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生活:农民上访的一种理论解释

在转型中国农村社会中,伴随国家权力的介入及传统权威的衰弱,村庄生活共同体走向式微,由日常生活矛盾纠纷引发的农民上访行为普遍发生。信访制度成为村庄边缘人借以抗争主流社会的武器,为他们的抗争行动创造了"政治机会结构"。应对边缘人的挑战成为村庄治理中的"剩余"问题。国家通过信访体制吸纳村庄生活政治。国家塑造农民上访行为的三种机制呈现为激发机制、吸纳机制和再生产机制。基于生活政治的视角研究农民上访行为不仅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学界对"国家如何塑造农民抗争"这一问题的理解,而且有利于进一步反观国家。     

农民土地抗争的行动逻辑及其治理

研究目的:探索农民土地抗争的行动逻辑和机制,为土地冲突提供治理对策。研究方法:抗争政治方法、描述性研究法。研究结果:(1)区分出不同历史时期农民土地抗争的互动关系。(2)得出农民土地抗争的认知逻辑是统治者和政府认为统治者权力以及公共权力优先于农民权利;动力逻辑是农民认为政府行为违背情、理,其土地权益受损;政治逻辑是农民认为出现了有利于抗争的政治机会。(3)发现土地抗争中的三个行动机制:土地抗争诉求的具体利益机制;农民土地抗争方式的踩线偶尔越线机制;政府对抗争往往采取压制的机制。研究结论:对现代社会土地抗争提出依法保障农民的抽象土地权益;增强政府制度化吸纳抗争的能力;在互动中通过协商达至"重叠共识";在改革中推动土地制度创新等治理建议。     

当代中国农民维权组织的发育与成长——基于衡阳农民协会的实证研究

在当今的中国农村，客观上存在着许多“农民利益代言人”及他们发起建立的各种形式的农民维权抗争组织；这些农民维权抗争组织的出现，表明了在国家对政治资源的垄断与控制的情况下，因农民谈判机制缺乏而产生的对“组织性力量”的需要；但由于这些农民维权组织大都还处在自组织的非正式阶段，其活动方式和控制能力均存在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执政者、农民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淮风和海韵文化兴苏北

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可谓是“剪不断,理还乱”。有人说,文化与经济是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本质上属于一个问题;也有人说,文化与经济作为人类社会的两个重要侧面,存在着灵与肉、形与神的关系。     

关于征地过程中农民有组织维权抗争的分析

土地问题是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尤其是征地过程中的农民有组织维权抗争，成为我国当前社会和政治生态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足以使我们对中国的土地制度、乡村治理模式进行深刻反思。本文结合实际，分析征地过程中农民有组织维权抗争的表现形式和特征，解剖征地过程中农民有组织维权抗争产生的原因和背景，并从土地制度建设、乡村治理模式等方面提出化解征地过程中农民有组织维权抗争的思路。     

农民行为研究:“关系——行为”范式的探讨及发展

影响农民行为的因素有多种。研究者因学科基础和关注点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后认为,"关系—行为"范式在解释传统中国农民的社会行为时更有解释力,但也存在着不足。针对这些不足及现阶段农民关系的变化,发掘和拓展范式中"关系"的内涵,可以实现"关系—行为"分析范式从微观、社会领域到宏观、整体格局的转变。对中国农民行为历史的分析表明,"关系—行为"范式依次表现为三个次级范式:"社会关系—行为"范式、"政治关系—行为"范式和"经济关系—行为"范式。现阶段,农民的关系及行为朝着个体化方向发展,"关系—行为"范式亦将随之改变。     

世界各主要国家中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问题

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及其在各个国家处于一种怎样的状况?这是一个很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一 本文以8个国家为考察对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法国、西德、日本;发展中国家的韩国、印度;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和原东德。 各个国家具有各自悠久的历史背景,实施各有特色的农业政策以及推进各自的农民政治运动。这里先简要分析一下各国“政府与农民”关系的特征。     

