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集聚、空间溢出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全国层面上,基于2002—2012年232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不仅可以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而且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增长。东中部城市的制造业集聚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和空间溢出,东部城市制造业集聚因要素成本上升等原因而使得其溢出系数小于中部;而西部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空间溢出则不显著。这就要求合理安排我国东中西部城市层面制造业集聚的格局,从而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中国本地研发、出口贸易和FDI的地区知识溢出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各省区1998-2011年的数据并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本地研发、出口贸易和FDI的地区知识溢出效应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三者中真正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做出显著贡献的是FDI,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实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结果。同时,外资不仅产生了地区内溢出,也产生了地区间溢出,并且地区间溢出大于地区内溢出,表明随着地方保护主义逐渐地弱化,地区间经济联系成为影响各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房价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房价在区域城市间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差异化预期理论,利用2012-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房价的面板数据,探求成渝地区城市房价的空间溢出效应。通过构建住房均衡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解释了不同预期下各因素对房价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得到的主要结论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房价在空间上已然形成体系,并且具有联系性和中心性的特征,核心城市对周边城市房价的带动作用日益显著,房价溢出效应明显。另外,预期是影响房价变动的重要因素。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能源强度的空间效应分析

现有有限的关于FDI影响能源强度的研究均从时间维度进行,忽略了FDI的空间外溢效应。本文利用空间自相关方法论证了FDI的空间特性。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回归模型方法计量分析了FDI对能源强度作用的空间关系。基本结论是:(1)FDI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不仅对本地区能源强度,FDI通过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能源强度的降低也有明显的作用;(3)无论对本地区还是周边地区,FDI集聚对能源强度的作用在逐年增强。     

空间集聚、FDI溢出与中国汽车制造业发展

中国制造业对FDI的空间依赖性已得到越来越多的文献所证实,但大多数文献都忽略了汽车制造业对FDI产业的空间依赖性。本文依据统计数据把中国汽车制造业分为内资汽车制造业和FDI汽车制造业,并以2003~2008年数据分别检验了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空间自相关性,同时,用空间面板模型进一步估计了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空间相邻效应、集聚效应和FDI汽车制造业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汽车制造业对FDI汽车制造业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FDI汽车制造业对内资汽车制造业还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以资产为载体的技术溢出更突出。目前,中国汽车制造业仍处地区竞争态势,还需因势利导,制定分类政策,促进中国汽车制造业集聚发展。     

空间溢出效应与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基于轻工业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

为揭示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以轻工业为研究对象,利用中国轻工业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基于ＤＥＡ 的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方法计算出省际轻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再运用空间回归模型偏微分方法衡量了各影响因素对轻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总空间溢出效应、区域间溢出效应和区域内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中国轻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联动性。在影响因素中,信息化、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对轻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金融扶持、城镇化、对外需求和对内需求对轻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金融发展的角力：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的非对称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不仅体现在东西之间与南北之间，相邻地区的发展差异也尤为突出，而金融发展中集聚与排斥效应的角力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本文通过检验2004—2018年31个省份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存在非对称空间溢出效应：相较于金融集聚，金融排斥的负向溢出效应更为显著，但是金融集聚能够有效缓解金融排斥对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进一步剖析发现，在相邻地区金融资源的势差分布中，金融集聚的虹吸效应激发了金融排斥，由此形成非对称空间溢出效应，并且这种效应具有长期性特征，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较为显著。此外，金融集聚的溢出效应源于金融效率的优化，金融排斥的溢出效应源自深化地理排斥、评估排斥和条件排斥。本文研究结论为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问题、增强区域经济增长动力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中国城市创新空间溢出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行政边界效应的视角

在城市创新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中,空间计量对于空间权重的选择具有敏感性。基于2003—2018年我国271个主要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引入强、弱行政调节因子构建改进的空间权重,对创新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比较。进一步引入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城市人口规模、产业集聚等因素对城市之间创新溢出的影响,并对创新空间关联进行分解,以探讨行政调节对各个城市创新溢出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中国城市创新存在空间依赖性和相互促进作用,城市创新空间溢出也会受到行政边界效应的影响;在地理距离空间上,城市人口规模能够促进城市间的创新溢出,但行政调节会减弱其影响。产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抑制了创新溢出,但行政调节可以削弱这种不利影响;在经济距离空间上,城市人口规模、产业专业化集聚和人力资本等因素能显著促进城市间的创新溢出,行政调节产生的作用不大。各个城市各创新影响因素表现出的差异性为我国各级政府制定创新政策与协调实践提供理论和经验依据。     

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进与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全局曼奎斯特-卢恩伯格(GML)指数测算2003—2017年中国285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分析了城市GTFP的时空演进，检验了城市GTFP的空间相关性，并用空间杜宾模型估计城市GTFP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GTFP呈现增长趋势，总体呈现“南(偏西)-北(偏东)”格局，城市GTFP标准差椭圆整体向西北方向发生了偏移，技术进步在提升中国城市GTFP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城市GTFP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特征。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促进邻近城市GTFP的提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研发投入和环境规制抑制邻近城市GTFP的增长，产生了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分别存在“竞相到底效应”和“污染泄漏效应”。     

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以沪昆线沿线城市为例

以沪昆铁路沿线区域及城市经济发展为分析对象,实证分析了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认为沪昆线的基础设施投资既产生了提高沿线区域及城市的运输能力、扩大沿线贸易量、调整沿线产业结构、促进沿线经济增长的空间正溢出效应,也产生了加剧沿线地区及城市要素的非均衡流动、非均衡经济增长的空间负溢出效应。     

