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下乡”是非强制性但更有成效的“软性整合”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撰文指出：伴随国家政权下乡，是公共服务的“下乡”，“服务下乡”是国家向乡土社会渗透的一种新的方式。“服务下乡”是国家通过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将国家权力延伸到乡土社会，是“政权下乡”的重要补充，并能够起到国家政权整合所无法起到的作用，其重要标志就是“七站八所”的设立。     

安倍政权与日本的亚洲外交

小泉政权虽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小泉剧场”却不会因小泉的离去而冷清,“小泉剧场”正在新上演“安倍剧”,这些都是这个时代的“日本剧”。安倍政权将在多大程度上维持、何种程度上抛弃“小泉政治”,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安倍政权在亚洲外交方面进行怎样的策略安排,也一个值得关注的核心问题。短期看,安倍将奉行一种“暧昧性的战略”,采取避重就轻的过渡性方针。     

改革总动员:摸着“地雷”过河

引言：在战争年代，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在市场经济年代，是“钱袋子里出政权”。没有财权，就没有事权，最后会没有政权。改革总动员，就是对“钱袋子”的争夺，就在于如何“开源节流”。１９９９年３月，新的一届中央政府满一年了。这一年，堪称改革总动员的一年。一...     

前燕兴衰

在五胡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南燕、北燕、西燕等政权，史学界习惯上称之为“诸燕”政权。，实际上，最早是在慕容魔统治期间．由于其所控制的地域都在从前战国时代的燕国的疆域之内，中原王朝封慕容魔为“燕王”，此后慕容鲜卑建立的所有政权，     

明确区分执政党的执政部分与非执政部分

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拥有八千多万的党员，但是真正参与政权、实际直接影响政权运作的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能是全部的党员与党组织。更多的党员及其党组织游离于政权之外，他们基本没有参与到政权．没有直接影响政权运作的机会与平台。因此在党的建设中，必须把这些没有参与政权的党员群体——赦．政党的非执政部分与实际参与政权运作的群体——执政党的执政部分区别对待，而不能“一视同仁”地让这些群体整天也专注于去研究“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如何执政为民”。在实际的党建过程中，必须让这部分群体研究与自己的实际身份相符合的内容。     

人物

梅德韦杰夫与普京对立浮出水面 梅德韦杰夫的亲信近日声明，谴责支持总理普京的青年组织“纳什”骚扰批评苏联体制的记者。亲近普京的保守派则不满，俄罗斯“双政权”的对立浮出水面。事件起因是，莫斯科一家“反苏维埃”的饭店牌匾遭退伍军人抗议，一名记者称“这是普京掌握政权后重返苏联体制的证据”。     

如何实施乡镇综合配套改革

乡镇政权是国家在乡村社区设置的基层组织，上联“国家”下接乡村社会，“国家”通过乡镇政权对乡村社会进行直接治理，农民也主要通过乡镇政权组织与“国家”发生各种关系：目前，中央把推进乡镇机构改革，逐步建立廉洁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作为农村工作的重点来抓是很有意义的。李亚华同志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与思考，对如何更好地推进这项工作进行了探索，有一定参考价值。     

无产阶级和平取得政权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分析

“无产阶级和平取得政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暴力革命取得政权中的一个论断，无产阶级从来不放弃任何一个不流血就能够取得国家政权的机会，这是无产阶级的和平理想和信念。所以，根据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间契机，无产阶级和平取得政权是有其必然性和可能性的。     

国企改革要培育利益主体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建立了无产阶级自已的政权，无产阶级还要不要继续成为无产者？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提出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无产者起来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权，其愿望是成为有产者，而绝不是继续成为“无产者”。在国企改革中，我们应该把“工”者有其“股”的问题提出来，作为课题讨论，取得共识。本文就“工”者有其“股”的论题谈点认识，为国企改革“培育利益主体”的论题抛砖引玉。一、国企改革墙有利益主体的必要性（一）历史的证明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之所以能一呼百应，是因为起义军打出了“杀它济贫，均田地”的口号。失去…     

“太平洋经济共同体设想”在日本的演变与发展

“环太平洋构想”(又称“太平洋经济共同体设想”),日本在六十年代就开始酝酿了。1980年,前首相大平正芳把实现“构想”作为日本对外发展战略提出后,曾引起了亚洲太平洋地区各国的广泛注意。第二届中曾根政权又把“构想”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在策略上也具有了一些新特点。本文试就“构想”的演变和目前中曾根政权的作法作一些分析。     

“执政为民”与权力观、政绩观、世界观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时，是立党为公、夺权为民的；掌握政权时，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党和国家的公务人员来说，破除“官本位”意识，确立“民本位”观念，实现由“掌权做官”的观念向“执政为民”的观念转变。要实现好这一转变，应当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而且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论“特权阶层”滋生的经济土壤及其根治——从恩格斯的警示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创举

