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发展援助影响FDI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基于结构视角

文章运用扩展的solow模型在理论上分析了不同部门援助对FDI的影响机制,并以72个亚非国家的数据和动态面板模型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一、援助通过直接影响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两个渠道影响FDI;生产部门援助主要通过资本积累渠道影响FDI;基础设施部门援助和由一般预算支持、债务减免构成的其他部门援助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渠道影响FDI。二、72个亚非国家接受的不同部门双边援助对FDI的影响不同。社会基础设施部门援助和经济基础设施部门援助促进FDI的流入,生产部门援助与其他部门援助替代了FDI;经济基础设施部门援助对FDI的促进效果最好,生产部门援助对FDI的替代效果最强。因此,为提高援助效率,亚非援助国应增加经济基础设施部门援助,改善生产部门援助、一般预算支持和与债务减免的有效性。     

投资促进在FDI中的作用——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使用2003-2008年4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是否签署双向投资促进合作谅解备忘录作为投资促进的代理变量,使用个体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研究中国投资促进对FDI流入和流出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合作谅解备忘录签署对中国与OECD国家双向FDI流入产生正向显著影响,而中国同非OECD国家间FDI双向流动未受到其正向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对制定OECD国家和非OECD国家的投资促进政策分别提出了相关建议。     

空间溢出视角下中国对非援助的出口贸易效应

作为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援助已成为推动国际安全与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之一。使用2001—2017年40个非洲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空间溢出视角下中国对非援助的出口贸易效应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第一，中国援助对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提升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第二，受援国的基础设施显著加强了出口贸易的提升影响；第三，对低收入和沿海国家的援助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第四，援助具有门槛效应，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促进出口贸易。为提升中国对非援助的出口贸易效应，应完善援助与贸易互动发展机制、增加基础设施援助、推动中国对非援助的有效配置、增加对低水平国家的援助。     

国际发展援助概况

目前，所有西方发达国家、OECD所有成员国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对外提供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s，ODA）。研究各国官方发展援助的主要特点和运行规律，对提高我国对外援助的质量和水平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吸收FDI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引力模型为基础,利用1990~2011年40个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混合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显著地促进了各国对中国的投资,中国与发达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投资促进效果更好。     

中国与OECD国家服务贸易成本动态演变的研究

文章借助Novy(2006)改进的引力模型测度2000～2008年中国与OECD国家的双边服务贸易成本。从测算的结果来看,中国与OECD国家的双边服务贸易成本在总体上经历了平缓下降的过程。绝大部分OECD国家与中国的双边服务贸易成本呈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与此同时部分国家的服务贸易成本却基本保持不变甚至略有上升。文章利用随机效应模型,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对服务贸易成本进行分解,进而探讨了影响双边服务贸易成本的各种影响因素,最后揭示了研究的政策性涵义。     

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FDI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越来越大。本文利用1991-2003年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就FDI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这段时间里FDI对中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有显著的影响,FDI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但是在区域间的非均衡分布又加剧了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最后提出吸引更多的FDI到中西部地区、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对外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与机制研究

随着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不断增加,对援助增长有效性的评价成为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国内外学者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目前缺乏对该问题的系统阐述。对外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当前可归纳为"有效论"、"条件有效论"与"无效论"三类,援助影响受援国经济增长的机制可归纳为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公共支出以及国内消费四个方面。未来对外援助的经济增长效应应当重视援助资金异质性与国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应加强援助增长效应不同机制的对比研究,此外还应当拓展数据获取范围并注意数据处理对实证结果的影响。     

新兴市场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因素——基于美元因素和GMM方法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9个新兴市场国家(地区)的数据分别对影响FDI和短期资本流动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美国货币供给数量越大,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地区)的FDI和短期资本越多;新兴市场国家(地区)利率越高,越能够吸引FDI和短期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地区)货币升值幅度越大,短期资本流入数量越大,但会抑制FDI流入;通货膨胀率上升导致FDI流入减少;投资风险水平越高,越不利于FDI和短期资本流入.这些结论带来的启示是: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给新兴市场国家(地区)资本流动带来巨大影响,短期资本流入、汇率升值、通货膨胀率上升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新兴市场国家(地区)在实施提高利率、减少货币供给量等政策时必须权衡利弊,综合考虑以上因素.     

中国提出促贸援助三项建议

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目前率团出席"促贸援助非洲区域高层对话会"。会议旨在通过援助方与受援方的交流,使援助能切实有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提高这些国家的对外贸易能力,最终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人民币汇率与FDI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关系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对1979—2008年度人民币双边实际汇率与美国、日本和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对美国而言,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不仅不会导致中国FDI流入的减少,反而能够促进FDI流入的增加;对日本和欧盟而言,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与其对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美、日和欧盟而言,我国的开放度和政策的稳定性对它们的对华直接投资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中国对非援助是“新殖民主义”吗——来自中国和欧盟对非援助贸易效应对比的经验证据

中国将对外援助与贸易促进相结合的经贸合作方式被以欧盟为主的西方国家视为"新殖民主义",但欧盟作为非洲国家的前宗主国,援助与贸易是其保持在非洲影响力的重要手段。那么,中欧对非援助的贸易效应是否存在本质不同?为回答此问题,本文以2003—2013年中国和欧盟对非洲30个国家的援助数据建立引力模型,以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虽然中国和欧盟对非援助贸易效应的表现有所不同,但双方的对非援助均有贸易方面的考虑,援助的贸易促进动机并非中国所独有的特点,也不是中国对非援助的唯一动机,"新殖民主义"的论调无从谈起。尽管如此,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中国有必要积极探索南南合作—南北合作的新模式,加强与欧盟国家在非洲的合作,实现三方合作共赢。     