金融开放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效应——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

金融开放对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具有显著的作用。通过测算长江三角洲城市群26个城市2005—2016年的金融开放水平,利用面板空间计量模型在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和邻接空间三种权重矩阵下对金融开放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显著,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金融开放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空间关联性,说明城市之间经济的相对发展水平是影响金融开放溢出效应的原因;在邻近关系上,金融开放也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表明本地的经济增长除与本地金融开放水平有关外,也与相邻城市金融开放水平有关;但分析认为,地理距离不是决定金融开放经济效应的主要因素;存在金融发展水平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和营商环境改善等实现机制,且金融开放溢出效应的叠加效应强化了该实现机制。据此,本文认为,以五大都市圈为单元进行金融开放,并与相应的发展政策相结合将是促进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基于空间模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应用生产函数以及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2009—2011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各经济指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在省域上呈现出较强的经济资源竞争关系,在空间溢出效应方面,商务业与交通运输业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溢出效应显著,而信息业有较弱的负向溢出效应。政府应关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各项影响,加大知识创新以提升该行业效率,增强生产性服务业经济溢出的转化能力,拓展生产性服务业应用领域以及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等。     

FDI溢出对高经济产出区的增长影响

运用空间Durbin模型和极大似然估计技术,以1991-2012年大长三角25城市和大珠三角21城市面板数据,对比检验了FDI溢出与城市生产率间的基本关系。发现：FDI对本地城市增长正效应显著存在并随时间增强,其空间溢出显著但在二地区行为相反;空间依赖在城市生产率增长中有增强趋势,但在二地区方向相异;FDI提高了二地区城市增长的条件收敛速度;空间溢出在二地区的核心和外围都存在但表现各异并有不同演变。上述结论对于二地区引进FDI和促进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长三角都市圈空间集聚扩散效应研究

文章以空间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考察了长三角都市圈16个城市1981年至2010年间区域集聚扩散功能的演化,并将影响该功能的潜在动因划分为城市空间效应和总体经济增长效应。随后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考察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实证研究证明,在过去近三十年间长三角都市圈呈现明显的经济扩散效应,这种扩散效应既是长三角都市圈内城市之间存在空间竞争效应和空间补充效应的结果,也是部分城市存在空间总体经济增长效应的结果。     

基于空间模型的中国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分析

考虑中国金融集聚的空间效应,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基于新增长理论,从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三个纬度,兼顾人力资本、政府行为与对外开放等因素,对2003-2010年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金融集聚呈现显著的空间地理特征,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溢出作用,而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溢出效应又存在差异。依据此结果,可以得出结论,一是中国经济和金融业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与差异特征,中央政府应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制度支持。二是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溢出作用,其中银行业的溢出作用最为明显。三是人力资本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极为重要,地方政府应在发展教育上下大功夫,培养人才,留住人才,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进而形成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     

人口分布与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理论与检验——中国256个城市空间面板数据实证:2001-2014

人口分布异质性和经济增长异质性是普遍的空间现象。文章以空间异质性为切入点,强调空间视角在人口分布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中的作用。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在考虑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的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后,发现理论上两者存在倒"U"型的关系;基于空间计量分析,通过中国256个城市2001-2014的空间面板数据验证了人口密度与经济增长倒"U"型关系存在的事实。与此同时,本文发现传统相关议题研究存在缺乏空间视角、忽视空间自相关性而结论有失严谨性等不足,指出未来的研究不仅理论上需要考虑空间因素,实证方法上也应该考虑空间分析技术和空间计量方法,以消除空间依赖性的影响。本文认为,城市人口聚集或疏解是一个自然过程,特大城市人口调控在"疏"而     

金融发展、FDI技术溢出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0年-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就金融发展水平决定的FDI溢出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表明,样本期内FDI通过其资本积累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作用有随时间而强化的趋势;金融发展具有放大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并由此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但目前来看这一影响还比较小;"金融抑制"现象依然存在并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但在经历了多年的金融体制改革之后,"金融抑制"现象已有所减轻,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趋于减弱。     

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在新经济理论框架下梳理劳动力空间集聚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即：劳动力空间集聚通过正向的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以及负向的市场竞争效应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由于各效应产生的时间和条件不同,劳动力空间集聚先是促进经济增长,但达到一定程度后,集聚成本上升并超过集聚收益,转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由此提出假设：劳动力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非线性影响。同时,通过数理公式推导,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运用GMM等估计手段,再次证明：劳动力空间集聚度存在“天花板”效应,劳动力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一个适度的区间。     

技术创新在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通过选取2010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了技术创新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经济增长因素后,反映技术创新的专利授权水平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不过,技术创新的作用还不及物质资本及其它经济增长因素的作用,这说明当前我国仍处于主要依靠物质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过度的政府干预会阻碍城市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不及基础设施的直接投资效应。大多数城市的规模可能尚未达到规模集聚经济的门槛,因而表现为规模不经济。城市经济增长还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表现出较强的空间临近溢出效应。     

中国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及机制

基于2011—2020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剖析数字经济和城市创新的演化格局，并运用多种计量方法揭示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城市创新发展水平总体均呈上升趋势，且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异格局。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水平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同时，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更为显著。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作用边界，在1200公里处达到峰值。通过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可通过提高研发强度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影响城市创新发展。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对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的空间效应和机制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