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人力资本配置倾向性

基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背景和企业人力资本配置视角,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人力资本配置倾向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人力资本配置规模和质量。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提升内部管理能力和增加创新投入促进企业人力资本配置规模和质量提升。异质性检验发现：在中西部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和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人力资本规模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在东部地区、非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企业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本文的研究将微观企业行为拓展至劳动经济学领域,为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解决就业问题、实现高质量就业提供了经验证据。     

工业互联网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基于多时点PSM-DID的验证

工业互联网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物，是实施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技术支撑。本文基于2012—2021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企业数据，验证了工业互联网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微观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工业互联网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并通过安慰剂检验和稳定性检验证实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稳健性。异质性检验发现：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运用工业互联网对其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加显著。本研究结论可作为我国工业互联网政策实施效果的实证依据，同时为政府鼓励企业加大工业互联网的应用力度提供经验支撑。对此，本文建议：完善工业互联网政策体系，引导企业成为工业互联网发展的主体，缩小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地区差异。     

企业人力资本与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依赖人才支持,企业人力资本能否以及如何驱动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从员工学历与技能维度探讨企业人力资本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作用机制与经济后果。研究表明,企业人力资本能够显著促进数字化转型,该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企业人力资本能够提升企业的研发与创新能力并抑制管理层短视,进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人力资本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及内部薪酬差距小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经济后果检验证明了人力资本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生产效率与信息披露水平。本文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内容,并为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提供了新的启示。     

数字化转型、企业创新与价值提升

本文以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创新中介效应的视角，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企业创新在该影响中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和股权集中度不同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产权性质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而行业集中度在二者的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上述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和管理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创新

持续创新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灵魂，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发展如何赋能企业创新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焦点问题。以2009～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视角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基于不同方法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在数字化驱动创新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传导作用，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升信息披露质量进而推动企业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激励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加突出；西部、东部地区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的效果也略强于东北部、中部地区，其中西部地区最为显著。     

国际化程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本文以2015～2021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国际化程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化程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国际化程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表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效果。机制检验表明：企业财务柔性在二者的U型关系曲线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此外，QFII不仅使国际化程度和数字化转型之间的U型曲线更平缓，还使U型曲线的拐点左移。异质性检验发现，上述U型关系在非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样本中更为明显。经济后果检验显示，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企业能够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市场势力——理论机制与经验识别

借助A股上市公司2009—2020年数据,运用数据挖掘方式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论述和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高企业市场势力,在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进行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高企业市场势力。基于宏观环境和企业微观特征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处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市场分割程度较低的地区,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的市场势力提升作用更强。数字化转型成效也受到管理层治理的影响,董事网络中心度水平、高管的海外和金融背景均能给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优势。研究结论为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决策参考。     

融资方式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类型的影响

融资方式是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以2007～2020年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不同融资方式对不同类型数字化转型产生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差异。实证发现：总体上来看内源融资与股权融资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了促进作用,而且内源融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区分企业数字化转型类型后发现：内源融资对企业“应用型”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要大于股权融资;股权融资对企业“技术型”数字化转型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而内源融资对其影响不显著。此外,不同融资方式对不同类型数字化转型产生的影响随着企业融资约束、企业规模、生命周期和企业所处地区的不同而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基于该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畅通内源融资渠道、发展股权融资市场提高企业股权融资占比、完善风险分担机制,从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赋予企业新的发展动能，但能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至今尚无明确的论断。以2015～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文本数据挖掘的方法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并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且这一效应在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更明显。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与降低代理成本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因此，企业应积极运用新兴数字技术打造多元协调的治理平台，营造开放共享的公司治理环境；政府应加快出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扶持政策，对非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进行政策倾斜，强化数字化转型对公司治理的促进作用。     

企业参与碳交易能够提升ESG表现吗？——基于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分析

碳排放权交易能够将公众利益融于企业价值体系中,通过引导企业遵守社会规范、树立正确价值导向,对ESG表现的提升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21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使用多期DID模型,检验企业参与碳交易对其ESG表现的影响,以及数字化转型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参与碳交易对ESG表现具有显著提升效应;同时,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碳交易对ESG表现的提升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在CFO兼任董事或企业所在地区碳市场流动性更高时,企业参与碳交易对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与高排放行业相比,其他行业企业参与碳交易对ESG表现的影响更明显。本文丰富了企业参与碳交易和进行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为研究ESG表现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对提升公司治理能力具有借鉴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创新绩效

