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的内部救济

明清时期,由于人地矛盾加剧、自然灾害频发、战争摧残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徽州宗族部分族人生存状况趋于恶化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之中。族人的贫困处境引发了秩序动荡、伤风败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为了有效维持族人的基本生存及宗族社会秩序的稳定,徽州宗族非常重视救济贫困族人,并通过设置义田、义仓、学田、义屋、义冢等途径积极开展内部救济,以帮助弱势族众战胜困难、渡过难关,实现了宗族社会正常的持续的惯性发展。许多徽州宗族在实施族内救济时,通过增设各类禁止性与惩罚性的附加条件或条款以约束、控制族人。     

明清时期徽州的宗族与保甲推行

明清时期徽州境内的保甲推行得到了当地宗族组织的支持与配合。徽州宗族推行保甲的举措主要包括:(一)在族内实行门房支派、家户、家丁等不同层级的轮流承管制度,以分担保甲之役;(二)通过摊派或鼓励捐助等方式在族内设立保甲银等固定基金,对承充保甲之役人员实行津贴制,以确保保甲之役的顺利完成;(三)针对一些族人经商外地,难以及时承充保甲之役,在族内实行雇役制,商人则需承担相应的费用;(四)异姓宗族在保甲之役承充方面进行着有效合作,主要根据各自的人口、钱粮等实力因素,实行朋充或轮充制,以分担保甲之役。徽州宗族在保甲之役承充方面的合作,有较为细致明确的分工,灵活而富有弹性。由于保甲制的推行和保甲组织的运作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和官方背景,因而,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与保甲之间的良性互动,实质上是徽州族权与封建政权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一种反映。     

徽州宗族研究的新进展——读陈瑞《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社会控制》

正在中国传统社会,徽州之所以能够成为颇具典型意义的区域,除了独特的地理环境外,还端赖于徽商与宗族的支撑作用。多财善贾的徽商为徽州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得到财力挹注的宗族在组织和制度方面不断完善,成为推动徽州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徽州宗族也由此被称为"正统宗族制传承的典型"、"宗族发展的徽州模式"。由于徽州宗族与徽商、新安理学、徽州历史文化     

清代中后期徽州宗族社会的松解——以《黟县一都榆村邱氏文书》为中心

黟县榆村邱氏宗族遗存了280余份文书,时间跨度达330年,从中我们可以知道该宗族的近代变迁情况:在本土的迁徙、大量的增置财产、频繁的异姓承嗣及广泛地与其他宗族的经济合作等,由之可以窥见传统徽州宗族社会在清代中后期的松解及近代特征的出现。具体表现在:宗族血缘性的松解促进了各宗族之间的融合,社会性宗族的观念得到培养;聚族而居的松解淡化了宗族的地缘性,强化了村落的社会性;经济合作的加强冲击了传统宗族及家庭的分立性,宗族之间的经济共同体意识得到强化。     

敬宗睦族氛围下的近代徽州族田分布——以绩溪县为中心的考察

土改调查的大量统计资料显示,近代绩溪族田的分布呈现普遍、高水平不均衡的态势,这基本反映了整个徽州的状况。宗族为了建立稳定秩序,开展规模大、程序多的敬宗睦族活动对族田的需求,是产生这一态势的根本动力,而宗族分布的差异以及族田来源渠道的不同,是造成族田分布不均衡的直接原因。     

论唐代乡族势力与乡村社会控制

唐代乡村社会中由具有文化背景的士人、具有仕宦背景的退职官吏、乡县胥吏和乡豪构成了乡族势力。由于根植于乡村,所以他们关注乡村社会的全部生活;又由于乡族势力是政府基层行政与地方宗族的混合体,国家通过这些乡村领袖完成了国家基层行政组织与乡村宗族组织共同控制乡村社会的目的。     

从清代安徽经济社区看基层社会乡族组织的作用

乡族是区域基层社会中众多族姓基于公共事业活动和文化信仰而形成的、共同领导和协调公共事务的实体组织。清代安徽各家族、宗族组织 ,在以市场网络、水利设施为标志的共同的经济活动中 ,组成了“互动”“共生”的乡族组织 ,由邑绅为代表 ,共同统治着基层社会的经济社区。这一模式 ,在对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研究中 ,应该给予充分的关注。     

清至民国徽州族田地权的双层分化

清至民国,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相应地徽州族田也受到总土地制度变迁的影响。清朝时期,宗祠或公堂逐渐失去了对佃农的强势地位;族田出现双层地权分化并逐步加深,单纯的宗法土地所有制被打破。民国时期,族田地权分化更加普遍,宗族主要掌握族田的田底权,田面权则主要被佃农分割;徽州祠堂只能作为一个普通土地拥有者参与土地租佃和交易。     

