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地区的乡村社会救济--以市镇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江南乡村地区存在着政府、宗族和民间慈善三种类型的救济，它们各司其职，互相补充，构成了相对完整的乡村社会救济体系。这些救济机构大多集中于市镇，从而使得江南地区乡村社会救济事业的开展呈现出以市镇为中心的态势，这是由市镇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决定的。     

明清时期江南清明卜叶习俗与桑叶市场

明清时期,江南蚕桑区普遍存在着清明占卜叶事的习俗,蚕桑户通过各种方式占卜当年桑叶丰歉、叶价高低。这一习俗的形成与传播是当地蚕桑生产兴盛的折射。随着蚕桑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商品化进程,江南桑叶市场不断发展,并涌现出一批专门交易桑叶的特色市镇。叶市价格剧烈波动的特性,让种桑、养蚕的农户以及专事桑叶贸易的经营者都承担着很大的经济风险。作为蚕桑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女性成为经济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卜叶正是为了缓释这种风险和压力而产生的民俗事象。这类习俗既反映了农户希望借助超自然力量消灾祈福的心理,也指导着农户调整蚕桑生产规模,推进了江南蚕桑生产发展。     

明清时期江南蚕桑业发展的若干因素(1368-1840)

明代至清代中期,蚕桑业在全国其它地区衰废不举,而在江南地区却趋于繁荣。江南蚕桑业发展的因素既有内因,也有外因,二者相互交织,主要包括四个方面:首先,蚕桑业利润较高,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减轻赋税负担,当地很多农民改稻种桑。其次,国内外市场蚕丝需求量的增长,刺激江南地区扩大蚕桑生产。再次,当地的水土环境发生较大变化,荡田及旱地的开发,促进了桑树栽植。最后,以蚕月禁忌和蚕神祭拜为主要内容的尚桑重蚕习俗,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蚕桑业的顺利进行。     

明清江南农业劳动中妇女的角色,地位

按照社会学角色理论：个体所承担的社会角色愈多，其体力与精神的压力就念大，反之亦然。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妇女普遍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承担了多重的劳动角色，其中，既有先赋的，又有自致的。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妇女的蚕桑、纺织等先赋角色强化起来，她们通过二者所创造的经济价值于官、于私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妇女自致的户外体力劳动为自己挣得了与男子同等的角色权利。文章认为江南妇女的辛勤劳动使自己的家庭、社会地位都有一定的提高，并在地区风俗上有所反映。     

农村金融与清代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以农民兼营手工业为中心

本文以清代江南地区为例,探究农村金融在农民兼营手工业活动中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农村金融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及时调节了资本供求状况,促进了该地区农村家庭兼营手工业的生产活动,推动了早期工业化的发展。同时,农村生产性借贷领域的高利率现象源自全球化背景下相关手工业的高利润,是清代江南早期工业化的一项重要金融特征。     

民国江南社会结构变迁对市镇与乡村关系的重塑

明代中叶之后,随着江南地区工商业、近代工业的繁荣,市镇作为当地乡村的经济中心,开始大量出现,到20世纪30年代达到了近代的顶峰。乡村作为一定市镇的"乡脚",把市镇作为经济、文化中心,也与市镇保持一定的政治管辖关系。但是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市镇管理,及市镇对乡村的管理职能。清末市镇开始有完整的管理机制。直到民国区级政权的建立,确立了市镇在乡村管理中的地位。政治上级的位置进一步强化了市镇的中心地位。     

近代江南的市镇人口——以吴兴县为例

本文以吴兴县为例,对传统方志与其它文献中乌青、南浔、双林等市镇所谓的"烟火万家"的描述,以及近代以来这些大镇人口数量的变化,进行了仔细的辨析与对照。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对清代苏州、湖州、嘉兴三府在1950年代初期的市镇与城镇数量的反差和人口的城镇化比率,作了细致的分析。文章认为,"烟火万家"的说法,只是一种一般性的文字描述,抑或是指市镇与周边乡村的人口总数,而并非单指市镇的镇区人口。清末民国地方自治时期的"市镇",实际上多系自治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单位,这样的"市镇"人口,只是一种自治人口,而不是真正的市镇人口。明清江南市镇数量上的广泛性成长,与单个市镇的集约性成长之间,有着巨大的反差,而这种广泛性的成长,对江南地区人口城镇化的助益相当有限,不宜作过高的评价。     

