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

第一条为了明确经营者集中的申报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经营者集中是指下列情形： （一）经营者合并;     

监管：规避权力冲突——论电监会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关系

作为电力行业的监管机构,电监会拥有对电力企业共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进行监管的权力,这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职权存在交叉。由于法律未明确电监会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关系,两者在行使职权时可能产生冲突。因此,有必要明确两者关系。     

电信主导运营商价格压榨的竞争效应

在纵向相关市场结构下,电信在位主导运营商的价格压榨行为是一种恢复纵向垄断市场势力和获取纵向一体最大化垄断利润的策略性行为,它会严重伤害下游市场的竞争,并降低社会总福利。在反垄断执法中,判定反竞争的价格压榨行为需要分析市场结构条件和进行竞争伤害检验,本文提出了基础的归因检验规则和具体的四种不同类型价格压榨检验方法。基于上述分析,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网络接入价格歧视行为反垄断审查的结构条件和归因检验进行了分析,并认为不合理接入管制政策是价格压榨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平台厂商市场势力测度研究——以搜索引擎市场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在双边市场中,交叉网络外部性和非对称定价等特性使得平台厂商的市场份额与市场势力之间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使用传统市场势力评估方法容易导致误判,而互联网行业中的零边际成本等因素又进一步扩大了二者的差距。基于对勒纳指数核心思想的延伸,本文从平台厂商市场势力的实质入手,构建了一个同时包含市场整体层面和厂商个体层面信息的市场势力衡量指标,从整体角度对平台厂商的市场势力进行衡量,解决了多侧产品、非对称定价等因素对平台厂商市场势力判定的干扰。通过对中国搜索引擎市场的实际检验,本文发现市场份额与市场势力之间具有明显的不对等性,具有最大份额的平台厂商并不具有最强的市场势力,而市场份额很小的平台厂商依然可能具有较强的市场势力。在涉及互联网行业的反垄断执法中,如果过多强调市场份额与市场势力的关系,将有可能忽略实际具有强市场势力的厂商,同时高估大份额厂商的市场势力,由此导致的反垄断执法将不利于市场竞争机制的发挥,也有悖于反垄断的初衷。     

涉及美国公司或资产收购的重点法律问题解析

中国企业在收购美国公司或资产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控制风险,需要更多地了解收购过程中和收购之后可能面临的美国政府的相关审查程序和合规审查。其中CFIUS（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外国在美投资审查委员会）审查和反垄断审查是重要的政府审查程序。合规审查重点是审查目标公司对反海外贿赂法和对经济制裁法规的遵守。中国企业如果计划收购美国资产、美国公司或在美国有经营行为的外国公司,从项目的初期阶段就必须谨慎行事,尽可能咨询美国商业法方面的专家。对敏感领域（如能源、军事等）的交易要考虑主动申请启动CFIUS审查;对达到反垄断审查标准的交易要主动申报反垄断审查。在尽职调查中必须认真审查目标公司是否有触犯美国经济制裁法规、《反海外贿赂法》或其他美国法规的行为,正确评估并合理规避风险。     

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与管制问题研究——以中国民航运输业为例

本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系统分析了中国民航运输业的竞争和管制状况，提出了政府过度管制下民航运输业存在的产业规模偏小、高进入壁垒和高退出壁垒的市场结构、刚性成本结构、低效率和低利润率等问题，并从放松政府管制、引导产业升级、改善公司治理、制定反垄断和公平竞争法规等方面提出了促进竞争、提高民航生产效率的政策建议。     

从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案看外资并购的信号传递效应

本文以可口可乐并购汇源为例分析了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信号传递效应。数据显示。对可口可乐并购汇源的首次宣告,饮品企业平均市场反应为负;而随着案件进入反垄断审查阶段,饮品企业的负市场反应逐渐消失;当案件最终被商务部否定时,饮品企业平均市场反应为正。数据结果支持了竞争效应假说,即外资并购传递了目标行业竞争压力即将加剧的信号。对饮品企业的单独分析显示,盈利能力与汇源果汁较为接近的饮品企业受案件的冲击更为明显;它们对案件首次宣告表现出更强的负市场反应,而对案件终止宣告表现出更强的正市场反应。     