近代乡村财产继承习俗与南北方宗族社会

本文主要利用民国期间全国性调查资料，对南北方乡村财产继承习俗作比较分析。本文认为，近代南北方乡村财产继承习俗反映了以宗祧继嗣为基础的宗族社会财产继承制度特点，但中国乡村财产继承制度并不是某种高度一致宗祧继嗣观念的简单展开，宗祧继嗣观念本身就具有民间性，各地财产继承习俗与各地的社会生活需要具有密切关系，受各地的社会经济及历史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各地的宗族关系严重影响财产继承习俗；同时财产继承习俗也影响乡村宗族关系的成长。     

徽州宗族公匣制度的活态传承——基于祁门黄龙口汪氏宗族的个案调查与研究

公匣制度是徽州宗族管理的制度之一。祁门黄龙口汪氏宗族至今仍沿用公匣制度,收藏和管理完整的三大箱族谱与文书。本文结合田野调查和文献文书,对历史上黄龙口汪氏宗族的公匣制度以及现代的活态传承展开研究,探索近现代进程中微州宗族文化的变迁和传承。     

明清徽州乡(村)规民约论纲

明清时期徽州的乡(村)规民约，作为某一特定乡村地域范围内，由一定组织、人群共同商议制定的某一共同地域组织或人群在一定时间内共同遵守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共同规则，其内容极其丰富，类型异常繁夥，地域特色十分鲜明。这些乡(村)规民约事实上就是明清时期徽州乡村社会的习惯法。它起到了维持徽州乡村社会既定秩序、维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联系，进而维护乡村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     

开户立籍与田产之争——以明清时期黄姚社会变迁为中心

明清时期是广西府江流域社会变迁的重要阶段.府江流域的僮人逐步被纳入到王朝的权力体系之内.僮人在登记入籍的过程中在经济、文化、政治上,与政府以及地方社会中不同的利益群体展开复杂的对话与互动.本文以府江流域昭平县的黄姚镇为具体个案,分析这一区域在明清时期变迁的过程.     

环境变迁与村民应对:基于明清黄河小北干流西岸地区的研究

明清时期,黄河小北干流地区经历了重大的环境变迁,即黄河经常泛滥决徙。本文通过档案资料、鱼鳞图册及其他文献,对黄河小北干流西岸地区黄河泛溢决徙进行梳理,概括出对沿河村民的影响,并力图证明黄河小北干流西岸地区村民通过迁移或另建村庄、安排滩地、选择作物、改变营生方式等措施,以应对环境的变迁,体现了一种特殊的人地关系。     

生态环境的恶化与乡村社会控制--以清代徽州的棚民活动为中心

从明后期开始进入徽州地区的外地棚民，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制约下，此类经济活动耗费了大量的资源，破坏了徽州农村的生态环境，损害了地方和国家的利益。针对这一问题，清代徽州乡村社会各种民间力量和官方联合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禁棚民运动，取得了预期效果。     

明清晋陕地区民间水利事务管理探析

晋陕地区地处典型的欧亚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年降水量偏少且呈明显的季节性分布,农作物生长、丰收对人工灌溉的依赖很大。明清时期,伴随着水资源短缺的严峻形势和官方对水利事务管理的收缩,晋陕两地农村水利事务呈现出以乡绅为领导核心的民间管理趋势,水利规约成为民间水利事务管理的制度形式。民间水利事务管理模式的运行,减少并弱化了成员在用水过程中的投机行为、降低了水利纠纷发生的可能性和水利纠纷的诉讼成本。但是,监督体制的缺失和普通农民参与管理的能力不足,使得这种管理方式的效用发挥是有限度的。因此,以史为鉴,协调好国家政权、乡村精英和普通民众的关系,重视民间力量,最大程度地发挥农民阶层的水资源自主管理作用,是解决好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的有效途径。     

明清商人与木材贩运

明清时期我国出现了名噪一时的地域商帮集团,随着生产发展和人口增加,社会对木材的需求量加大,促进了木材商业的兴盛,对我国封建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演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传统仓储制度社会保障功能的近代发展--以晚清苏州府长元吴丰备义仓为例

仓储是我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设施，主要起赈济灾民的作用，保障面较窄，保障层次也不高。但通过考察晚清苏州府长元吴丰备义仓可以发现，在近代化大潮的冲击下，仓储制度不仅在管理方面发生了变化。其社会保障功能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保障的面不断扩大，保障的层次也有所提高。丰备义仓的经验对于我们当今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不无借鉴意义。     

经济重心南移浪潮后的回流——以明清江南肥料技术向北方的流动为中心

经济重心南移后,南方成了国家的基本经济区,在明清时期,南方农业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提高,尤其是江南地区农业发展更是达到了传统社会的顶峰,其时江南发达的农业技术开始向稍落后的北方地区流动与传播。本文以肥料技术为例,分析江南肥料技术向北方传播的原因、途径及其结果,并结合技术转移过程中技术输入地的环境对其技术选择的影响来分析这次技术转移收效甚微的原因,以提出关于历史上技术转移的若干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