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基于政府财政层级变革的分析

目前,地方财政日益困难,已经影响到地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地方财政困难根源于各级地方财政关系混乱,事权与财权高度不对称。解困的根本出路在于规范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进行财政体制创新。但是,若按现有过多的政府财政层级去规范各级地方财政关系,基层财政则没有出路。因此,要真正规范各级地方财政关系,彻底解决地方财政困境,须着眼于改革政府财政层级,构建中央—省—市(县)三级财政。并以此为基础,合理划分各级地方的事权和财权。     

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国税机关与地方财政利益之关系分析

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形式，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在当前我国分税制体制下，国税机关与地方财政利益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笔者仅从实际工作对其关系进行简要阐述。一、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国税机关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１９９４年我国实施了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税务机构分设为国税和地税两套机构，国税系统实行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管理，地税系统从省以下实行垂直管理。由于机构分设，国税机关主要负责征收中央级税收以及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收，有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县（市）级政府领导还不完全了解国税征收的税大部分再…     

从财政分权看我国地方政府发行公债的必要性

举债权是规范的分税制赋予地方政府应有的财权。在财政分权的框架下,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是题中之义。本文首先从财政分权理论出发,指出发行市政债是地方融资平台的替代措施。     

我国地方财政风险：分析与对策

在市场经齐条件下，任何经济活动都充满不确定性，财政作为一种政府经济活动也不例外．所谓地方财政风险就一般而言，是指地方政府在组织财政收入和安排财政支出的过程中．由于财政制度和财政手段本身的缺陷和多种经济因素的不确定性而造成的困难和损失的不确定性，由这种不确定性从而导致风险     

从财政体制变迁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财政体制改革对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有着及其重要的影响,从财政体制改革的视角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以我国财政体制变革为背景,分析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随之不断调整变化的过程,提出合理而完善的财政体制是形成和谐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根本途径。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以来是中国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质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和利益分配关系,而财政体制决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的获取     

我国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存在的问题与治理

我国通过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将事权和财权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了较为规范的划分，使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得到了增强，但同时地方财政管理体制所存在的问题仍然较多，突出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责不对称，地方政府间财政级次过多，分税制改革未贯彻到基层财政等，导致省以下基层财政困难加剧。     

信息时代金融中介的命运——金融中介理论的不同视角

一、问题的提出信息时代已经来临,互联网络技术的发展、交易技术的进步和金融市场的完善有效地减少了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了交易成本,极大的提升了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的运行效率,按照基于交易成本(包含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交易成本)的金融中介理论,如果金融市场上的信     

开设本土股指期货对我国金融市场秩序的影响研究

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目前全球机构投资者及个人对中国内地股票相关产品的兴趣与日俱增,世界金融界对中国股市给予了更多的关注。香港交易所于2003年12月8日推出了H股指数期货,这是港交所继红筹股指数期货、MSCI中国自由指数期货之后又一关于中国大陆股票的指数期货。2004年10月,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正式推出中国股指期货,目前新加坡交易所正在紧密锣鼓地计划推出中国A股股票指数期货。新加坡交易所的一位高层人士最近表示,上市中国股指期货“是新加坡交易所为抵消欧洲美元期货交易量下滑而采取的争取亚太地区衍…     

中国经济增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效应的比较分析

1990年代末，中国政府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制订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哪项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大？笔者运用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论证得出近年来财政政策的效应更大。     

厦门板块:特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评2003年上市公司第三季度季报

厦门已有16家上市公司,市值占全市GDP五成多,证券化比率达到较高水平.目前,16家上市公司通过发行新股、配股、增发等方式,累计从证券市场筹资60多亿元,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从2003年第三季度季报上看,截止2003年9月30日,厦门16家上市公司平均每股收益为0.23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7.2%.在16家上市公司中,夏新电子、厦门建发、厦门汽车、厦工股份、厦门路桥、厦门国贸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厦门机场、闽灿坤B和雄震科技业绩相对稳定.创兴科技、好时光和新宇软件重组后表现差强人意.     

关于稳健原则适度应用的思考

本文详细描述了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概念 ,并从五个方面建构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的支持系统。     

关于促进发挥中部比较优势的财政对策研究

党中央、国务院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区域发展,提出了中部崛起战略,为中部地区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胡锦涛同志强调,要鼓励各地区着重发展具有市场竞争力和比较优势的产业。温家宝同志指出,要充分发挥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综合资源优势和工业基础、科技实力的比较优势,加快发展有     

1938年，一个查赈者眼中的扎坝

1938年,对于扎坝而言,自然与人为的震动,犹如咆哮的鲜水河,无情洗刷着村寨中每一位纯朴而善良的村民。长征的红四方面军,自从1936年陆续离开后,国民党县政府和当地土司的“秋后算账”便连绵不断,村村清查,户户过关,扎坝归属的道孚县,两年之内,红军伤病员和红军成立的“波巴依得瓦政府”工     

How the German crisis of 1931 swept across Europe: a comparative view from Stockholm†

According to conventional wisdom, the fall of the Swedish currency in September 1931 was caused by the sterling crisis.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the road towards devaluation began earlier and that financial linkages with Germany proved to be more important than Sweden's economic and monetary relations with Great Britain. It all started in late 1929 when the Swedish financier Ivar Kreuger gave a loan to the German government in exchange for the match monopoly, thus tying his business ventures to Germany's solvency. In addition, a part of this loan was financed by large US dollar credits from the two largest Swedish banks that, in turn, accumulated a sizeable foreign short‐term deficit. When in June 1931 the German fiscal crisis began to escalate,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ceased to consider Sweden a safe haven because they knew about the linkages between the German government, Kreuger, and the Swedish banking system. This downgrading,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foreign short‐term deficit of the banking sector, proved lethal for the reserve position of the Swedish central bank, once the international liquidity crisis in mid‐July 1931 erupted. The sterling crisis only put the final nail in the cof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