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产权和管制的相对重要性以及交互关系:来自中国电力行业的证据

本文采用1999—2010年中国的分省面板数据从竞争、产权改革和管制政策三个维度来检验经济体制改革对电力行业产出效率的影响,从单因素效应、多因素效应以及其间的交互关系三个方面分析改革政策对于行业增长的相对重要性。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实证研究表明:(1)在单因素模型中,产权和管制政策变量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竞争效应不显著;(2)在改革政策的联合模型中,产权和管制政策的作用相对重要,竞争正向效应的显著性提高;(3)改革政策间的交互关系均对产出绩效具有负向影响,表明改革政策间的配套效应尚未实现预期效果。以上结果在不同的指标设计和模型设定下均是稳健的。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明显的政策启示: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应当继续推行厂网分开和主辅分离,确立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进行改革设计时需要兼顾考虑改革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和其间的交互影响,全面评估改革措施的作用效果。     

技术进步、价格调整与制造业电力需求

电力需求快速增长引发的碳排放问题日益严重,中国环境容量能否承载未来电力需求持续高速增长的压力备受关注。不同产业部门电力需求存在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技术联系,基于东部11个省份2007年投入产出表,测算生产过程中某一部门技术进步引致的经济系统中所有产业部门电力需求的变化幅度,以此判断对电力需求影响较大的制造业部门,并利用投入产出价格模型计算各产业部门生产成本对电力价格增加的敏感度,识别出价格效应显著的各制造业部门。综合技术进步效应与价格效应后,比较各产业部门在电力需求上的节能减排潜力的结果显示：在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东部各省份,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工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4个产业的技术进步效应、价格效应均能显著抑制电力需求增加,具有较大的节能减排潜力。但实践上通过价格效应实现降低碳排放的目标,还需考虑碳成本转化率、市场结构、替代品替代效应、产品需求弹性等因素的影响。     

基于空间视角的中国电力碳排放驱动因素研究

随着“30·60”目标的提出,以及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要求,电力行业碳排放的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在区域间碳转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重新计算电力行业碳排放,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2002—2019年中国电力碳排放的空间相关性,以及驱动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特征。空间面板分析和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人口数量、人均用电量和产业结构均对电力碳排放有显著正向影响,经济发展存在“以邻为壑”现象,电力碳排放的空间聚集效应正在减弱。因此,控制电力碳排放,应考虑周边省市的空间溢出效应,加强区域联防联控,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驱动中国电力消费变迁的影响因素探究

本文基于中国2008-2018年各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实证分析方法对影响电力消费的诸多因素进行检验和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数量和科技发展提升1％,对电力消费增加的促进效应分别为0.536％、0.871％、0.050％,均表现为正向效应,并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价格水平对电力消费的影响表现...     

市场竞争、产权改革和管制与中国电力行业的增长

对现有电力体制改革进行绩效评价和经验总结,对进一步深化行业市场化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采用1999-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市场竞争、产权改革和管制政策三个方面实证分析市场化改革对电力行业增长的影响,考虑到改革变量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实证结果显示,在控制经济增长、人口规模、城镇化率、工业化率和对外开放度等影响因素后,引入竞争和产权改革均对行业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产权改革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管制政策对行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但稳健性较弱.以期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继续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提供现实的借鉴.     

直购电试点政策与火电行业资源错配研究

政策试点在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电力市场正是在试点改革中成熟起来.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产业,电力行业如何通过改革来改善资源配置、提高能源效率已成为社会各界关心的重要议题.本文以直购电试点政策为例,结合2003-2013年火电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直购电试点政策的资源配置效应.研究发现,通过改善原有电力调度制度,直购电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电力企业的资源错配程度.在政策试点早期,国有和集团电厂的资源错配情况改善较民营电厂改善更为明显,但在长期,国有电厂的资源配置未见显著改善.此外,试点政策也未能为清洁节能机组提供足够的激励.本文的发现为继续推动电力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进一步优化行业资源配置具有借鉴意义.     