试论近代江南市镇的人口城镇化

江南地区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历史悠久,市镇商品经济发达。近代以来,传统江南市镇经济结构和近代工业文明的有机结合,带来了江南市镇人口的城镇化,对改革开放以来,甚至是今后江南地区的城镇化道路选择,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近代江南地区工业资本与农村社会经济关系初探

本文认为,工业资本在近代江南地区帮助农村改良了农作物品种,引进了新的经营方式,提高了农村的商品化程度,也使大工业获得了适宜的原料。江南工业资本对土地的投资,虽在形式上具有落后色彩,但在当时环境下,土地收入构成了工业资本 积累的一部分;尤其在企业处于困境时,土地是向银钱业押款的最好抵品,可收意外 效果;工业资本设立的义在,对于消除农村贫困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工业资本对农村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村手工业、加工业的兴起,以及整个农村的发展,都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江南工业资本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促动农村同步发展,而不是以牺牲 农村为代价。     

论明清江南农村生产的多样化发展

明清江南农村生产是以多样化发展为基本特点的,这种多样化发展是由当时该地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主要表现为粮食生产以外多种内容生产活动及种植业以外多种行业生产活动的纷繁多样发展,并由此进一步导致了江南农村生产走向综合化、专业化、商品化的发展趋势,引起了当地农村经济结构的显著变化。     

明清杭嘉湖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

本文探讨了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农村经济的主要变化。在农业种植上,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农民将生产的重点由粮食作物转向了经济作物,商业性农业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在经营结构上,为了交纳赋税,维持再生产,农民将重点由农业经营转向了副业和手工业生产。这种生产主要不是传统的男耕女织,以副补农,而是以交换为前提的小商品生产。在这种生产中,两极分化不断出现。由此反映了明清时期杭嘉湖农村经济已开始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作为商品交流、交换中心的市镇,就是在这种生产前提下产生和扩大的。市镇繁盛的程度、分布的密度与当地经济发展大体成正比,也反映了这种变化。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江南地区农田生态服务能力的变迁

长期以来,江南地区的农田、水系、河网在保障区域的生态安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哺育了光辉灿烂的水乡文明。但是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农田水系的生态服务功能却完全丧失了。通过对传统江南水乡农田生态服务变迁及驱动因素的分析,发现快速城市化不但导致农田面积的大幅度缩小、质量退化和承载的社会经济活动强度大幅增加,还使农村被边缘化,从而根本上改变了江南农村人与自然、人与水、人与土地协调发展的关系。本文提出,应结合江南地区城市群的对生态安全和生态服务的强烈需求,推动江南地区小规模农业向服务农业转变,并通过外部性的内部化扶持各种环境友好的农业生产行为的延续和发展,重建江南水乡农田水系的生态服务能力。     

走好农民增收“四招棋”

当前农村经济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农产品买方市场逐步形成,农民增收缓慢。宿豫县作为典型的农业大县,要破解农民增收难题,实现2000年如期如实达小康的目标,就必须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真正转到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狠抓农业结构调整,稳定农民增收主渠道按照"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市场农业;以效益为中心,发展高效农业;发挥区域优势,发展特色农业;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精品农业"的原则,突出抓好六大重点。一是蚕桑抓提高。抓住茧丝绸市场前景看好的发展机遇,发挥资源优势,提高蚕桑生产整体效益,在有条件地方组建蚕桑生产合作社,蚕桑面积稳定在8万亩。二是棉菜抓连片。以龙河、埠子、三棵树、耿车等乡镇为重点,棉花连片种植面积要达到6万亩;顺河、蔡集、耿车等环城乡镇的蔬菜种植面积要达到12万亩。并要大力推行棉菜、林菜、果菜的套     

民国吴江县市镇的工商业结构--兼论"专业市镇"与"非专业市镇"的差别

本文利用吴江县1934年与1950年代初各市镇的工商业调查资料，对两个时期的市镇工商业结构作了详细的分析。结果显示，专业市镇的数量是极为有限的，作为大多数的中小市镇，并不具有专业生产的特征，而只是起一个与周边农村之间的商品交换与服务中心的作用。专业市镇与非专业市镇的差别，可以清楚地从一个市镇的工商业资本额、贸易额与从业人数反映出来。     

