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还是压力：家庭负债如何影响居民幸福感——来自中国家庭微观数据的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家庭负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家庭未偿负债总额及异质性债务均会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家庭债务通过闲暇、心理抑郁以及财务困境渠道抑制居民幸福感的提升。负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而认知能力和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于缓解负债对居民幸福感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能为理解我国居民幸福感提供证据,同时也为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福利水平提供参考。     

家庭债务对消费支出的非线性影响——兼论居民部门加杠杆的可行性

运用2010—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探讨家庭债务对消费支出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并测算家庭债务的合意规模。研究结果发现,家庭债务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这种效应主要体现在住房债务。当债务规模较低时,家庭债务缓解流动性约束,促进消费支出;而当债务规模较高时,流动性约束的缓解作用会弱化或转向抑制。异质性分析表明,非住房债务提升消费,适度负债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扩容东部和中部地区家庭的消费支出。进一步地测算出家庭债务收入比的阈值是133%,债务GDP比的阈值是57%。当前我国家庭债务处于合意规模区间,而部分省份的住房债务远超阈值,这需要引起警惕。综合来看,非住房债务规模和比重可以适当扩大,我国居民部门还有结构性加杠杆的空间。上述发现对促进国内大循环,防范债务风险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金融素养、风险态度与家庭投资效率——基于新疆地区的微观调查数据分析

本文基于对新疆家庭投资效率的调查问卷数据,在控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基础上,通过面板回归模型重点研究家庭投资人员的金融素养、风险态度对家庭投资效率的影响,探究在风险态度作为调节变量时,金融素养和风险态度的交互项对家庭投资效率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素养对家庭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素养水平越高的家庭其投资效率更高;越偏好风险高的理财产品以期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的家庭,其参与金融市场投资的效率更高。     

金融知识促进了“以房创业”吗——基于CHFS数据的研究

运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重点研究金融知识对利用自有房产进行生产经营的家庭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知识会显著促进家庭利用自有房产进行创业。通货膨胀知识和投资风险认知知识会显著促进家庭的自有房产创业参与，而利率知识却对其有负向影响，但这一影响不显著。金融知识对农村地区、低学历水平和低财富水平家庭的促进作用更大。东部地区利用自有房产创业的概率显著低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也低于中部但系数不显著。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金融知识会促进家庭财富积累而缓解流动性约束对创业的抑制。金融知识水平提高可以增强家庭的风险偏好，从而降低传统风险规避意识对创业的抑制作用。在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困境的现状下，金融知识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的提升会大大提高家庭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从而降低信贷约束对企业家才能的实现。     

数字金融对家庭社会关系网络风险分担的影响——基于家庭金融脆弱性视角

提高居民家庭的抗风险韧性、降低其金融脆弱性是防范规模性返贫风险的关键。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提升长尾群体的金融服务可得性，部分替代熟人借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风险分担。使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网络能够降低家庭的金融脆弱性，实现对家庭风险的分担，且数字金融发展对社会关系网络的风险分担功能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数字金融对家庭社会关系网络风险分担功能的影响机制包括：推动家庭使用数字金融形成借贷行为挤出社会关系网络借贷，降低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分担风险的需求；提高家庭收入水平以积累审慎性储蓄增强其抗风险能力；促进家庭购买商业保险实现重大风险转移以降低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分担风险的黏性。相比数字金融覆盖的广度和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对社会关系网络的风险分担功能的替代作用更强；对农村和户主有外出生活或工作经历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与社会关系网络在分担家庭风险时存在互补关系，否则表现出替代关系。本研究有助于了解数字金融发展背景下家庭风险分担渠道的变化，并帮助脆弱性家庭提高抗风险能力。     