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距离方向与双边直接投资

本文评估了文化距离对双边FDI的方向效应,发现这种方向效应主要来自地区间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距离的作用。当投资方向为不确定规避能力比自身差的地区FDI时,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距离对双边FDI产生显著负影响;当投资方向为不确定性规避能力强的地区FDI时,则产生显著正影响。同时这种方向效应在低不确定性规避国家FDI交往时表现的尤为敏感。中国作为低不确定性规避国家,在向不确定性规避能力比自身强的地区FDI时,应选择与其不确定性规避文化距离较大的地区;在向不确定性规避能力弱的地区FDI时,应选择该文化距离较小的地区。而中国在吸引不确定规避能力弱的地区FDI时,应选择不确定规避文化距离更大的地区;在吸引不确定规避能力强的地区FDI时,应选择不确定性规避偏好相似的地区。     

服务业FDI、吸收能力与国际R&D溢出效应——一项跨国经验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运用41个国家2005-2011年的面板数据,基于东道国吸收能力的视角,测算并考察了服务业FDI的R&D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服务业FDI的R&D溢出会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主要体现在对技术效率的改善上。国内R&D投入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并不显著。第二,东道国吸收能力中,人力资本以及制度因素能够显著促进服务业FDI的R&D溢出,但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却阻碍了东道国这一途径的技术吸收。第三,分样本研究中,OECD国家服务业FDI的R&D溢出效应显著,而非OECD国家这一效应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塞尔维亚接受国际援助的回顾及发展趋势

随着2000年塞尔维亚走上民主发展的道路,作为欧洲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塞尔维亚开始接受双边和多边国际援助。与此同时,塞尔维亚提出了"回归欧洲"的政策口号,符合欧盟把西巴尔干国家纳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战略构想,因此,欧盟对塞尔维亚的发展援助是在其对西巴尔干政策的大框架内展开的,以引导塞尔维亚向欧洲社会民主模式转轨,最终实现欧洲一体化。本文简要介绍了塞尔维亚接受国际援助的总体情况和发展趋势,着重介绍塞尔维亚接受欧盟援助情况,并对国际援助的作用作简要分析。     

税收饶让抵免对涉外投资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

为研究双边税收协定中饶让抵免条款对我国涉外投资的影响效应,运用2003~2010年37个国家的宏观面板数据,通过一个简单的实证分析模型分别检验了外国予以我国的税收饶让对外国对华直接投资（FDI）的影响以及我国予以外国的税收饶让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DI）的影响。结果表明,税收饶让明显刺激了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但并未发现税收饶让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据此,建议在进行双边税收谈判与协定签订时,既要争取外国对我国的饶让抵免优惠,也要积极给予对外投资战略合作国家以税收饶让,从而充分利用国际税收协定,促进国内战略资本的优化布局,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协调。     

高层领导政治互动与中国FDI规模及相对波动

文章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国家间高层领导政治互动与我国FDI规模及其相对波动程度的关系,并运用1992-2010期间的有关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与投资国双边高层领导的政治互动显著提高了我国FDI的规模,降低FDI的相对波动水平。但在不同分位点上,双边高层领导政治互动的作用有所差异。具体而言,当FDI规模较小时,双边高层领导政治互动对投资规模的促进作用较强;当FDI的相对波动程度较大时,双边高层领导政治互动降低投资相对波动程度的作用越显著。     

中国对非援助的实际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00—2014年中国对非援助跨国面板数据，检验了中国对非援助的实际成效。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外援有效促进了援助双方的政治互信和经济互融，而受限于中国外援项目主要模式单一，忽视“软”援助且在技术溢出、文化互通方面尚存在优化空间；异质性分析显示，以基础设施为主的“硬”援助、减让性要素最多的官方发展援助以及直接拨款的援助方式对政治互信的影响更具优势；以免费技术援助为典型的间接援助方式是促进中非双方技术合作的良好通道；扩展性分析显示，对于非洲地区的国家，石油资源越多，并不意味着越能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援助；在考察了援助与非洲当期及未来石油开采之间的关系后尚未发现中国外援“资源掠夺论”的合理依据。本文研究结果符合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应有之义，对制定对外援助战略方针、推动国际发展合作有一定参考意义。     

RTAs框架下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0—2021年全球50个代表性经济体的双边数字服务出口数据,采用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贸易创造效应。结果表明:缔约国之间签订的RTAs中,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承诺水平越高,双边数字服务贸易规模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显著;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细分为数据流动规则、数据本地化规则和数据保护规则后发现,数据本地化条款对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强;相较于其他部门,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金融服务的贸易促进作用更强;缔约国整体的经济自由度水平越高,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效应越小;缔约国之间的数据监管环境差距越大,跨境数据流动规则越能促进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跨境数据流动规则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缩短制度距离和扩大出口国的双向FDI规模促进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研究结论证实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为我国有效制定数字服务贸易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     

海外人力资本回流对FDI技术外部性的影响

本文将人力资本分为国外人力资本和国内人力资本,以中国为例,采用9个OECD国家的1980-2011年共210个观测值作对比,用定量分析方法探究不同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并得出结论：国内人力资本与国外人力资本皆对FDI技术吸收能力产生积极效应,且综合指标比分别的单独指标对FDI技术溢出效应产生更大的影响,海归型人才与非海归型人才相比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