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创新绩效的效应与作用机理进行讨论很有必要。基于技术创新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2010～2020年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创新绩效,并将动态能力细分为创新能力、吸收能力、适应能力,探讨其中介效应,总结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创新绩效”这一作用路径。主要结论如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可靠;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创新能力、吸收能力、适应能力,且三者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着显著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低市场化程度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创新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提供了微观证据,为企业推动数字化转型、发展动态能力、提升创新绩效提供了明确启示。     

创业导向、动态能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以我国2015—2022年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创业导向—动态能力—数字化转型”路径机制,研究发现：创业导向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行业竞争程度强化了这一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创业导向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动态能力来促进数字化转型;异质性检验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而言,在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中,创业导向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强。研究结果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微观层面的前因研究及路径机制,对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构建数字经济系统具有重要启示。     

高铁开通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北大核心

在数字化转型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本文对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报进行文本分析与人工阅读,创新性地构建出企业进行实质性数字化转型的指标。在此基础上,借助高铁建设的契机,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高铁开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细分数字化转型的环节分析发现,高铁开通能显著促进企业研发层面的数字化转型。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高铁开通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高铁开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教育水平较低、初始交通禀赋较差的地区更明显。     

客户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协同治理还是嬗变失配

将客户数字化转型行为决策纳入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研究框架中,利用2007—2019年中国深沪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前五大客户数据,检验发现：客户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并且这种正向溢出主要表现为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该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协同和高管治理是客户数字化转型改善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两个作用渠道,从而证实数字溢出存在协同治理效果。此外,当客企关系性质良好、客企数字差距较大、企业融资约束较高时,客户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改善效果更好。研究结论不仅肯定了客户数字化转型引致的数字溢出能够改善企业非效率投资,为缓解企业间供需矛盾提供了解决思路;而且发现并验证了供应链数字溢出的协同治理效果,加深了各界对供应链数字溢出的学术认知,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头部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

随着数字中国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通过发挥头部企业优势来释放数字红利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区分头部企业和追随企业的基础上,本文将两类企业数字化转型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内,从理论层面考察头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追随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影响。进一步地,本文使用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头部企业数字化转型视角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头部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效提升了追随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机制检验表明,示范效应、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是其中的重要作用路径,并且头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大于负向竞争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头部企业与成立时间短的头部企业对追随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带动作用更大。本文为充分发挥头部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以大带小”的作用,推动行业内头部企业与追随企业数字化协同发展,缩小企业间的“数字鸿沟”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     

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质量与审计收费

本文选取2010～2022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准回归分析发现,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收费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越能够有效提高会计监督效率,从而提升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质量,减少审计师在信息收集方面的成本,进一步减少审计收费;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在地方国有企业和高科技类型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视角丰富和拓展了审计收费相关研究,所得结论对企业管理实践、提高审计资源配置效率、形成协同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专精特新”企业是数字化转型的领军者,是推动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文章基于2011—2021年度“专精特新”企业发布的财务报告数据,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上升显著地降低了企业绩效;在作用机制上,转型程度的上升增加了企业营销与研发活动的投入,提高了动态能力,但企业绩效显著下降。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中西部地区,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大。文章揭示了在数字化转型探索初期,“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为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提质增效提供启发与参考。     

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还是抑制

CEO作为企业经营决策的核心人员，对企业变革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目前鲜有文献关注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经多重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基于此，进一步分析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及产品市场竞争的调节效应，发现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及产品市场竞争均正向调节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研究结果明晰了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效应，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赋予CEO自主裁量权提供了经验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影响研究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数字产业化及产业数字化发展，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基于风险决策视角，本文以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受水平；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缓解代理冲突和融资约束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管理层薪酬激励水平较低、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且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受水平最终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效应。该研究结论丰富了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和企业风险承受水平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加强企业风险管理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以2008—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并增加了企业高管的超额薪酬。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赋予了管理层集中的决策自主权,弱化了外部对管理层经营管理行为的监督力度,增强了管理层利用其高度集中的权力影响董事会薪酬契约制定的能力,获得了更多与企业业绩不匹配的私有收益,从而降低了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内部控制质量或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企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负面效应会得到抑制。研究结论为全面认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为数字化转型公司高管薪酬契约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