国家政权中滋生特权阶层并成为政权垮台的祸根之一,是无产阶级政权以前的一条政治经济规律。恩格斯从一般规律出发对新型政权提出防止“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警示,对此论述,应当从历史更替中深化认识。人民政权中有无再滋生特权阶层的经济土壤,苏联变质崩溃的历史经验值得认真研究。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提出和实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伟大创举,是根治特权阶层滋生经济土壤的关键出路,已为实践所证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从社会主义发展的整体出发,研究新型政权中滋生特权阶层的经济政治条件、表现特点和“两个必然”,从理论上论证和提出进一步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治久安的根本方略。     

略论倭国大王政权的性质

公元五世纪,倭国完成了政治统一。统一后的大王政权是“部族联合政权”还是奴隶制国家,各说不一。我认为,随着倭国的统一,管理更加复杂,促进了王权专制趋向的加强和政治制度的完善;以大王为最高统治者的倭国权力已是完全意义上的国家。理由如下: 第一,大王政权是统一政权,而不是联合政权。大王政权的统治范围,从古坟分布看,除东北北     

“离石胡”与民族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期。这一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逐步南迁。在前后三百多年的时间里，乘中原政权内争衰弱的机会，或攻击中央政权，或互相你攻我伐，形成了“五胡十六国”大动乱，史称“五胡乱华”。当时胡人大量集中在山西北部、吕梁山区的离石、石楼一带。其中叫“离石胡”的一支少数民族是“山胡”中最强大的一支。     

世界贫困的挑战（四）

七、“软政权”１．一个普通特征尽管程度各不相同，所有的欠发达国家都属“软政权”。这从其它条件中突出出来而成为一个重要特征，这些条件合起来造成了一个国家的欠发达。如果没有更多的社会纪律，发展将遇到巨大的困难，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被拖延。“软政权”这个词理解为包括所有的各式各样的社会纪律，它们表现为：缺乏立法和具体法律的遵守与实施，各级公务人员普遍不遵从交给他们的规章与指令，并且往往和那些他们本应管束其行为的有权势的人们和集团串通一气。腐败也属软政权这个概念。这几种行为模式相互关联，其含义在于在因果…     

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及经济学分析

现阶段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现状是总量供给不足,供给结构失调。其原因是农村基层政权的“事权”不断扩大,所承担的事务越来越多,而它的“财权”却很有限,受到农村经济本身的制约,导致总量供给不足;乡镇政府官员为了追求政绩,导致供给结构失调。“事权”与“财权”的严重失衡,在“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和农村民主政治尚不完善的条件下,必然导致农村基层政权将负担以各种形式转移到农民头上,而农民数量众多难以产生一致的集体行动抵抗这种行为,农民负担不断加重难以避免。     

乡镇机构改革要自上而下

我国9万多个乡镇政权，是国家政权结构中最底层的一级，是构筑共和国大厦的基石。但是，现有相当多的乡镇，机构臃肿，加上“条条专政”，很不适应日益繁荣的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需     

乡镇政权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乡镇政权是我国最基层的政权。在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正在逐步完善的农村经济发展进程中，乡镇政权在农民增产增收、政权巩固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乡镇政权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调整。一、问题及成因１、民主意识不强，政务缺乏透明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各级政府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依法治国”已成为我国的治国方略。但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直接脱胎于延续２０００多年的封建社会，建国后又直接引用了苏联模式（即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再加上“十年文…     

伊拉克“战争动员”:对美国总统话语的一种分析

国际政治经常以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更多的场合它则是与唇枪舌剑有关。事实上,在国际关系中,语言是至关重要的,它经常处于政治分析中的显著地位,并对实际的政治进程及其结果构成影响。作者关注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政府如何利用一系列政治话语,为发动伊拉克战争而铺平道路,并选择美国总统布什的“战争动员”话语,对其进行必要的社会/文化分析。文章提出一种研究假设,即布什把政治语言作为对伊拉克政策的一项战略工具,通过把萨达姆政权叙述为一个迫在眉睫的“敌人”,将它“邪恶化”和“罪孽化”,使美国政府在采取“更迭”一个主权国家政权的行动方面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     

伊拉克“战争动员”:对美国总统话语的一种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政治经常以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更多的场合它则是与唇枪舌剑有关。事实上,在国际关系中,语言是至关重要的,它经常处于政治分析中的显著地位,并对实际的政治进程及其结果构成影响。作者关注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政府如何利用一系列政治话语,为发动伊拉克战争而铺平道路,并选择美国总统布什的“战争动员”话语,对其进行必要的社会/文化分析。文章提出一种研究假设,即布什把政治语言作为对伊拉克政策的一项战略工具,通过把萨达姆政权叙述为一个迫在眉睫的“敌人”,将它“邪恶化”和“罪孽化”,使美国政府在采取“更迭”一个主权国家政权的行动方面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