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包产到户”做好了被撤职的准备

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 1975年，我来到了滁县任职，历任滁县地区革委会主任、副书记、书记。 1977年上半年，我们组织了300多名干部，深入到400多个生产队进行调查，并向省委上交了报告——《关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查情况和今后意见》。     

肥西县委包产到户政策放宽时间考析

安徽省肥西县是中国农村改革重要的先行县,其相关实践在中国农村改革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1979年2月,安徽省委就决定在肥西县山南公社试验包产到户,1980年5月,邓小平即以肥西为例,肯定农村政策放宽“效果很好”。迄今为止,对肥西县委有关包产到户的态度和行动尚无较详细的研究。本研究通过对相关材料梳理分析发现：省委许可包产到户试验前,肥西县委于1978年底决定包产到户只搞一季。省委在山南公社开展试验后,包产到户在全县迅速发展,肥西县委尝试“重新组织起来”,推广“三定一奖”。1979年8月,肥西县委又希望以“大包干”代替包产到户。1979年12月,肥西县委放宽政策。1980年1月,全县约九成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肥西县委的政策选择,是农村改革在破冰时期砥砺前行的经典例证。     

跨度25年的一课——读《中国包产到户第一县》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自然会首先想起最初启动这场伟大变革的农村改革,想到"包产到户"。我国农村最早出现"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那一年开始就搞"包产到户"的,全国有四个地方,而在县委领导下,     

1978-1984年农村改革之中央、地方、农民的互动关系研究--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中心

上世纪70年代末发轫的农村经济改革,是党和政府为克服传统体制弊端,进行体制创新的重大举措。农村改革初期,围绕着“双包制”展开了激烈交锋。本文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从政策层面,探讨1978—1984年农村改革之中央、地方、农民的互动关系。     

“包产到户”的先行者：“永嘉三杰”

新中国建立之后．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农业合作化、公社化的整个集体化过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农村改革的这三十来年的时间里．“包产到户”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在集体化脱离合作制的正道．出现严重危机时．人们寄希望于“包产到户“：而真正全面实行，则在经历了一场伟大的体制变革之后。     

为民敢闯阳关道——甘肃省陇西县“包产到户”首开农村改革之先河

邓小平同志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为了能够让老百姓吃饱肚子、摆脱贫困，中共甘肃省陇西县委在张自强同志的带领下，顺应民意，于1978年秋季在碧岩公社红崖湾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最早揭开了农村改革开放的序幕，谱写出了一曲共产党人追求真理、心系群众、解困求存、促进发展的历史壮歌。在全国上下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今天，我们刊发甘肃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张泽林同志撰写的《为民敢闻阳关道——甘肃省陇西县“包产到户”首开农村改革之先河》一文，让读者了解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真实背景、历史渊源和艰辛道路，让读者进一步理解中国为什么要实行改革开放、为什么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深化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怎样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怎样正确对待群众、怎样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从而唤起大家的奋发激情，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团结奋斗。     

马寅初先生与“包产到户”的一段情缘

马寅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他提出的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新人口论》及为此所遭受的错误批判,早已家喻户晓。可马先生1962年支持农村“包产到户”,并与被毛泽东批判的一位“单干理论家”之间,有着一段堪称佳话的情缘,可能就鲜有人知了。我是在浙江的一次调研中偶然得知的。     

马凯强调：2006年要着力做好“六个务必”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凯在今年12月底开幕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强调，2006年是“十一五”的开局之年，一定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巩固和发展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好势头，为“十一五”规划的顺利实施开好局、起好步；就发展改革系统来讲，明年要着力做好六方面工作：务必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务必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上有良好开端。     

春上柳梢头农业再升温——两会"三农"问题的热点与亮点综述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在饥饿的逼迫下偷偷按下“包产到户”的手印，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从此拉开。自1984年中国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之后。农村一度几乎被遗忘。     

我最看不起“看不起农民”的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很多人富了起来。但给人们提供食物和生活所需的农民，却越来越被人瞧不起，甚至遭到歧视，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更令人感到不能理解的是少数干部对农民的感情也很淡漠，在制定政策和处理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城市人和农村人区分开分，使农民不能得到同等的“国民待遇”。前不久，在重庆市发生了三个女孩来死于同一场车祸的惨剧，     

被遗忘的角落:"非转经"国有资产管理

“非转经”是指行政事业单位在保证本单位正常运作的前提下,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通过出租、出借、对外投资、合资、合作、入股、创办经济实体等方式,将一部分非经营性国有资产转作经营使用,并征收资产占用费的经济行为。行政事业单位收取的资产占用费,一部分可投入本单位进行固定资产更新改造,另一部分可投向行政事业单位扶持的、有发展前途的经营实体。“非转经”不仅可以弥补事业经费的不足,而且可以提高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益,增强行政事业机构活力。     

坚持科学发展观,做好巴彦淖尔市十一五"规划的编制工作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明确了本世纪头20年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而"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承前启后的阶段,也是巴彦淖尔市经济建设全面发展,实现跨跃式增长,迈向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因此,做好"十五"计划实施的总结,准确分析判断当前和今后巴彦淖尔市的总体态势,编制好"十一五"规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呈现平稳发展的态势，但制约中国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障碍和难题依旧存在。对于一个农业大国，如何更好地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三农”问题，本文试图提供一些思路。     

工业化与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途径

一 回顾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历程,可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农村必须经历三次深刻改革,才有可能引导农民最终走上富裕的道路,从根本上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三农"问题.第一次是从僵化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下解放出来,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第二次是从极其有限的土地禁锢中解放出来,在农村地区发展二、三产业.这两次变革已经基本上完成,现在正经历着第三次的变革,即从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实现城乡一体化,使农民同城市市民一样,享有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被透支的"中国制造"

“中国制造”携“物美价廉”之威在国际市场大行其道，随着贸易额的不断增长，一个流行已久的看法正在加强：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价格低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下，只要把自己定位在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制造上，不断降低成本，以低工资取胜，即使是用别人的品牌，为别人打工，也可以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扩大市场份额，获取利润。     

“非正式对话”传达了什么

应西方七国(简称G7)财长邀请，我国财政部长金人庆和央行行长周小川10月1日参加了中国与西方七国财长和央行行长非正式对话，就全球经济重大问题等交换意见。西方七国集团由美、英、法、德、意、加、日七个发达国家组成，是全世界的“富国俱乐部”。中国首次受到邀请，说明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已经举足轻重，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应有尊重。因为，没有中国参与，世界的很多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很难决策，即使作出了决策，也很难实施，就可能招致会议本身的影响下降。中国的影响凸显出来。     

菲律宾的"747经济计划"及其前景

本文就菲律宾“747经济计划”的内容、实施和面临的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打造现代"地主"--论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农村改革稳步推进,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实现了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但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还存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农民收入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而且制约了甘肃省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农村社会进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要解决这一问题,在搞好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以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同时,还必须根据甘肃省农业和农村的实际,大力打造现代"地主",为全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城乡统筹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新出路

当前,党中央明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列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把社会更加和谐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进而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为达到这一发展目标,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给“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子,跳出“三农”看“三农”,以城市发展带动农村发展,这在现阶段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的政协提案是关注"中部塌陷"

1991年，我在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担任总工程师，从1993年起，兼任武汉市政协副主席；1998年起连任两届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同时连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中部崛起的问题。