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业空间集聚的区域分异及其特征——基于非线性傅立叶单位根检验的分析

金融业集聚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对我国31个省份1978—2011年金融业区位商进行非线性傅立叶单位根检验,将检验结果与区位商均值相结合,分东、中、西三地区对金融业空间集聚的区域分异及其特征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集聚水平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各省份的金融业集聚水平大体呈橄榄形分布,同时,三地区大部分省份金融业集聚的单位根检验结果都体现出不稳定特征,说明我国金融业的空间集聚格局一直处于不断调整之中,而这种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     

制造业集聚、金融业集聚对绿色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0—2018年省际层面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制造业集聚、金融业集聚对绿色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和金融业集聚均对其所在省份的绿色生态效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邻近省份的制造业集聚和金融业集聚也会对该省份的绿色生态效率带来显著提升;各地区的绿色生态效率水平还存在显著的滞后效应;通过机制检验发现本省的集聚经济会通过刺激研发投入,从而提高绿色生态效率水平。     

我国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研究

本文从城市、省份、区域三个层面对我国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存在的空间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我国金融集聚的空间特性十分显著,金融资源会加速向中心城市、金融中心或沿海省份、东部地区集聚;在不同省份,经济增长与金融集聚存在空间相关性,相邻省份之间存在空间依赖性;不同区域间存在的空间溢出效应非常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集聚程度高的地区能够对周边区域形成较强的辐射和带动;在区域发展过程中,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存在的空间依赖性会引发两极分化.     

我国不同区域城镇居民消费与收入收敛性的实证研究

不同区域的经济和谐发展已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结合门限自回归模型、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以及bootstrap模拟计算临界值的三种方法,检验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内28个省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和收入面板数据的敛散性特征,进而识别和探察我国不同区域城镇居民消费和收入路径的收敛情况以及不同地区的城镇居民消费和收入差异。研究结果发现我国东部省份与中、西部省份的城镇居民消费和收入差距呈现出逐渐扩大的态势,并且城镇居民收入的区域性差异是城镇居民消费区域性差异增大的重要原因。     

东北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差异研究

采用变异系数、空间基尼系数、区位商等方法,以东北地区4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测算了2007—201 2年间东北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差异程度和集聚程度。结果表明:东北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呈现明显的圈层结构分布,北部地区为哈尔滨-长春核心,以交通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南部为沈阳-大连核心,以金融商务服务业为主;生产性服务业行业内空间集聚程度差异较大,金融业集聚程度较小,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集聚程度较大,其他产业集聚程度适中;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不高,中心城市服务型经济发展不成熟。     

基于面板数据的中国各省份新能源产业集聚水平比较研究

通过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区位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和N指数、区位商4组指标,利用面板数据,比较分析了中国各省份新能源产业的集聚水平,结果发现:新能源产业存在集聚现象,但总体水平呈下降趋势。新能源产业集聚水平比较高的地区是江苏、浙江、广东、内蒙古、西藏、新疆、甘肃、宁夏等地区,新能源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同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基础水平有关,同自然资源禀赋也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省域综合运输效率及其空间分布研究

从投入产出角度,在采用主成分分析提取投入产出主成分的基础上,运用超效率三阶段DEA模型,修正了环境变量与随机因素的影响,对2013年中国各省域的综合运输效率进行测算,最后采用空间自相关检验和空间散点图分布分析了我国综合运输效率的空间集群特征。结果表明:1剔除外部环境变量和随机因素等影响后,我国总体综合运输效率有所下降(调整前0.87→调整后0.74),呈现东部高、中部次之、西部效率低的空间格局;2调整前后,我国均有10省域处于运输效率前沿面,调整前后效率最优的省域分别为广东(调整前4.34→调整后1)、天津(调整前0.72→调整后1.15),效率最低的省份为西藏(调整前0.06→调整后0.05);3我国各省域综合运输效率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集聚效应,主要表现为低低聚集,高效率地区聚集效应不显著。     

中国循环经济运行效率的评估与空间差异性研究——基于DEA-ESDA的探索性分析

借助较为前沿的基于理想点决策单元的交叉效率DEA模型,对我国30个省份的循环经济运行效率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采用ESDA探索技术对全国30省份以及东、中和西部地区的循环经济运行效率的空间差异性进行探索。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循环经济运行效率较高的地区为浙江、北京、广东、福建、江西和上海地区;东、中和西部地区的循环经济运行效率存在差异,并且三大区域内部的差异也十分明显;我国循环经济的运行效率在整体上表现出十分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同时,东、中和西部地区的空间相关性亦存在明显的差异;我国循环经济的高值集聚区主要位于东部,而低值集聚均位于西部地区。同时,三大区域内部的集聚也表现出不同的模式。     