地方政府债务危及金融稳定问题初探

本文通过对黄陵县乡、村两级债务及负债中银行贷款与县域不良金融资产占比的调查,与全国地方政府债务情况进行了对比,论证了地方政府债务已成为危及地方经济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因素,并就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家庭债务对耐用品消费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11年中国金融调查(CHFS)数据分析了家庭债务对耐用品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债务对耐用品消费的购买概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与该耐用品的家庭拥有率呈负相关关系,即家庭债务对低家庭拥有率的耐用品的影响更大。     

社会医疗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机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社会医疗保险体制改革,不断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而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增长和结构变化受收入水平、教育状况等多种因素影响,其中社会医疗保险是家庭资产配置的重要影响因素。运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分析社会医疗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最优社会医疗保障程度在60%左右,参保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较未参保家庭显著高了35%,社会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的提升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概率、规模和比重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医疗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主要影响机制是替代效应,即随着社会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的提高,家庭将安全资产转移到风险资产,从而提高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深度和收益水平。     

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活动的影响

文章运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不同水平的金融知识以及不同的金融知识结构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存在差异性。除创业决策之外,金融知识还能显著改善家庭创业项目的经营情况（包括创业规模、创业绩效、创新活动）。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知识通过拓宽信贷渠道、增加财富积累、扩大“人情”消费支出、提高风险偏好对家庭创业产生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知识对农村地区家庭、中年户主家庭、男性户主家庭、低学历户主家庭创业活动的正面影响相对更大。     

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主要运用Heckman两步法研究了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为了克服信贷约束的内生性对估计结果产生的影响,引入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估计。实证分析结果一致表明,信贷约束阻碍了家庭消费,使家庭的实际消费低于理论上的最优消费。家庭总资产、总收入、家庭规模、学历、房产数量对家庭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风险厌恶对家庭消费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另外,那些总资产规模小、老年抚养比高、户主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身体状况一般的家庭受到信贷约束的概率显著提高。因此,改善金融环境和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是促进家庭消费的重要措施。     

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家庭储蓄率吗？

目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偏高,不利于内需增长。数字金融的出现和发展为降低家庭储蓄率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但现有文献对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储蓄率的机制研究不足,相关经验证据也较为缺乏。本文认为,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提供更多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门槛为家庭承担风险和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更多途径和便利,有助于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进而降低家庭储蓄率,且这种效应对于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家庭（如收入和社会资本较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高的家庭）更为显著。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2015年、2017年数据和2012年、2014年、2016年城市层面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分析发现：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效应显著,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会降低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概率,而面临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有较高的储蓄率,因而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的路径降低家庭储蓄率;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的负向影响具有显著的家庭异质性,对有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收入较低家庭、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边际影响更大,而对储蓄率很低家庭（储蓄率最低的20%样本家庭）的影响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做了如下拓展和改进：一是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拓展了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和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中国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提供了一种解释;二是采用多期家庭储蓄数据和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检验,为数字金融发展的家庭储蓄率降低效应及其缓解流动性约束路径和家庭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发展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储蓄率,释放家庭消费潜力,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多渠道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有效缓解收入较低、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促进弱势群体的消费增长。     

中国农村居民家庭的负债决策及程度: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考察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微观数据,文章考察了中国农村居民的负债决策及程度。研究发现家庭的生产经营和住房是影响农村居民负债的两个重要因素,而金融资产与负债可能性及程度显著负相关,各个收入阶层的农村居民都存在资金需求,收入高低并未显著影响负债决策和程度,利率和价格预期这两个直接关涉成本收益的因素也影响了居民的负债决策。     

金融发展、金融知识与财产性收入

在当前中国金融发展水平日益提高、而居民金融知识相对匮乏的现实背景下以及鼓励居民拥有更多财产性收入的政策导向下,研究金融发展、金融知识与财产性收入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金融发展和金融知识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提高了财产性收入,即金融发展对财产性收入具有增长效应;而金融知识对上述增长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金融知识水平较高的家庭从金融发展进程中受益更多.通过对人力资本水平、家庭风险偏好以及户口类型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家庭、风险偏好较高的家庭以及城镇家庭在金融发展进程中受益更高,金融知识的调节效应也存在一定差异.未来在推动金融发展的同时应重视向大众普及基础的金融知识,这有利于促进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和提高财产性收入.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防范与化解探析