“洋垄断”如何治本——特殊待遇瞬坏洋巨头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不久前宣布,对日本住友等八家零部件企业以及日本精工等四家轴承企业的价格垄断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合计罚款超过12亿元人民币。加之反垄断部门对奥迪等几家外资品牌汽车售后服务的反垄断调查事件,在民众大呼痛快之时,亦有外媒借机炒作,声称近期我国反垄断执法主要针对“洋汽车”、“洋奶粉”、液晶面板等“洋巨头”企业,似乎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是在“别有用心”地打压“洋垄断”,旨在保护国内相关企业的利益。     

中国《反垄断法》制定取得新进展

从商务部获悉，经过反复修改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送审稿)已经形成。该送审稿包括了各国反垄断法一般所具备的主要内容，如禁止垄断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控制经营者集中、反垄断主管机关、法律责任等，同时结合中国特点和实际需要。对禁止行政性垄断也作了相应规定。     

横向并购效率抗辩中的最低要求效率研究

在横向并购评估审查中,反垄断当局往往采用一些结构类指标作为门槛值对并购进行初步筛选,自动接受一些低于低水平门槛值且对竞争没有损害的并购,自动拒绝一些高于高水平门槛值并明显具有反竞争效应的并购。同时,对处于二者之间的并购启动效率抗辩评估审查,将并购可能产生的效率效应与反竞争效应进行权衡比较。在效率抗辩中,反垄断当局需要计算实际效率与最低要求效率(MREs),并权衡比较二者的大小,作为司法判定的主要依据。最低要求效率就是能够保证一项并购不会产生价格上涨效应的最低效率,或者说是能够抵消市场势力效应、降低价格或保持价格不上涨的成本节约的最低程度。最低要求效率是并购评估审查中效率抗辩的一项基准指标,可以作为判断并购是否具有反竞争效应的一项依据。本文从价格下降的视角分析了最坏情境下的最低要求效率,联系具体竞争模型推导了最低要求效率的测算公式和模拟分析方法,并讨论了并购可能产生的正外部效应对评估审查中最低要求效率的影响。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利用中国2005—2007年343家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对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主要发现和结论是:经营者持股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正相关关系,但这种发现并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股权集中度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适度集中的股权结构更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国有持股比例(包括国有股和国有法人持股)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反相关关系,国有持股比例越高,技术创新能力越低;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主的机构投资者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正效应,机构持股比例越高,技术创新能力越强;独立董事制度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正相关关系,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比较高的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明显高于独立董事占比较低的企业。本文还根据上述结论,从公司治理的视角提出了提升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能力的政策建议。     

让你的物流带动资金流

21世纪的中国服装市场竞争已从传统的产品竞争演变为品牌与通路的竞争,物流管理已经成为现代企业降低成本、强化竞争优势的有力武器。由于服装是季节性和流行性特别强的产品,这在客观上要求服装企业做到库存管理最优、信息反馈高效、市场反应灵敏。然而,我国服装厂商多把经营的重点放在生产销售环节上,对物流管理相对比较粗放,导致了库存过大、物流成本过高、市场反应速度过慢、退货繁琐等一系列问题。因而,服装企业如何整合供应链,建立小批量、多批次、快出货的现代物流管理模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保反兼顾、内外协调的知识产权政策

本文针对中国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中的误区和表现,提出并论证了知识产权政策保反兼顾、内外协调的"平衡观"及其经济学与法律依据,并以此为指导进一步理清政策思路,提出"保反阶段论"、"保反三分法"、"三三制体系"等政策主张,并针对品牌市场反垄断、创新和创牌战略、《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政策白皮书》等提出若干具体政策建议。本文强调,中国知识产权政策无论是基本指导理念,还是具体政策实施,都迫切需要实现从"只保不反"到"保反兼顾、内外协调"的根本性转变。     

电价形成机制改革探讨

一、我国传统电价机制所面瞄的问题 (一)传统的会计学定价方法导致电力投入高成本 我国现行的电价形成机制是计划经济和垂直一体化电力工业管理体制的产物.传统的电力企业运用会计学方法确定的成本包括:固定资产的折旧费、营运费、各种税收,而电价是通过反算成本和保证一定的报酬率得来的.这种事后成本定价法实质上导致了电力工业盲目投资,不利于控制电力建设成本,造成了电力工程造价的快速上涨.这种高运营成本和虚增成本的做法.对控制电力造价、机组优选、降低发电煤耗没有促进作用.这样致使发电企业缺乏竞争,成本居高不下.     