中国人才集聚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区位商理论,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中国人才集聚变化,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探索中国人才集聚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人才集聚差距逐年缩小,东部地区人才集聚程度最高、东北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第三、中部地区最低;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财政性教育投入对所有分位点的人才集聚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工资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对低分位点人才集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镇化水平对人才集聚在高分位点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大学对人才集聚在中间分位点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地区开放性对人才集聚在不同分位点的影响不一致。最后,针对人才集聚程度较低的地区,从经济基础、政策环境、文化教育和社会环境等方面提出改进建议。     

中国猪肉价格变动的时空效应

基于2005—2016年中国大陆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探究了猪肉价格的空间关联性、空间集聚性和空间分布演变特征,并建立动态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猪肉价格的空间溢出效应、时间动态效应、时空交互效应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猪肉价格呈现出显著的正空间关联特征,局域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大多数省份具有高—高型和低—低型集聚特征;(2)本地猪肉价格处于较高水平且相邻省份猪肉价格水平也比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和中部地区,本地猪肉价格处于较低水平且相邻省份猪肉价格水平也比较低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北和东北地区;(3)猪肉价格的空间分布由明显的纵向分层连片集聚特征向明显的横向分层连片的集聚特征演化,即由"四纵"转化为"四横"的空间分布格局;(4)中国猪肉价格呈现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时间动态效应和时空交互效应,在控制了时空效应之后,养殖成本是造成猪肉价格波动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放大了猪肉价格波动。     

吉林省服务业空间布局特征与策略建议

服务业在不断发展及结构优化过程中,其空间布局的重要性和规划意义逐渐凸显。利用较为详实的统计资料,运用区位商和空间基尼系数指标对吉林省服务业空间布局进行深入探讨。结果发现：吉林省服务业空间发展整体不均衡,长吉延三地优势明显,但长吉两地辐射带动作用有限,落后地区优势产业尚未形成;集聚发展起步晚、水平低,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特征不明显。因此,吉林省服务业空间布局还需科学规划与引导,找准定位,明确各区域产业发展体系,整体思考,科学规划,推动服务业集聚式发展。     

我国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

以我国31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熵权法、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和空间回归模型等方法,研究了2005、2010和2015年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变化。研究表明:(1)我国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综合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并且,东部、东北部、中部和西部四大经济地区也符合此整体趋势;相比之下,在我国一二三产业中,工业的发展水平最高,农业次之,第三产业最低。(2)从整体来看,虽然我国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处于拮抗期且耦合协调度不高,但其大致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处于勉强协调类型的省份数量由原来的北京、天津、上海3个省份增加至9个省份。(3)就空间角度而言,我国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呈"东高—西低"格局,即东部沿海省份和东北地区的辽宁省耦合协调度较高,中部省份次之,而西部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最低且处于濒临失调状态。(4)从空间关联性来看,我国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具有正相关性,并且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HH型主要集聚在东部环渤海地区和长三角地区。     

中国牧草产业地理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

种植牧草是当前中国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有效途径,发展牧草产业是推进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和"粮改饲"工作的重要举措。文章运用区位基尼系数、产业集中率、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方法,对2001—2015年中国牧草产业地理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表明:中国牧草产业地理集聚特征显著,整体上呈现出先波动下降后急剧上升的特征,7种牧草的地理集聚程度都非常高;牧草产业向"三北一南"区域集聚的趋势愈加明显,在省域尺度上空间地理集聚的程度也逐渐增强,其地理集聚的高—高(H-H)聚集区省份变化不大,而低—低(L-L)聚集区省份在东南部则有显著的增加。实证研究表明牧草比较收益、生产性土地面积比重、草食家畜养殖量、机械化水平和政策是影响牧草产业地理集聚的主要因素。     

“双碳”目标下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时空特征及障碍因子诊断北大核心

基于2015—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据,运用熵权-灰色关联模型对“双碳”目标下中国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进行时空演变特征及障碍度分析。结果表明:(1)各省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有升有降,整体水平较低。试点后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绿色金融水平总体提升;(2)各区域绿色金融发展空间分异明显,呈现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地区递增的特征;(3)区域绿色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集聚程度不断增强且以高—高集聚和高—低集聚为主,热点区扩散分布于西部地区,冷点区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东西部区域差距较大且呈加深趋势;(4)绿色保险、绿色社会投资和碳中和金融支持率是影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且各区域阻碍因素各异。(5)指标层障碍因子中,碳中和间接融资支持效率对绿色金融发展阻碍作用最大。     