全球电力市场化改革与中国战略

本文利用98个国家／地区资料,描述电力市场、现货市场、远期合约和期货市场的发展脉络。模型显示,电力现货与期货市场对电力市场化有显著影响,电力市场化程度与经济发展相互激励。中国未来20年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战略是：第一步,放开发电和售电环节,构筑多元化竞争主体。第二步,发展电力现货市场和远期合约交易。第三步,渐进发展电力期货市场。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充分展示不同阶段成就和问题,为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提供建议。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效应

以广东、安徽和四川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为研究对象,运用合成控制法,构造合成粤皖川、合成广东、合成安徽、合成四川,通过对比真实试验区技术市场成交额实际值与合成试验区技术市场成交额的反事实估计值,探讨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试验区科技成果转化的总体效应和个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总体上显著促进试验区省份科技成果转化,其中,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对广东、四川科技成果转化具有显著促进效应,而对安徽科技成果转化的效应不显著;政策效应在政策实施当年即已显现,两年后明显增强;科技经费投入、经济规模、技术成熟度、人口集聚、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等因素对科技成果转化具有显著影响。     

碳排放约束下的中国电力需求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7—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Moran’s I统计量和空间杜宾(SDM)计量模型,对碳排放约束下电力需求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果:Moran’s I统计结果发现电力需求量在地理空间上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和地理集聚特征;模型估计结果发现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对电力需求量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同时通过溢出效应使其他省份电力需求上升。而分地区模型估计结果表明该影响具有地理差异性;经济和城市化对电力需求量具有显著的推动效果,其溢出效应也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另外,经济发展与电力需求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因此,国家实施碳排放减排措施应该考虑空间关联和地理差异性,同时应加速城市化进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以在实现CO2减排目标的同时保障电力的正常供应,为经济的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能否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基于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实证检验

基于2007—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DEA模型测度2007—2019年我国各省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采用面板T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的效应。研究发现：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提升,同时存在区位异质性、要素禀赋异质性和政府能力异质性。第一,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效应较为显著,中部略高于东部,西部地区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效应不显著。第二,在中要素禀赋和低要素禀赋地区,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的效应显著为正,高要素禀赋地区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的效应不显著。第三,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的边际效应随政府能力由强变弱依次递减。机制检验表明,农地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加速农地流转的中介效应显著提升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效率,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介效应不明显。     

结构变化、效率改进与能源需求预测——以中国电力行业为例

本文利用宏观经济学的方法提出一个长期电力需求模型以分析影响中国电力需求的主要因素。如预期的一样 ,当各种因素受市场力量的进一步约束时 ,影响需求的各项变量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经济改革以后更加稳定也更为显著。一个误差修正模型为预测中国电力总需求的短期波动提供了适合的框架。 1 978年经济改革以后 ,需求的GDP弹性估计为 0 .8左右 ,低于改革前 (1 978年以前 )。结果表明 ,虽然GDP仍是影响电力需求的最重要因素 ,但电力需求与中国的结构变化及效率改进是负相关的。这意味着对于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来说 ,GDP的高速增长并不总是伴随着高的电力需求 ,并解释了为什么 1 998年经济增长率为 7 8% ,但电力消费却只增长了 2 8%。     

延迟退休年龄与养老保险收支余额:作用机制及政策效应

文章通过连续时间养老金收支模型分析认为延迟退休年龄对养老保险计划收支余额的影响来自四个方面的效应,即缴费年限效应、领取年限效应、替代率效应和差异效应。改革的最终效果是上述四种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短期看,前两种效应占据主导;长期看,后两种效应也具有显著影响。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效果和工资增长率、养老金增长率、改革速度以及未来参保人口结构有关。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无论从改革过程还是从对养老保险计划收支余额的影响看,延迟退休年龄都是一个复杂而渐进的过程,延迟退休年龄必将减轻政府在养老保险方面负担的传统说法并不全面。     

中国房地产财富效应地区差异分析

自2009年6月份以来,中国房价再次快速上涨,研究房地产财富效应显得极为必要。本文利用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各地区房地产财富效应,研究表明:4个直辖市、东北和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负向财富效应,中西部地区财富效应不显著;经济越发达地区,房地产负向财富效应影响系数越大,居民住房压力越大,房价对消费的挤出效应也越明显。本文还分析了房地产负向财富效应和高房价的后果,并浅议了改革方向。     

股权分置改革、大股东“掏空”与审计治理效应

以A股公司为样本,以非标准审计意见作为审计治理效应的代理变量,分析了股权分置改革前后外部审计对大股东"掏空"治理效应的变化。研究发现,在股权分置改革前,大股东"掏空"与非标准审计意见显著正相关,外部审计对大股东"掏空"具有揭示和抑制作用;但在股权分置改革后,外部审计对大股东"掏空"的揭示和抑制作用下降。审计治理效应发生变化的原因在于,股权分置改革后大股东为了顺利套现,存在购买审计意见的强烈动机,这一动机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显著降低了外部审计的治理效应。     