竞争政策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反垄断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应重视初次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而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反垄断法》作为竞争政策顶层设计的制度安排，将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更好结合，并对企业初次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刻画竞争政策通过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理，并利用《反垄断法》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竞争环境改善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发现，《反垄断法》实施显著提升了高垄断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并且随着反垄断执法强度加大，其对高垄断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愈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反垄断法》实施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通过要素市场上的要素组成效应与产品市场上的成本加成效应等途径来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反垄断法》实施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提升了普通员工收入份额、缩小了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兼顾了共同富裕。本文研究丰富了《反垄断法》实施的政策效果评估相关文献，为国家达成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提供政策启示。     

创新竞争与垄断内生——兼议中国反垄断法的根本性裁判准则

创新与垄断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学界争议最多的课题之一,但以往的实证研究结果一直莫衷一是。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动态的创新和产量竞争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产业发展阶段,创新与垄断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从长远看,创新与垄断正相关,熊彼特假说成立。垄断势力可以是创新和产量竞争的市场内生结果,创新竞争导致垄断内生。而且,这种市场内生的垄断与社会总福利、消费者剩余相辅相成、并行不悖,是产业发展的社会合意结果。据此,本文提出:企业因合法经营和技术创新而获得的垄断势力是合法的,垄断是否市场内生可以作为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裁判合法垄断和非法垄断的根本性司法准则。     

逆向全球化

长供应链过高的成本,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一种新的趋势:逆向全球化。3D打印机越来越便宜,桌面设计与生产工具让个人进入制造业,制造成为定制化的和众包式的。长供应链过高的成本,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一种新的趋势:逆向全球化。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工作的离岸外包:通过国际合作,利用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差异,工作经由跨国完成。"外包"的对象是新兴市场,其中又主要是中国,因为那里不仅劳力更为便宜,工人的权益诉求也较为薄弱,环保标准也比较松懈。现在,情况似乎出现了某种逆转。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一项调查,有1/3强的美国制造业经理人(他们所服务的公司营业额都在10亿美元以上)     

制造业外资进入与市场势力波动:竞争还是垄断

对外资市场效应的评估和计量是处理好外资政策、产业政策和反垄断政策关系的重要问题。本文采用中国1999—2010年28个两位数和447个四位数代码制造业面板数据,首先估计了两位数代码制造业的市场势力水平,然后进一步考察外资进入的市场效应,并测度外资引致的福利变动。研究表明:制造业各行业存在显著的市场势力,但金融危机前后市场势力溢价水平波动较大。全样本结果显示制造业市场势力溢价约为6.2%,但金融危机前样本证实市场势力溢价高达22.1%。细分产业中,外资的竞争效应占主导,但在部分产业中外资表现出了反竞争效应。制造业总体层面上,外资进入与市场势力波动之间呈现U形非线性关系,拐点稳定在外资比重为47.3%—54.0%的区间内。从福利角度看,外资进入的竞争效应,使得垄断带来的无谓损失减少了3334.70亿元;但FDI的反竞争效应使得相应行业垄断福利损失增加2407.45亿元。     

“海洋软管”反价格垄断国际诉讼透视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国际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成为国际价格垄断(Price Monopoly)的受害者。同时,我们很遗憾地看到这些中国受害企业无法参与分享该类案件诉讼判决所获得的收益,这不仅是因为信息不对称、语言不通的问题,更是因为无人在谈判桌上代表他们的合法权益。目前国际上正在进行的一个海洋软管(Marine Hoses)国际反价格垄断诉讼,尚无中国受害企业申请参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中国企业要"走出去",不仅要积极应对外国企业对我们提起的反垄断诉讼,更要主动参与对外国企业的反垄断诉讼,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价格检验在相关市场界定中的实证运用——对茅台、五粮液垄断案的再思考

相关市场界定是反垄断执法工作的重要步骤。《反垄断法》实施6年多来,执法部门一直面临市场界定的难题。价格检验法是相关市场界定的重要方法之一,它对数据要求低、操作简单,可以作为市场界定的最佳初步分析为其他方法提供有效补充。本文使用2010年1月到2013年8月七个知名白酒品牌城市价格面板数据,对2013年初茅台、五粮液垄断案所涉及的相关产品市场和相关地域市场界定进行了定量分析。本文使用了多种检验方法,建立综合量化评价体系,以避免单一检验所导致的错误市场界定。本文发现,53度茅台和52度五粮液等超高端品牌酒构成一个反垄断相关市场,其地域市场为全国性市场。本文的结论不仅对茅台、五粮液垄断案提供(事后)支持,对中国白酒行业将来可能出现的垄断行为,也提供反垄断执法基础工作的支持。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为使用价格检验法在其他领域的相关市场界定提供了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