上海市现代服务业集群之空间结构分析

发展现代服务业集群是调整城市新一轮产业布局的有效动力。文章在深入分析上海市服务业集群空间结构的形成机理的基础上,通过计算区位商指数和E-G指数,对上海市现代服务业集群的空间结构分布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金融业、物流业集群分布集中,而其他现代服务业集群分布相对比较分散,但集聚趋势日趋明显。     

共同富裕视角下中国城乡融合水平评价研究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走好“共同”之路,而城乡融合是重要发力点。文章以共同富裕为导向,对城乡融合水平进行统计测度,并借助探索性数据空间分析法考察空间格局分布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城乡融合水平整体呈现上升态势,东部地区各省份排名相对稳定,且整体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就空间分布而言,中国城乡融合水平存在显著正向空间相关关系;东部地区表现为高—高集聚现象,中、西部地区表现为低—低集聚现象。未来需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导向、以生态—经济融合为驱动、因地制宜盘活要素资源,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实现全民共同富裕。     

比较视阈下陕西省航空航天制造业贡献度分析

运用区位商及向量自回归（VAR）方法,测算我国国防科技产业主要省份航空航天制造业区位商,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度,将选取的代表省份航空航天制造业总产值与地区生产总值进行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比较研究,得出了航空航天制造业对GDP的贡献程度。基于实证分析结果,对陕西省促进航空航天制造业及区域经济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区域产业知识基础的测算及动态变化

依据三种产业知识基础的内涵与特征对我国31省市主要行业进行知识基础的划分,采用区位商分析方法对1997—2011年各省市的产业知识基础进行定量测算和动态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三种产业知识基础集聚度的变化趋势与我国工业在三次产业中占比下降而服务业占比上升且成为国民经济主导力量的趋势是一致的;2不同产业知识基础类型的区域分工格局已基本形成,东部地区为解析型知识基础的集聚高地,是全国制造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领头雁",激进式创新占主导,西部地区是全国解析型与合成型知识基础的"洼地",中西部地区以渐进式创新为主;3东部地区三种知识基础均已基本形成中心—外围结构,北京、天津、辽宁、上海、广东等省市是全国解析型、合成型与象征型知识基础的集聚中心,中西部各省市解析型与合成型知识基础的集聚水平明显"塌陷",尚未形成相应的集聚中心,中西部地区象征型知识基础的中心—外围结构已初现萌芽。     

比较视阈下陕西省航空航天制造业贡献度分析——基于区位商及VAR模型

运用区位商及向量自回归(VAR)方法,测算我国国防科技产业主要省份航空航天制造业区位商,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度,将选取的代表省份航空航天制造业总产值与地区生产总值进行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比较研究,得出了航空航天制造业对GDP的贡献程度。基于实证分析结果,对陕西省促进航空航天制造业及区域经济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水产养殖业地理集聚特征及空间演化机制

运用区位基尼系数、区位商指数、产业集中率与地区平均产业集中率4个指标以及动态面板模型对我国水产养殖业的地理集聚特征进行研究,探讨了其地理集聚的演变机制。结果表明:1978—2013年我国水产养殖业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鱼类是水产养殖业主体,但贝类发展速度最快;1997—2012年我国水产养殖业呈现显著的地理集聚特征,其中贝类集聚水平最高,而鱼类最低,但水产养殖业的集聚水平呈不断下降趋势。从水产养殖业的空间演变来看,我国存在东部沿海海洋水产养殖带和内陆沿长江淡水水产养殖带,水产养殖业的南北分异特征明显,南方地区在水产品总量、鱼类和虾蟹类产量方面优于北方,但在贝类生产方面不如北方;水厂养殖业也存在显著的东西分异特征,以800mm和400mm等降水量线为界,可将全国划分为水产养殖条件优越区(800mm)、一般区(400mm~800mm)和限制区(400mm)3类。从水产养殖业空间集聚演化机制方面来看,地区资源禀赋优势决定了其基本空间格局,技术水平提高、消费升级、政策推动以及市场利益驱动则推动着海水养殖和淡水养殖的发展格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