“公地悲剧”何时谢幕——一位乡党委书记任职十年后的实践反思

农民土地问题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而在9亿农民眼里,却是一个十分简单的生计、就业与谋利问题。从整体上看:如果说我国土改时期的农民土地有问题,那就是仅仅实现了农民在同一村落内部的土地分配相对平均,而没有真正地解决各地农民的“起点公平”     

利益表达、法定秩序与社会习惯——对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行为取向的实证研究

一、社会行动取向的意义对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理解有两种基本路径,即行动的逻辑和行动的结构。社会行动的逻辑研究是社会行动发生和发展过程,具有动力学的意义;社会行动的结构则主要关注其内在的构成,它是界定社会行动性质的重要依据。而任何一个社会行动的内在结构都可以分为行为方式、行动技术、行动取向和行动特性等几个方面。     

“国家与社会”框架下的中国乡村研究综述

本文梳理了“国家一社会”框架下中国乡村研究的三个方向，认为“市民社会”研究方向已经逐渐淡出乡村研究者视野。“国家政权建设”研究方向取得的研究成果最多，产生的纷争也最多，很多争论其实是因为人们在不同的概念层次上使用国家与社会概念所致；尽管“国家政权建设”研究方向已经注意到国家与社会的非均质特点，但其整体论与实体论的理论品格成为其致命的缺陷。“社会中的国家”研究方向注重关系分析，通过分析具体的“事件”过程，试图摆脱社会学传统的结构与行动的二元对立；该研究方向虽面世不久，但已经显示出超强的生命力。     

中国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再认识”与“再出发”

本文对既有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进行了反思性述评,认为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研究来源于"国家-社会"的分析模式,它既是这种分析模式在中国研究中的实践应用,也为突破"国家中心"和"社会中心"的二元对立做出了较大贡献。但是,目前,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研究严重局限于单向度的"支配-反抗"模式。事实上,本质上讲,国家与农民关系是一个多层次的、多维度的关系集,二者不是单向度的直线关系。后续研究应该关注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这种复杂性。     

“过日子”:农民日常维权行动的分析框架——以湘中M村移民款事件为例

"过日子"作为本土性概念,是理解农民日常生活行为的关键词。在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运作实践中,农民的日常维权行动与群体性利益表达因受过日子逻辑的考量而迈向"不情愿的抗争",并在选择行动策略时采取有节制的"出气"与忍声吞气的"认命"行为。认识到过日子逻辑在农民日常利益表达中的价值和影响,对于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家—农民—村庄”视角下的中国农地集体化研究评述

研究目的：从国家、农民和村庄三个视角,评述国内外有关中国农地集体化的研究文献,深入探讨农地制度变迁的复杂成因与历史过程。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研究结果：从国家视角来看,已有研究以现代国家建设为基本脉络,将农地集体化视为一项革命性的制度安排,其成因可从国家推动集体化的原因和采取的措施来分析;从农民视角来看,已有研究关注农民的能动性,既分析了他们在情感、认知、观念和行为上的变化,也可从中见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作为连接国家与农民的中介,村庄兼具文化上的“共同体”和利益上的“博弈场”两种属性,该视角侧重考察农地集体化的微观机制,分析各主体在文化和利益驱动下的互动关系。研究结论：集体化是准确把握我国农地制度为何坚持“集体所有”不动摇的关键,未来可从强化学科交叉、促进理论提炼,超越单一视角、寻求整体理解,以及突破方法局限、增进多元认知等方面入手,以便在更广阔的理论对话上有所提升,构建更具中国特色的理论表达。     

土地、圈地与中国的农民问题

土地和圈地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两个敏感词。为什么?因为这“两个敏感词”涉及“农民的利益问题”,涉及“中国的农民问题”,毕竟在中国的人口中农民占多数,毕竟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打败国民党?而中国的农民为什么会即便会掉脑袋也心甘情愿地跟着共产党?根本原因还在于“土地”这两个字,所以,解放军中最多的是农民,“出力”最多、贡献最大的还是农民。当时的农民,共产主义理论恐怕一时还弄不明白,但是跟共产党干革命,就会有土地,生活就会有着落,就能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生存问题,这一点农民是非常清楚的。需知,过去几千年统治…     