近年来,随着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推行,地方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公共服务能力,通过财政投融资平台等各种方式举债融资,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负债的偿付风险以及由此诱发的金融风险和政府信用风险也与日俱增。本文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现状、基本特点及其形成原因,提出了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若干对策。     

家庭信贷状况及其收入效应——基于处理效应模型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发布的微观调查数据,对中国家庭借贷状况进行了分析,并构建处理效应模型检验了信贷支持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能够获得银行贷款的家庭相对较少;在影响家庭贷款可得性的因素中,受教育程度、政治地位、资产规模等因素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户主年龄、风险偏好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显著为负;城乡家庭之间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存在差异,但地区间的差异并不明显;信贷支持能够显著提高家庭收入水平,但是在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中的影响存在差异,贷款的收入效应在低收入水平家庭中并不明显。     

“类金融”融资模式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研究——以沪深两市家电上市公司为例

[目的/意义]随着融资模式的多元化, 通过"账期"低成本占用各方资金的"类金融"融资方式成为企业资金的主要来源。这种新型融资方式通过影响企业资金流来影响其投资效率。本研究有助于度量"类金融"模式下债务来源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具体影响, 从而提高投资效率。 [方法/过程]利用我国2011-2015年家电上市公司相关数据, 运用残差模型和效率模型, 研究"类金融"融资企业无息负债与有息负债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结论/结果]结果表明:"类金融"融资企业无息负债明显高于有息负债; 企业无息负债与投资效率正相关, 企业无息负债既可以有效抑制企业过度投资, 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投资不足, 有利于负债相机治理作用的充分发挥; 有息负债则会加剧企业过度投资, 未能发挥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      

基于SVAR模型的中国家庭债务与企业债务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采用1997-2013年季度数据,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实证检验了中国家庭债务、企业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家庭债务、企业债务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家庭债务解释了近30%的产出波动,企业债务则解释了近40%的产出波动。在短期中,家庭债务与企业债务增长会促进总产出的扩张;长期中,高家庭债务规模会阻碍经济增长,企业债务对产出的影响趋于平缓。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加强金融市场监管,引导家庭部门与企业部门根据自身资源状况进行借贷,合理控制债务规模,降低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     

个人所得税对财产性收入的再分配效应——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模拟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实现从无到有、由少变多的转变,成为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财产性收入对总收入基尼系数的贡献率越来越高,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已不容忽视。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将租金收入纳入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征收范畴,发现财产性收入的集中率降低;通过对财产性收入中各分项收入的分解测算发现,租金收入纳入综合所得计征个税后,对财产性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显著下降,对财产性收入差距的缓解作用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家庭负债、金融知识水平和投资风险偏好是扩大财产性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改变财产性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需要培养投资理财意识,同时优化个人所得税税制结构,加强对财产性收入的调节作用。     

西部欠发达地区金融创新支持家庭农场浅议——基于陕西省富平县家庭农场金融需求情况的调研

家庭农场作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对促进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意义重大.但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西部欠发达地区家庭农场融资供需矛盾较为突出,本文从基层调查实际出发,归纳了家庭农场金融需求特点和金融服务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     

应对地方债务风险演变的路径选择——以A市为例

近年,地方债务高涨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国内对其研究主要集中于风险测算,而研究债务风险对经济金融深层次的影响较少。通过对A市的调查,发现地方债务发展具有阶段性,且地方债务的"借、用、还"存在透明度下降、准备金不足、逾期额攀升等新问题。现状分析表明,地方债务风险对经济金融影响明显,结合国际地方债务管理的经验,并基于新《预算法》出台的背景下,提出近期和长期应对地方债务风险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