其家庭融入城市,享受与城市户籍居民身份统一、权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公共服务和权益保护,是促进我国城市化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条件。通过在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进行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1000余名农民工的调查问卷,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个体结构与社会结构,研究了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之间关系。提出了建立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增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形成培训就业长效机制,增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优化农民工市民化环境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市民化与户籍制度改革:进程与思考

我国传统的二元户籍制度是阻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最重要的制度性障碍。改革开放后传统户籍制度改革经过了制度框架内的初步调整、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全面展开和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尝试和创新的过程,推动了农民工向城市市民的转换。然而,在此过程中也呈现出农民工市民化需求结构与改革进程之间的矛盾、需求层次与改革配套推进之间的矛盾以及改革加速与地方政府公共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需要协调户籍制度改革中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解决农民工市民化背后的成本分担问题以及提升服务型政府的能力。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利益关系分析

加速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可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由以工业化为主要推动力转变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共同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涉及政府主体和非政府主体在公共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人口计生、住房保障、公共文化和基本社会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利益关系,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主体在博弈中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满足政府主体的利益是农民工市民化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政府主导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增进农民工和城市原居民等非政府主体的利益,直到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稳定城市化。     

大力促进宁夏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涉及农民的切身利益,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宁夏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以及农民工对自身市民化、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市民化的认识和态度,我们按照农民工和城市居民所从事行业的不同进行分群,并随机抽样以获取调查数据.通过对此次问卷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尽管近年来宁夏农民工市民化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与户籍制度不匹配、不协调、不同步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需要在今后的发展和改革中加快解决.     

社会成本、分摊机制与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满足农民工的公共服务、权益保护等需求会产生相应的社会成本。这种成本根源于农民工劳动的制度性贬值与基本权利缺失,并具有动态累积的特征。面对社会成本的巨大挑战,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需要构建一个成本分摊机制。这就需要以培育农民工具有城市经济适应能力分摊私人成本、矫正经济主体的行为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公共财政分摊不可内部化的外部成本为思路,"循序渐进"地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创新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公共服务制度与户籍制度等,以及"平行推进"制度创新的相互协调与政策衔接等。     

论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构成

“十二五”规划提出,要稳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市居民,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市居民作为推进城市化过程的重要任务.农民工“市民化”是现阶段我国推进城市化的重要任务.让那些已经在城市长期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真正融入所在的城市,平等地享有城市市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和政治权利,需要政府从多方面进行投入.主要包括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以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等,这就涉及到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巨大成本.本文探讨了这一成本的构成要素和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