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

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沿用了50多年前布雷顿森林协议的基本原则和观念，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金融危机的爆发，呈现出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已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本文在分析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之后，论述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出路在于建立一个能稳定国际货币，防范国际金融危机，高效灵活，公平合理的新体系。     

国际金融体系应该进行改革

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接受中国记者专访时表示，国际金融体系应该进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在稳定全球金融市场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发展中国家也应在该组织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他说，中国始终非常关注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问题。由于国际货币体系本身内在的不合理性，导致全球资源分配不平衡。中国呼吁发达国家加快资金和技术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向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市场，认真落实前不久达成的蒙特雷共识。基金组织应督促发达国家尽早实现官方发展援助占国内生产总值０．７…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新问题与新的突破口

论文评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对国际金融体系重新反思的新观点和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各种建议意见,提出了在新的形势下需要寻找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新的突破口。论文论述了把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建立遏制国际金融市场操纵和投机的规范作为新突破口的意义和价值,并论述了其可以取得突破的可能性。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重建：问题、前景和可能方案

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世界上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的人非常多，而且正在越来越多。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难点和趋向分析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不但世界经济前景面临严峻挑战,而且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充分暴露,改革的呼声骤然高涨,改革方案也由此成为各国政府决策者、金融家、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到目前,各种有关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方案和建议层出不穷,其中较有影响的有：⑴不干预方案...     

中国与国际金融体系:一种发展型政府的视角

2006年12月26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与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联合举办的“中国国际经济地位与开放战略再探索”理论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小礼堂隆重召开,来自上海市及长三角其他城市的80余位世界经济研究领域的中青年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围绕在对外开放新阶段如何提升中国开放战略、优化开放政策等一些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讨。为反映本次研讨会的精彩内容,本刊特将与会专家的发言要点整理并予以刊出,以飨读者。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迈向公平合理

二十国集团（G20）首尔峰会11月11日至12日举行,这次峰会是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各成员领导人第五次聚首。此前,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韩国庆州闭幕。会议达成重要协议,并发表联合公报,取得重要成果,     

全球金融监管与金融结构改革——国际金融与经济体系改革委员会研究报告

日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史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教授就国际金融与经济体系改革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公开讨论。斯蒂格利茨教授是联合国国际金融与经济体系改革委员会主席,而余永定教授是该委员会中唯一来自中国的委员。国际金融与经济体系改革委员会已向联合国提交了改革建议报告,两位教授在本次公开讨论会上简要介绍了报告的主要内容。     

全球化与国际金融

20世纪末，全球各地发生的一系列金融危机，使越来越多的人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一些激进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提出了“解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提出了创设全球性的“中央银行”的建议。我们认为，这两种方案都不可取的。通向金融新秩序的最重要的措施，还应该立足于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的改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与投票权改革

国际金融危机凸显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与投票权机制的诸多弊端。在多次G20峰会的推动下,IMF份额改革不断稳步推进。G20首尔峰会正式确认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这是IMF历史上一次最根本性的治理改革,有着多方面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份额改革使中国坐上了IMF的第三把交椅,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试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世界经济每发生一次金融危机都注定会引发有关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而在每一次改革之后人们都会发现,实际的改革进展要小于改革前的期待。开始于2008年下半年的这场讨论也不会例外。这是因为,不同的改革提案反映了不同的利益关系,最后只有一部分符合共同利益需要的提案才会转化为改革成果。     

论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最新进展:全球金融市场LEI系统的构建

2010年11月,美国基于金融监管改革的需要率先提出了为美国金融市场构建LEI系统的设想。这一设想为推进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特别是构建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后,美国在G20框架下通过金融稳定委员会积极推动全球金融市场LEI系统的建设。由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市场LEI系统的构建一方面代表了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方向,另一方面也将对广大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国家产生复杂的影响。该系统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在操作层面还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中国应当积极参与该系统的构建,在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货币的国际可交易性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货币的国际可交易性指货币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得到普遍接受、持有者很容易用它去交换世界各国商品的性质。要准确衡量货币的国际可交易性,必须把使用量和使用范围综合考虑。以货币的国际可交易性来衡量,美元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大国际货币,全面发挥了国际间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储藏手段的职能。货币的国际可交易性与国际货币体系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国际金融监管趋势与我国金融监管体制选择

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也进行了一系列变革，监管体制向功能监管、统一监管方向发展。本文就此对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变革以适应国际趋势提出建议。     

金融监管大部制：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目标设想与路径选择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潮流,中国金融监管模式面临严峻挑战,现行的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组织体系将无法适应金融开放与金融创新以及混业经营带来的风险。金融监管大部制成为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目标模式。金融监管大部制的实现要循序渐进,逐步独立于政府其他机构。     

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

从18世纪到现在，有过各种各样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由于各国经济实力不平均，各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不同，不同国家的货币具有不同的能量，类似一个太阳系，当今美元是主导货币，其他国家的货币是围绕美元的“行星”，这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太阳系”模式。这个太阳系不断地快速变化，每一个时代图像是不一样的，     

金融传染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爆发的金融危机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传染性 ,金融传染成为金融危机的主要特征。金融传染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者信息的不对称和金融市场流动性的限制。金融传染国家的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导致金融传染的根本原因 ,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加剧了金融传染的可能性。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努力可能为将来防御金融传染作出贡献     

美国金融危机后的国际货币体系重构

文章提出了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未来演化路径的构想,并详细的分析了该演进路径形成的机理和原因。短期内,美元单一货币霸权仍将一定程度的延续;中期内,国际货币体系将走向多元化;而在长期,超主权国家货币将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方向。最后,文章据此提出了我国的应对建议。     

改革国际货币储备体系

作为中国委员,我主要讨论一下中国的情况,尤其是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因为这项改革事关中国的利益,但是我认为它还没有引起中国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