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的宏观经济效应:一个模拟分析

文章考虑了我国非正规就业普遍存在的现实,构建包含非正规就业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研究发现,不同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的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存在显著差异:(1)就长期效应而言,以降低正规部门雇佣成本为内容的第一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以降低正规部门议价能力为内容的第二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均有助于产出的增加以及就业的正规化(即长期收益);(2)就短期效应而言,第一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在短期中引起产出的显著下降和失业的显著上升(即短期疼痛),而第二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则并未引起失业的增加.进一步,文章发现货币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的效应具有重要影响:就基准政策看,旨在降低雇佣成本的第一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的效应具有显著的"以短期疼痛换取长期收益"的特征;在Evans规则下,第一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的这一特征则不复存在.因此,无论采用哪一种改革方式,Evans规则均可以作为配套性货币政策;并且就改革的效果而言,第二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可能更为可取.     

纵向一体化抑或专业化?——来自中国电力行业市场化改革的证据

本文构建了一个考虑改革前电力市场发展平衡度的理论模型，利用2003年中国电力行业“厂网分开”的准自然实验，采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同时考察了该项改革对发电部门与供电部门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纵向拆分显著降低了发电企业的生产率，但提高了电网企业的生产率。进一步分析表明，纵向拆分对发电与供电部门企业生产率影响的差异与改革前电力行业内部发展平衡度有关：在改革前发电部门投资更受重视而供电部门投资更受抑制的地区，纵向拆分会增大对发电企业生产率的抑制效应，并扩大对电网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效应。     

跨境电商改革与工资收入：一个新开放视角

跨境电商作为一种新开放形式,对于稳定进出口和吸纳就业具有重要的作用,也是促进我国经济走向“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途径。为此,文章以设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作为研究案例,结合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系统评估跨境电商改革对试点城市公司员工平均工资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且着重探讨跨境电商改革所带来的就业效应、减负效应和减贫效应。研究发现：（1）跨境电商改革显著提高了试验区公司员工的平均工资收入。（2）跨境电商改革主要提高了东部地区和高互联网普及地区、第二产业和工商业、小规模公司、民营公司和低工资水平公司等样本组的公司员工工资收入。（3）供给侧的税收优惠政策显著降低了试验区公司的税率和融资约束程度,并且有助于提升公司的员工工资收入；而公司行为反映了需求侧变动,公司扩大就业规模和改善人才结构是跨境电商改革提升员工工资收入的重要影响渠道。（4）跨境电商改革显著提高了个体和家庭的收入水平,缓解了试验区试点城市的相对贫困问题。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创新：基于质与量双重视角的考察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形成的多元融合制衡的股权结构,既能提高公司治理质量又能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文章基于2003～2017年国有企业股权结构数据,从“质”与“量”的双重视角考察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而且其所产生的股权主体多样性和融合度(制衡度)对企业创新也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机理主要在于改善公司治理和减轻政策性负担,政府放权程度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存在互补作用。此外,相比于垄断性行业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上述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发挥公司治理作用和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促进国有企业创新提供了经验借鉴。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与传导机制

将2015年开始的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作为一项准自然试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基于2008-2018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评估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进一步,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从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两条路径实证检验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传导机制。结果发现：全面创新改革试验能够显著提升试验区创新能力,这一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与安慰剂检验后仍然稳健。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市场活跃度、人力资本水平和产业结构均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经济开放度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此外,全面创新改革试验通过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有效提升试验区创新能力。未来,政府应加大对科技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提高财政研发投入,加快科技与金融结合步伐,不断促进各创新要素集聚与协同。     

金融集聚、区域特征与因素影响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31个省份平衡面板数据，利用Moran指数分析金融集聚的省域空间分布特征，并通过双固定空间杜宾模型对金融集聚影响因素效应进行空间计量和效应分解。研究表明，金融集聚呈现出显著空间正相关与异质性双重特征。经济基础具有显著负向间接效应但直接效应不显著，对外开放具有正向间接和负向直接效应，区域创新具有正向直接效应但间接效应不显著，政府行为和人力资本在直接和间接效应方面均不显著，规模经济具有正向直接和负向间接效应。据此，有必要通过强化经济支撑、提升政务水平、改善金融生态、扩大对外开放以及改革人才机制等策略来提升金融集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