农民新命：从传统“农民”到现代公民

农民工的出现是中国“农民的终结”过程的集中体现。农民的流动是农民对于城乡分割的身份歧视制度的抗争。二元体制中农民的身份困境，在农民工出现以后被充分展露，有了与城市人权利的比对，这种不合理才凸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工的权利状况就是全体农民权利状况的直接反映。正如美国学者苏黛瑞（Dorothy J．Solinger）所说，“中国农民为公民身份而战”。现代民主国家的社会基础是“公民”。“公民”是无所谓乡下农民或者城市市民的，在制度面前是平等的，他们具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选择权利。     

小议中国古代的理财思想

中国是世界上人类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在这块土地上劳动和生息的世代人民,为我们谱写了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历史本身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有三四千年,经历了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几个阶段,中国财税的历史也同样经历了数千年漫长的历程,在理财思想上也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我国古代的某些理财思想,从维护封建统治、理顺财税分配、协调国家与农民、需要与可能等诸多关系出发,在各个时期的理财领域发挥了突出作用。学习和研究几千年来中国财政思想的…     

中国乡村革命研究中的叙事困境--以"土改"研究文本为中心

在有关二十世纪中国乡村革命的研究中，存在着诸多的叙事困境，如“革命”与“现代化”叙事的两难，革命叙事中的官方表达与实践逻辑的背离，地主与农民的对立，国家权力与村落社会的二元解释等等。突破这些困境所采取的研究策略，应是深入乡土社会内部去观察、理解农民行为的社会历史空间。     

“双向运动”视角下苏南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三次浪潮

基于波兰尼"双向运动"理论,从市场扩张和社会保护的两重维度,建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对改革开放以来苏南乡村集体经济演进的内在逻辑提供一个深层次解释。研究表明,从"苏南模式"、乡镇企业改制到新型合作经济兴起,苏南乡村经济先后掀起了"集体化"、"去集体化"和"再集体化"浪潮。与之对应,市场扩张和保护农民之间关系呈现如下演化过程:由市场和保护农民的"双缺失"到市场重生和保护农民的共同演进,到市场扩张与保护农民间严重失衡,再到乡村经济"再内嵌"于乡村社会的过程。苏南乡村集体经济演化的内在逻辑折射出"国家、农民与市场"之间复杂关系,今后亟需在福利国家建设和赋权于民两个方面加强对农民和乡村的保护。     

新形势下我国农村“国家与社会”间关系解读——以某村妇女主任的个案研究为例

“国家与社会”问的关系是一个传统而经典的问题,自中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便开始致力于该问题的研究与探索；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涉猎此领域,其中以孙立平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将我国建国至改革开放期间“国家与社会”问的关系总结为“强国家——弱社会”模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农村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和变革,“国家和社会”间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变化.通过对鲁西南某农村妇女主任政治生涯的个案研究,本文将新形势下我国农村“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新发展总结如下:国家对社会的主导地位不容撼动；国家的功能性权利进一步向下延伸；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互强是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的主要特点.     

一个村庄的环境维权——基于转型抗争的视角

利用对闽西关村农民三次环境维权的实地调查资料,本文展现了其发展历程和演绎逻辑。农民的环境维权抗争,是抗争各主体进行利益博弈的动态过程,是在转型期由政治权力结构、村庄秩序变更、价值明念转变和理性行为增加共同塑造的。在这一过程中,农民深受传统文化和市场理性因素的双重影响,为实现自身的利益,通常采取制度外的利益表达渠道进行环境维权,且维权策略具有多元性、权宜性和实用性特点,而农民的弱者身份注定了其雏权行动的预期目的只能得到部分实现。这将不利于推动农村改革、发展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