近代江南地区化肥和有机肥使用变化研究

化肥作为西方农学的主要标志物,20世纪初进入中国,二三十年代在江南以及沿海省份的施用量逐渐增加,但始终处于试验及推广阶段,未能在农业生产中普遍应用。有机肥(农家肥)是中国的传统肥料,近代江南的肥料施用始终以有机肥为主体,农学家还借助西方实验科学手段研究有机肥积制及施用问题,化肥传入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影响有限。外来的化肥与本土的有机肥各有优劣,化肥的销售、施用与推广,以及化肥与有机肥的配合使用等问题,引发相关农学家及管理者的关注、争论和试验研究,并逐步改变了江南地区传统的肥料观念和施肥方式,人们总结出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的一套施肥经验。近代江南地区化肥与有机肥的应用、推广和研究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西方农学交汇的艰难过程和历史特点,对当今倡导化肥的合理使用和有机肥的回归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鸦片战争前的全国生丝产量和近代生丝出口增加对中国近代蚕桑业扩张的影响

为了对19世纪下半叶生丝出口增加对中国近代蚕桑业扩张的影响有一个度的测量,本研究对鸦片战争前的全国生丝产量进行估算。论文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生丝产量大约为110000担;出口量约占全国生丝产量的10%。从19世纪上半叶到1929年中国生丝出口增加了20多倍,丝织品出口增加了大约10倍。出口增加总量220000来担,是1840年前全国生丝产量的两倍。在这一期间,全国生丝产量增加了约2.7倍,蚕桑生产规模约3.5倍,国内丝绸消费则下降了约20%。论文认为近代生丝出口增加是中国近代蚕桑生产大规模扩张的主要推动力,而且吸收了因蚕桑业扩张所带来的所有产量的增加。     

近代无锡茧市的形成及其影响

江南无锡本非蚕桑之区。鸦片战争后，世界市场对生丝的需求，促进了无锡蚕桑业的发展。随着国外丝织机器的改进，对丝质要求的提高，上海、无锡等地机器缫丝业应运而生，茧行、茧栈随之出现。本世纪２０年代无锡成为全国最大的茧市之一，成为江、浙、皖、鄂、鲁等省蚕茧贸易中心。茧市的形成，促进了蚕桑业的扩大。农民出售鲜茧给茧行，解决了无锡农民手工缫丝技术低及蚕丝业与农业争夺劳力的矛盾。在丝厂的倡导下，农民改良了蚕种，提高了蚕茧品质。早期的茧商成为无锡丝厂的主要创办者和经营者。茧栈的出现，使丝厂减少了运营资金，分散了风险，增加了融资渠道。茧市的形成，在促进无锡农村市镇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无锡成为区城商业中心。     

汉唐间北方农业技术的南传及在江南地区的本土化发展

中国传统的农业技术体系率先成熟于秦汉时期,是以北方旱作农业为基础所形成的,所以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汉唐间,伴随中央政权对江南地区的次第开发,传统农业技术的诸多元素也源源进入江南地区,催生了稻作农业技术体系的形成,对江南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回顾这一历史过程我们亦不难发现,源自于北方地区的传统农业技术不是立竿见影地在江南地区产生普遍影响,而是存在一个不断本土化的过程,至唐代,这一过程大体完成,因此也最终引发了江南经济的真正的繁荣。     

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的影响

本文就江汉平原明清时期农业开发对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的影响作了较系统的考察。指出该地明清时期在农业全面开发之后，有大量米粮、棉布和少量棉花输出，于是吸引了以徽商（贩米）和晋陕商（贩棉布）为主的外省商人和以武汉附近地区商人为主的省内商人积极参与江汉平原与境外的商品交易活动。这种商业活动不仅有利于加速江汉平原农产品的商品化过程，也促进了该地农村市镇的繁荣，具体表现在市镇的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和种类多样化方面，并出现一些小型专业市镇。然而该地的一切商业活动均只限于初级农副产品的输出和境内外物质的简单转运贸易。市镇的功能显得过于单一，反馈于农村则不利于该地农村经济突破种植业的樊篱，因而江汉平原始终只以农业见长。     

正确处理农村审计四个关系

农村经济审计是由各县市镇农业经管部门对辖区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收支等经济事项进行监督和评价的活动。经过多年的实践,山东省荣成市农村经管部门在农村经济审计事业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为农村集体节约开支、增加效益,在反腐倡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